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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梅正嘉老师 文/杨 政 
从上往下第二排右一是梅正嘉老师 1962年9月，我进入重庆市第37中学念高中。那时，它是重庆市一所普通的中学，没有重庆一中、三中、四十一中、二十中、西师附中、重师附中那六所重点中学那样的响亮名气。不过，它却是重庆市大渡口工业区唯一的一所完中，拥有全区唯一的足球场。而且，学校的教师——至少是给我们任课的高中部主科教师，绝对不亚于任何一所重点中学。物理老师梅正嘉就是其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高1965级共招有3个班，我被分拨在1班，就学生来源而言，应该是我们年级最有特色的一个班。37中学是一所走读学校，主要招收家住大渡口的重庆钢铁公司的职工子女，以及附近农村的子女，但不知为何，我们班别开一面，另招收了近10名家住市中区（现重庆渝中区）和几名家住中梁山农村的同学，他们自然只能住读。此外，还有一名转业军人，共产党员，被班主任指定为班长。那一年，我们能升学读高中，完全是一种偶然，一种历史的幸运，具体而言是打了个时间差。1962年大中学校招生，尽管也实行阶级路线和政审，但因经济调整和政治原因，考试成绩优秀的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也能升学，但入学后不到一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根本扭转了注重经济的战略方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此招生急剧左转，而我们这批1962年有幸进入高中的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在1965年高考中，几乎全军覆没——此是后话了。我班同学阶级成分构成十分复杂，市中区的同学没有一个是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而是资本家、伪军官、银行伪职员、工商业兼地主、商人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中梁山农村的几个同学中，则有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至于重钢职工子女，除了工人家庭的，还有医生、教师、小商、工程技术人员，尤其是肖同学的父亲，乃是重钢第一号大右派；我母亲也是重钢两所子弟小学中唯一的一名右派分子，父亲则是民国伪政府财会专员。在欢迎新生入学的校会上，女校长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北大清华；而不到一个月之后，在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校会上，学校党总支书记宋某某就坚决否定了校长的讲话，要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不走白专道路。尽管班主任张老师（党员，兼任政治课）严格执行中央精神，但其他教师却依然一如既往，注重学生的品德与知识教育。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梅正嘉老师的表现尤为出色出格。刚进校，任物理课的是胡老师。他讲力学，声音洪亮，气血十足，知识要点梳理得也很清楚。不过他的学历不高：在本校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学校重点培养对象，中共党员，担任高中部物理教研组组长，兼任3班班主任。文革结束时，胡老师双喜临门：儿子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自己也官至大渡口区教委主任，不过时间不长，便英年早逝了。高一下学期，胡老师的物理课换成了梅老师（通常换老师，至少是一学年一换），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我们早有耳闻。梅老师中学就读于重庆一中，后考入四川师范学院物理系，有人幽默地说：“学理科的缺乏艺术情趣，男男女女都长得歪瓜裂枣的。”姑且不论这话是何动机，是否靠谱，梅老师的存在就是对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梅老师一表人才，英俊潇洒，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然而，毕业分配却瞎了眼，把他扔到重庆最小的区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他提着行李去报到，问：37中在何处？答曰：九宫庙。什么，让我进庙当和尚？他倍感压抑委屈。