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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James Mahoney是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双聘教授，主要关注拉美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定性研究方法。最新的工作包括探索观念对拉美政治变迁的影响，以及为定性方法寻找新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  他是政治学者，在汹涌奔袭的量化浪潮中为定性与多元方法奔走呼号； 他是社会学者，在“第三波”历史社会学转向之际对“第二波”的辉煌成就念兹在兹； 他曾赢得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比较政治类博士论文的殊荣，创造出以路径依赖范式分析宏观政治变迁的范本之作； 他将历史的深度与比较的技艺贯穿于对西属拉美国富国穷的不懈探索，一部纵横15个国家四百余年历史的著作斩获六项大奖； 他自信地宣称，比较历史分析的无限潜力将在理论对话与案例挖掘中尽情释放； 他也不无失落地承认，在美国，历史社会学虽可以凭借文化社会学而繁荣，但那些更加“硬核”的比较历史研究无疑是边缘化了；而在政治学中，历史制度主义边缘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他也不知道下一代比较历史分析将会是什么样子。 2020年初夏，当我写邮件告诉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中国将举办一场比较历史分析的盛会（会议纪要（一）：以历史政治学为中心重建政治学原理体系；会议纪要（二）：以历史政治学为中心重建政治学原理体系（续））时，马洪尼教授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欣然应允为这次会议录制一个简短的视频。在这段三分多钟的视频中，我们看到无情的岁月终究在昔日翩翩少年的脸颊上留下了斑驳印记。的确，如今的马洪尼已逾知命之年。 但是，当他笃定地说出“时间很重要”（time matters）的时候，他那略显疲惫的双眸忽地闪烁出了坚毅的目光。 马洪尼的本科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在尼姆茨（August Nimtz，一位对马列颇有研究的学者）的课堂上，他第一次近距离通过比较历史的眼光以分析政治和发展问题。在美国，比较政治领域的学者至少应该对一个特定地区有着深入的了解。于是，马洪尼将深耕的地区定位在了拉丁美洲。明尼苏达大学毕业之后，马洪尼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正式开启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探索之旅。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比较历史研究随着找回国家运动正如日中天。随着斯考切波等一干学者的江湖地位不断巩固，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成建制地发展起来。尤其是随着正如斯考切波主编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以及蒂利的《当社会学邂逅历史》、《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等立足于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一批新的经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唐宁的《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鲁伯特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稍晚一些的如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等等。也正是在此时，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的科利尔夫妇完成了他们长达八百余页的巨著《型塑政治场域》。而马洪尼的导师，正是科利尔夫妇（David Collier and Ruth Collier）。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都是很“社会学化”的——主要是相较于当今以量化方法和微观议题为主流的美国政治学而言——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马洪尼如今任职的西北大学。在马洪尼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中，除了科利尔夫妇之外，还有两位来自于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更是对马洪尼的知识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此时，埃文斯刚刚完成了他那本堪称“发展型国家研究巅峰之作”的《嵌入性自主》。正是在这样一所颇具历史社会学遗风的政治学系，马洪尼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于2001年出版。在《自由主义的遗产》一书中，作者试图解释中美洲五国为何会在20世纪中叶形成自由民主、军事独裁与传统专制等三种政体类型。我们在其中不难看出马洪尼是如何将比较历史前辈们的技艺融会贯通：历史关节点的构想显然源于其导师科利尔夫妇，马洪尼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对阶级因素的关注以及对不同政体类型的历史探源则来自于摩尔的思想启迪；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时吸收了埃文斯的洞见；而关注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影响则展现了拉美研究中依附论的影子。