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目前中国的老师们特别烦心的，可能首先不是来自学生的问题，而是上级布置的各种“工作”，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各种任务——检查、验收、展示、汇报、评估等，还有每天为积累“过程性痕迹”的填表、打卡、拍照……这些事儿严重干扰了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甚至影响到了老师们对职业的情感。我想，如果中国老师读到苏霍姆林斯基《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中的这些话，将会怎样地感动——人们经常听到关于教师应该这样那样的许多要求。譬如说:教师应该好好备课:教师在走进教室时应该把一切个人的和家庭的苦恼和不幸丢在门外,面带笑容站在孩子们面前;教师应该善于找到通往每个孩子心灵的门径;等等。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校长、党组织、社会各界)应该给教师一些什么。例如:为丰富教师的精神生活创造环境和条件,使他不要白白地耗费精力和宝贵的时间,去做那些琐碎无用和妨碍他的创造性努力的事。（《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0页）重复一遍：“为丰富教师的精神生活创造环境和条件,使他不要白白地耗费精力和宝贵的时间,去做那些琐碎无用和妨碍他的创造性努力的事。”苏霍姆林斯基继续写道：“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如何保证教师自由支配的时间,它对于不断丰富教师的精神世界,像空气对于人的健康一样必不可少。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0页）再重复一遍：“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从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些话，我估计当时苏联的中小学教师负担也不轻，虽然未必有今天中国教师的负担重。所以，作为校长的苏霍姆林斯基也面临一项工作：他首先分析原因：“为什么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呢?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由于家长的教育素养很低和缺乏责任心教师就往往不得不承担本来应该由父母担负的义务。”（《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0页）看来当时苏联教师的负担主要还是来自家长的不作为，因为他们不作为，教师的负担自然很重了，也就没有了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针对这个问题，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家长工作，花了大量的精力来提高家长素质，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并进行教育技能培训。为此他专门办了家长学校，教育和培训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家长，甚至孩子还没上学，帕夫雷什中学便要求即将就读的孩子父母参加家长学校。这个学校都是晚上上课，苏霍姆林斯基本人和他的同事给家长们开设相关课程，这些课程涉及教育学、心理学、营养学甚至病理学方面的常识。他还专门写了一本《父母教育学》，指导年轻的爸爸妈妈如何教育孩子。这些做法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家长关心自己的子女的教育，就可以给教师空出时间来。”（《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1页）另外，苏霍姆林斯基发现：“教师还不得不花大半的业余时间，去给学习落后的学生补上以前荒疏的功课。”（《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1页）他认为：“要使教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必须使学生按时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事情，及时而牢固地掌握知识，特别是掌握实际的技能，因为没有这些技能他们就无法学习。”（《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1页）为此，他又和老师们一起研究后进生，用了大量力气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包括能力的培养、作业量的把握，以及对学生责任心和自信心的培养。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创造条件鼓励学习吃力、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加强阅读。苏霍姆林斯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阅读是‘困难’学生智力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说：“问题不仅在于,阅读可以使学生摆脱成绩不良的状况,而且在于,阅读可以发展学生的智力。‘困难’学生阅读的东西越多,他的思想就越清楚,他的智力也就越积极。”（《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64页）在《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中，苏霍姆林斯基说：“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人如果缺少真正的阅读,缺少那种震撼他的理智和心灵、激发他去深思生活和考虑自己前途的阅读,那将是很大的不幸。我们应当尽量让好书成为青少年的朋友,并使他们每天都跟这个朋友单独相处,哪怕一天只有一小时也好。”（《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97页）“困难”学生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全部转化，因为一届一届的学生中总会出现新的“困难”学生，但苏霍姆林斯基和同事们的努力，将学校的“困难”学生减少到了最低程度。这是有数据和事实为证明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他所领导的巴甫雷什中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中学,变成了一个人才辈出的模范学校。这所学校历年的及格率都达到99.6%以上,升入高等学校深造的人数也很多。但是,他并不以及格率和升学率来衡量自己教育工作的成败。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成了全面发展的人,‘合格的公民’,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他的条件许可的合适的地位:能够成为科学家的成了科学家,能够成为集体庄员的成了有道德、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给教师的建议》上，杜殿坤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第203页）苏霍姆林斯基发现，夺去教师们自由支配时间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公文写作”。他说：“领导学校工作的多年经验证明,必须保护教师,使他们从文牍主义中摆脱出来。”（《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页）他明确规定：“当需要学校做出统计报表时,可以查阅班级日志;当需要学校做书面报告时,可以利用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日常观察纪录。学校工作计划要由校长来拟订,而不是由各个教师写的东西拼凑出来。教师可以帮助校长考虑但不能替校长代写。教师在一学年里只写两份计划:一份是教育工作计划,一份是授课进度计划(这是一种从教学论方面对教材进行创造性加工的规划,其中包括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言语,学生对教材的独立学习,学生的课外阅读,对个别学生的辅导等。这些都是教学大纲中没有的东西,因为大纲不可能考虑到每个具体班级和具体学生的特点)。