更重要的是，学校并不把这个中学大学的高材生当个数，他就像烧白搁在酒杯上——撅起了。他第一次登上讲台，就手捧一个亮闪闪的玻璃镜框，里边装嵌着自己的烫金大学毕业文凭。立意十分清楚：俺是大学本科毕业，正规科班出身，不像那些连大学门朝哪方开都不知道的人。那时正是饥饿之年，粮票布票都很紧俏，他年轻气盛，忍不住在课堂上发牢骚：“你们看，我1米75的个头，每个月才23斤口粮，别人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却是没有上顿盼下顿，清早起床就饿得清口水长流。哪位同学行行好，可怜可怜你们的梅老师？你们不是想入团吗？我拿这个团徽换二两清稀饭。”说着，他从胸口上摘下那指头般大小的火红团徽，放在讲台上，“谁来换啊，抓紧时间，现在不排队。”他又说：“1年发1尺8寸布票，亏这些人想得出来，扯条游泳裤都不够……”这些牢骚话，不可能不传到学校领导那儿，很可能他也为此挨过不少批评，加上如今形势变了，狠抓阶级斗争，后来给我们上课时，他收敛多了。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学校重点栽培胡老师的既定方针未变，梅老师心上的阴影不可能飘散。但他改变了策略，不再在课堂上赤裸裸地发社会牢骚，而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让聪明的学生当裁判。或许他知道我们班不少同学跟他一样，遭受阶级路线的打压，苦大仇深，臭味相投，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给我们上课也特别认真、卖力，讲得生动风趣，恨不能把平生本事都传授给我们，并认定我班日后会“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第一堂课，我们全班就眼睛一亮，只差没有惊叫出声。梅老师高挑个子，五官俊美。整洁合身的蓝咔叽中山装，笔挺的西裤，亮铮铮的黑皮鞋，左上兜别一支派克金尖钢笔，浓密的头发往后梳成飞机样式，瘦削的脸庞上，高挺出恰到好处的鼻梁，凹进的眼眶，薄薄的嘴唇，棱角分明，像是古希腊手艺高超的工匠精心雕凿而出。那时还没听说帅哥这个词，我们只能称他美男子。他思路敏捷，逻辑严谨，吐辞清晰，妙语连珠。在他嘴里，物理课不再是枯燥乏味、深奥难懂的硬骨头，而是味道鲜美的熊掌燕窝，生动而有趣。他像是给物理课本施了魔法，我们不再望而生畏，而是急切地期盼每周有限的几节课。自习课上，不少同学翻阅《科学画报》和参考书，演算物理竞赛习题，我们班不自觉地掀起了物理热。声学课，他腋下夹着黑色的小提琴盒，步履矫健地登上讲台。他打开琴盒，取出小提琴，塞入腮下，优美地运起琴弓，整个教室飘逸出《梁祝》的优美旋律。一会儿“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一会儿“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全班同学听得如醉如痴，这哪里是物理课，简直就是初中部卢建苇老师在上音乐课。梅老师收住琴，不紧不慢地说：“同学们，再来听听这个。”他拿出亮闪闪的音叉，那是物理课教具，轻轻敲击了几下，叮叮叮，也还悠扬动听，但梅老师说：“同学们，明白了吧，不管是音叉还是小提琴，只要物体振动，就能发声。但我们不能只听音叉，有的老师一辈子就只懂得敲音叉，学生很快就忘了声学的原理。孔子曰，学习最重要的是能举一反三。你们听了梅老师的小提琴，就进入了声学的大门。”讲到抛物线原理，梅老师一边在黑板上画示意图，一边一本正经地说道：“同学们，今后，如果你们驾驶轰炸机来轰炸37中，有人会说，大家不要慌，要镇静，等飞到学校正上方，再瞄准投弹不迟。而我梅老师告诉你们，那样做就偏离目标了，因为炸弹的下坠力与飞机平行飞行的力，将会形成一个抛物线，你必须计算好在尚未飞到学校上空时，就开始投弹……”说完，他用粉笔分别扔出垂直投弹和抛物线投弹的两种不同效果。男生领会能力强，上体育课投掷手榴弹都往上扔抛物线，可女生们老是直线扔出去，几米就掉地了。为了与胡老师的先进班一决高下，梅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课外物理小组，经常给我们开小灶，讲马赫、爱因斯坦，讲薛定谔、海森堡。这些名字教材上绝对没有，我们闻所未闻。他指导我们班办一份高质量的物理小报，参加全校科学知识竞赛。我们深知梅老师的意图，也决定全力以赴，给他争气。我班的物理小报不但内容新颖，形式也非常完美。整张小报是一整张全开的道林纸，雪白光滑，版面设计别具匠心：有漂亮的刊头——电子围绕质子旋转（班主任误认为是人造卫星，批评我们道：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坚决拒绝），有精心设计的花边；文字由班上的书法家黄同学领衔，整齐秀丽的仿宋体比铅印的效果还美，别说在全校，在全市也能夺魁。梅老师脸蛋都快笑烂了，每天来教室视察进展，就像园丁精心侍弄花钵中的蔷薇。然而，就在张贴出去的前夕，课间休息，男生疯狂斗鸡，不小心把小报弄了一条难看的伤口。梅老师勃然大怒，冲进教室，气愤得失去了理智，大声嘶吼道：“我梅某没把哪个的秤砣踩扁吧，为何偏偏要跟我作对？