该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比较与历史社会学分会2002年度巴林顿·摩尔最佳著作奖，而这一届的提名奖则是颁给了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的《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的遗产》荣获“摩尔奖”自然是众望所归，但平心而论，这部作品似乎并不是那么“惊艳”。这或许正是贯穿于马洪尼经验研究的特色，抑或是遗憾，包括2010年出版的囊括了六项大奖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对于这两部著作，我们似乎可以借鉴斯莱特（Dan Slater）在某次书评中提到的两个衡量指标：“伟大”（greatness）以及“完美”（perfectness）——那些“伟大”的作品往往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观念，因此它们自身虽存在漏洞但却设置研究议程并开启持久的学术争论，《国家与社会革命》即这类作品；而“完美”的作品致力于在已有争论中提供更具有信服力的解释，它们可以结束争论，但却难以产生具有轰动力的效果。缺少富有冲击力的理论洞见的确是马洪尼两部经验研究的遗憾之处。因此我们可以说，马洪尼虽然给出了令人信服且耐读的作品，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却并不十分出彩，或者说，在“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提供实质性启示”的层面略显不足。 博士毕业之后，马洪尼的第一份工作是布朗大学社会学系，这自然得益于其母校浓郁的社会学风格。在国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目前来看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无论是关注的议题还是学术训练都已经存在极大的区别。但是不要忘记，政治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中叶之前曾以历史社会学的面貌彼此紧密联系，像斯考切波、蒂利、沃勒斯坦等学者都是横跨多个领域。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治学与社会学开始渐行渐远，社会学开启了文化转向，而政治学则逐渐拥抱甚至匍匐在了经济学脚下。对于历史社会学而言，他们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波”浪潮。 对于这种转向，马洪尼的看法直截了当：并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只存在两波——第一波来自于托尔维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经典研究，第二波则是摩尔开启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社会学。在马洪尼看来，所谓的“第三波”只不过是“第二波”某个侧面的延续，具体而言即文化社会学。所谓对偶然性、过程等因素的关注，其实在第二波中就有体现。因此马洪尼不无嘲讽地说，某些文化社会学的学者不应在他们自我建构的所谓“第三波”的这顶帽子下自娱自乐、沾沾自喜。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很多对于“第二波”中那些优秀作品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忽视了偶然性与行动者。然而，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添加了行动者以及偶然性的视角便必然优于结构主义叙事呢？一种很保险且模棱两可的说法是，我们既要关注结构又要关注行动者，但在宏观因果分析的脉络中，研究者必须所偏重。或者换句话说，当研究者充分考察行动者以及偶然性的时候，批评者依旧可以认为其忽视了对宏观结构的关注。事实上，所有的研究只是照亮了复杂社会的某个侧面而已，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个侧面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或如鲁尔（James B. Rule），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第一类问题”（first-order questions）——这些问题直接来源自社会生活本身反复出现的、一直存在的紧张状态和混乱关系——的关注状况也构成了评判学科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由此笔者坚信，宏观因果分析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批评总是容易的，但完成一部能够提供智识启迪性作品却很难。当我们一再批评斯考切波的时候，所有从事比较历史分析的学者依旧被笼罩在《国家与社会革命》的阴影之下。《国家与社会革命》尚如此，就更不用说《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了。 但即便如此，马洪尼本人也承认，比较历史研究是可以和文化社会学较好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社会学至今依旧是一个更加包容且多元的共同体——对他来说，更为严峻的挑战来自于政治学：在二十年前，它体现为理性选择主义与量化研究；而如今，则加上了大数据以及实验法。 相较于经验研究，马洪尼更具争议、更乐此不疲且为其迎来更多声望的是对方法论的关注。 在谷歌学术的学者主页中，马洪尼被引用过千的几篇文献均来自于对方法论上的贡献，包括他写的《历史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以及参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前沿》和《两种传承》。简而言之，马洪尼最大的贡献是“把事情说清楚了”。