这两份计划都是教师的很有意义的创造,它们不是为写而写的,而是进行创造性劳动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页）他甚至说：“我们全校教师有一项规定，教师在上课以外参加其他活动（包括教学法研究会、校务委员会的会议、课外辅导工作)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两次。”（《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页）遇到了这样的校长，帕夫雷什中学的老师们多么幸福啊！当然，前提是苏霍姆林斯基有权作出这些规定，也就是说他拥有校长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如果苏霍姆林斯基在今天的中国当校长，他敢这么“随心所欲”地作出这些规定？想得美！但是，请容我“书呆子气”地傻问一声：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校长，就不能有当年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自主权呢？好了，不深究这个问题了，还是回到帕夫雷什中学，还是说苏霍姆林斯基比较保险。苏霍姆林斯基让老师们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后，老师们除了正常的生活娱乐之外，最重要的事，就是阅读。苏霍姆林斯基说：“应当尽可能给教师留出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学,让他们从书箱这个最重要的文化源泉中尽量地充实自己。这是全体教师精神生活的基础。”（《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赵玮等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第82页）我想，苏霍姆林斯基对阅读重要性的论述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这里不用多说。只引述他一段话：“真正的教师必须是读书爱好者：这是我校集体生活的一条金科玉律，而且已经成为传统。一种热爱书、尊重书、崇拜书的气氛,乃是学校和教育工作的实质所在。一所学校可能什么都齐全,但如果没有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精神生活而必备的书,或者如果大家不喜爱书籍,对书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学校。一所学校也可能缺少很多东西,可能在许多方面都很简陋贫乏,但只要有书,有能为我们经常敞开世界之窗的书,那么,这就足以称得上是学校了。”（《帕夫雷什中学》赵玮等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2月第一版 第50页）让教师们保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而教师们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则主要用于读书。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为教师们“减负”的目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如果——我说的是“如果”——现在有中国的教师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学校当老师，会不会也喊“累”呢？因为苏校长对教师阅读那么重视——2004年11月，我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和同事（从帕夫雷什中学考上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工作）伦达克女士聊天时，她告诉我：“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碰见老师最爱问的问题是，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呀？”（顺便“炫耀”一下，我当校长时也爱这样问老师）对于不爱读书的老师，这不是很重的“负担”吗？所以，这也正是我的担心：我们现在呼吁给老师们“减负”，那么如果真的“减负”成功，老师们拥有了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会做什么呢？我相信，绝大多数老师除了用于正常的娱乐、健身、旅游或自己特殊爱好，比如画画、弹琴、钓鱼——这是理所当然的——之外，还会同样理所当然地用于阅读与写作、思考与研究，尤其是阅读。恐怕有些老师不会这样，他们会把业余时间全部用于自己的爱好，有的老师甚至可能将“自由支配的时间”全部用于打麻将！我这样的担忧是有依据的，的确有老师连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都不愿完成——苏霍姆林斯基还要求教师一年写两份计划呢——一份是教育工作计划,一份是授课进度计划。可见应该反对的是过量且没有实际意义的公文，而不是排斥一切应该有的写作，但有的老师一听学校要求交材料，便大叫“负担重”，对他们来说，就连备课写教案都是不应该的，不是前段时间还有人呼吁废除手写教案吗？要命的是，这样的老师虽然不是大多数，大多数老师的确还是敬业，而且非常渴望用“自由支配的时间”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比如镇西茶馆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都是极富上进心的人，否则不会坚持阅读我的文章；但是上述不愿阅读不愿写作甚至连正常的教案都不愿写的老师，也绝非个别！《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的第六条建议是：“从哪儿找时间？一昼夜只有24小时。”这是一个女教师给苏霍姆林斯基写信时提的问题。苏霍姆林斯基说：“是的，没有时间，这是教育工作的灾难。它不仅打击着学校工作，也打击着教师的家庭生活。教师同其他人一样，需要有时间照顾家庭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26页）可见苏霍姆林斯基是非常注重教师的个人生活质量的，绝非要老师们都“无私奉献”。苏霍姆林斯基分析，教师之所以没有时间，除了我前面说的那些原因（家长不配合、差生太多、文牍主义盛行）之外， 还因为有的老师花在备课上的时间太多，以致占用了太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解决备课时间太多，是苏霍姆林斯基“减负”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答案很奇妙：用一生的时间来准备每一堂课！“这种准备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阅读。要天天看书,终生以书籍为友,这是一天也不断流的潺潺小溪，它充实着思想江河。阅读不是为了明天上课,而是出自本性的需要,出自对知识的渴求。如果你想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想使备课不成为单调乏味地坐着看教科书,那就请读科学作品,要使你所教的那门科学原理课的教科书成为你看来是最浅显的课本。要使教科书成为你的科学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而你教给学生的只是这门知识的原理。到这个时候,备课就不需要花几小时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周蕖、王义高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第27页）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因为用于备课的时间太多；而为了让花在备课上的时间尽可能少，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读书。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减负”的逻辑。当然，这一切都是对真心热爱教育的教师说的。否则，就是对牛弹琴。如果说，“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么，“教师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不学习，这对于个人（教师本人和他教的孩子）是真正的威胁。”这是我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