有本事马上站出来，梅某人与他单独决斗！”梅老师最痛恨上课不听讲的学生，他批评人，从不给人留任何情面。一次，周同学偷偷抄写唐诗宋词，正好撞在梅老师枪口上，他轻蔑地收缴了“罪证”，鄙夷地说：“这种玩意，蜀中三岁小儿都背得滚瓜烂熟。不信，我一个学物理的，让你们长长见识。”说着，他一边踱着方步，一边昂头长吟：“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包谷倒多少？”同学们知道他是故意的，哈哈大笑，周同学羞得无地自容，恨不能像土行孙一样钻入地下。又一次，依然是周同学，上课偷偷抄一大篇宝玉“哭晴雯”，这下摸到了老虎屁股，梅老师大发雷霆之怒，说：放着中学最好的科目——物理不学，偏偏去阴阳怪气地哭丧晴雯，你弯腰驼背的（周同学背微驼），晴雯喜欢听吗？物理学好了，像我这样，晴雯、鸳鸯、史湘云、妙玉都不请自来。梅老师内心深处有一种危机感、羞辱感、受迫害感，他公开在课堂上宣称：“哪个同学不尊重老师，尤其是我梅老师，我一定要严惩。”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一天中午，我和两个同学违反校规，私自翻墙出校买馒头，见梅老师在公路对面，本能地想躲，装作没看见（那时，根据学生守则，学生见了老师，必须口称老师您好，行鞠躬礼）。第二天上课，梅老师不动声色，抽我们几个站起来回答问题，另一个同学去黑板上演算习题。他一个为什么接连一个为什么，几个回合就把我们打哑了。他像小孩一样乐了：“对不起，我亲爱的弟子们，零分！”对那个同学在黑板上做的那道题，他极为认真地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审查，就像医院里照X光的医师。末了，发现那同学在划等号时带了一条连线，他便故意看不懂，喃喃地说：“什么什么，‘二’什么啊？零分！”然后，他郑重宣布：“昨天，你们班这几个目中无人、自高自大的高材生，眼睛长在眉毛上，在大街上与我面对面，故意垂下头，瞧不起我梅某人。我梅老师是毒蛇猛兽吗？是美帝苏修吗？梅某人在37中本来就处于最底层，如今，连学生也敢骑上我脖子拉屎拉尿。今天，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平时成绩为零分，就算期末考试考100分，100分加零分再除以二，只能得50分，我梅某高抬贵手送你们每人9分，就算59分吧……好好准备补考吧！”当然，这只是发泄和威胁，并未成为事实，或许他很快就忘了。这些事，我们不但不觉得梅老师可恶可恨，反而觉得他有个性、爱憎分明，他也只有在我们班才能找到知音。作为一名单身青年教师，梅老师也有丰富的课余活动，读诗、拉小提琴、游泳，似乎没有什么是他不会的。他为我们班围棋热所感染，就让围棋迷去他单身寝室。他进步神速，占上风常常自鸣得意，反复哼唱《伏尔加船夫曲》中的几句，还不时夹杂着俄语。他把“赫哟呵，赫哟呵”的调子改换成四川方言“没得啷让，没得啷让”（没得救了，没得救了），“也学得拉石（再来）没得啷让……”可没想到，我班的高手刘同学、林同学采取的是欲擒故纵之法，最终杀得梅老师“没得啷让”。可他并不生气，转而给我们讲文学，大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贺敬之、魏巍是狗屁文人；日本投降不是靠八路军新四军，而是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两颗原子弹，而要造出原子弹，就离不开物理学家。他还给我们讲反右中的一些秘闻，让我们窥探了文学与政治禁区的一个小角落，非常刺激。学校开运动会，梅老师为了在全校师生面前一鸣惊人，在轻松地拿下了百米和跳远金牌后，又去争夺自己并不擅长的撑杆跳高金牌。不料从高空重跌下来，折断了手臂，打上石膏、吊着绷带，成为一个“拜伦式英雄”。当然，梅老师绝非完人，也有缺点，甚至有某些人格缺陷。一次上课，梅老师清鼻涕长流，严重影响上课，他掏出钥匙，叫一个女生去他寝室取两张手绢。那女生不是科代表，不是学习委员，不是班长和团干部，也不是长得漂亮，觉得这样不太合适，但迫于59分的压力，勉强去了。我们也弄不懂梅老师为什么要叫她去。进入高三，四清运动席地而起，且来势凶猛，学校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晚自习再也看不到老师的身影，他们天天在会议室开会，吼声如雷，据说揪出了好几个逃亡地主、资本家小姐、坏分子、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严重的要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我们常常趁着浓浓夜色，潜入窗下偷听。一次，就听见梅老师哭丧着自我谴责，个子高的同学说看见梅老师跪在地上，像小炉匠一样扇自己的耳光，而保卫科长怒目叉腰站在他身旁……学校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保卫科长、班主任，一个个走马灯一般来我们班上作战前动员，要大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检举批判梅正嘉，但我们班没有一个同学对梅老师和其他问题老师落井下石。据说梅老师被定性为坏分子，开除教师队伍，不得给学生上课，我们的高中毕业照上，永远也找不到梅老师和另外被批斗老师的身影。毕业时，根据阶级路线，我们班的同学也被划分为好几个等级，有严重家庭问题的被打入最底层，名曰绝对不予录取，即永远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永远拒之于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之外。我、肖同学、办物理小报的何同学、黄同学，以及两个本校教师的子弟都榜上有名，与梅老师成为同类，被打入社会最底层。梅老师前前后后只给我们上了三个学期的物理课（高一下学期，高二上下两学期），但却以他独特的方式，影响和培养了我们对物理的热爱，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以后的人生。高三时，我班掀起了无线电热，从组装矿石收音机到超外差式收音机。后来，黄同学就凭这个技术，从家庭艰难的批斗监管中调入公社广播站，安装和维护大型扩音机和各生产队的广播系统。改革开放中，又自创电器厂，管理数十台机床，退休后，升级成为业余电脑高手。刘同学和另一位黄姓同学，大半生都从事机械、电器与摩托车零件加工。陈同学去艰苦的西双版纳，以自己的无线电技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返城后又成为一家大医院的高级技师，从事医疗器械设备的维护和修理工作。肖同学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10多年，恢复高考时，物理居然拿了96分（仅丢了4分）。我当了8年高压输电线工，架设高压输电线，充分运用了力学与电学知识，而后从事文科教育大半辈子，至今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世界上物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成果。幸运考上大学的同学，所选学专业也多与物理息息相关，如机械、电气、建筑……这不能说不是梅老师的物理课在我们心灵上播下的种子，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文革爆发，听低年级的同学说，还在批“三家村”时，梅老师就贴出了37中学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引火烧身”，再次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甘愿接受革命小将的斗争批判。文革后期，中学复课闹革命，严重欠缺师资，梅老师被重新启用。那个时代已经取缔了反动的物理课，改上“公鸡”——《工业基础知识》，他还任班主任。一次，学校派他和一位工宣队员押送曾任我们立体几何课的文老师返乡（被定性为逃亡地主，开除公职）。上边提前动员众乡亲满怀阶级觉悟和革命激情，带着红宝书、镰刀、锄把、粪瓢、棕绳相迎，年老的文老师涕流泪纵，闭目等死，梅老师挺身而出，死死挡住汹涌而疯狂的人流，拼死劝阻，文老师总算逃过一劫。1990年代初，听说梅老师已调离了37中，在大渡口教师进修校任职。一次碰见他，邀他来我家，我们都没谈物理，也没谈政治。他邀我参加农工民主党，并数出一些好处，我不愿参加任何党派，婉言推辞了。一天，他给我送来两张票，他两个儿子都像父亲，长得英俊潇洒，擅长国际交谊舞，那天晚上在市中区青年路体育场有一次高规格的比赛。我对跳舞不感兴趣，但必须领梅老师的情，就与他一起去了。他儿子向父亲一样帅气，风流潇洒，的确跳得很好（据说曾是某中学物理教师，后辞职选择别的生活方式）。那天晚上，当父亲的梅老师非常愉快幸福。后来，我搬家去了沙坪坝，与梅老师失去了联系。听说他退休后深居简出，不喜欢出门参加社会活动，对聚会也兴趣不大。昨天，听到了他离世的噩耗，才84岁，只比我大11岁，患膀胱癌。我见到他不久前的照片，在重庆南山家中，一群文革时期的学生去探望班主任。胖胖的，似乎有点浮肿，完全没有了当年英俊潇洒的风采，如果在大街上迎面相遇，也会认不出的。梅老师就这样平静地走了，不与人打招呼。我也是教师，且直接和间接认识不少教师，但我知道，如今，像梅老师这样的教师，不仅是在中学，即便在北大清华那样的名牌大学中，恐怕也再也找不着了，他们绝尘而去，不再回来了。
杨政，1947年9月出生于四川成都，后在重庆长大。1965年毕业于重庆37中学，失学成了“社会青年”，干过多种杂活。1967年4月进冶金部十八冶当外线电工，1974年1月入厂办子弟中学任高中部语文老师、班主任。1978年考入西师中文系，后几度辗转调入四川外语学院任教，教授。200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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