不同于量化研究具有清晰的操作流程，包括比较历史分析在内的许多定性研究似乎并无套路可寻，这从而极大限制了初学者的知识生产。马洪尼通过演习前人的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方法的核心特征，并将他们概括抽象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可供实操的应用路径。他不仅理清了学术脉络，并且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证明定性研究同样是一种科学的、拥有不同逻辑基础的研究方法。 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在他与格尔茨（Gary Goertz）合著的《两种传承》一书中，这本书确立了逻辑学与集合论作为定性研究的核心特质，并将“后KKV时代”来自定性阵营的种种反思推向了高峰。 一个学术传统确立的前提是具有明晰的边界，这样才有利于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但由此带来的一个代价是必然导致某些狭隘化的趋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从2003年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到2015年的《比较历史分析前沿》，作者群已经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广泛联盟缩到了政治学的独角戏，比较历史也局限到了历史制度主义领域。还有一个例证是，《两种传承》虽然明确表明他们并未考虑解析学派，但是排除这一传统必然导致定性传统有所缺失，甚至可能导致初学者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不完整的（言必称“因果机制”、“负面案例”事实上就是忽视了这些术语即便在宏观因果分析中亦非金科玉律）。最为重要的是，当脱离了经验研究而讨论方法，总有一种买椟还珠之感。方法之间的争论固然有趣，但陷入方法论之争显然剑走偏锋。 他在研究方法领域创造出了十分激动人心的作品，但也正是在研究方法领域做着一些不少人看来十分无聊的事情。 其实在某些学者的研究中，我已经感受到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庸俗化”倾向。因而当看到马洪尼最近几年的文章多在方法论中打圈，心中其实也略有失落之感。直到今年年初，当我有幸看到他的新书《社会科学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的部分书稿。这本书通过提出“科学建构论”（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以回应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例如作者提出，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是人为构建的，因此不同范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力”（causal power）——并以此进一步说明集合理论是如何运用于定性研究的（包括反事实分析、时序分析、贝叶斯分析、关键事件分析、路径依赖分析、制度变迁分析以及类型学构建和理论检验）。 说到集合论，必然要提到因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定性比较分析（QCA）。近十年来，该方法在国内逐渐壮大。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集合论的思维虽然最先由社会学者提出并由政治学者最先引入国内并加以使用，但如今反而是在公共管理领域最为流行。或许，这是因为很多政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重大现象本身就不适用于中等规模的样本，而且基于因果解释对一致性与覆盖率有较高的要求——诚然，国内不乏忽视了对覆盖率的关注——相反，致力于为题解决的公共管理学科则往往容易找到所需要的样本。但即便如此，笔者依旧认为大多的国内研究过分迷恋作为分析技艺的QCA（或许仅仅是因为新鲜事物有利于而发文），而忽视了其方法论基础——集合论的意义。如果说《两种传承》代表着第二波定性研究的高峰，那么《社会科学的逻辑》则是马洪尼则是探索第三波定性方法浪潮的尝试。正如最新的基本方法论著作（主要是欧洲学者）所彰显的那样，他们正在致力于跳脱实证主义的窠臼，为定性方法夯实社会科学哲学基础。 自1997年博士毕业，马洪尼已行走江湖二十余年。这二十年间，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发生了不少的改变。在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域，昔日独领风骚的定量方法面临着实验法的重大挑战。但马洪尼却依然如故，在一个不那么主流的领域坚持着自己的事业。这份初心与坚守，或许是最令我钦佩的品质，尤其是在美国社会科学那样的大环境中，坚持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断地捍卫这一传统，的确需要十足的勇气。马洪尼的导师大卫·科利尔曾在一本采访录中坦言，对于当下美国政治学而言，追求“技术流”已经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提供了一条更为保险且晋升更快的途径。如果摩尔在世，他或许会对这样的工作、包括所有对他的纪念活动都表示不屑，毕竟摩尔并不致力于任何的学术共同体，而且觉得在此投入时间简直是浪费生命。然而从斯考切波到马洪尼，他们却一直致力于共同体的建设。他们可能也深知，所谓的方法之争或许并不是方法本身，而是话语权之争。如果这一传统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彻底失去了影响，那么一代代比较历史研究者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马洪尼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他知道，比较历史研究的命，就是不认命； 比较历史的研究者们带着使命去理解这个世界，他们同样带着使命去努力将社会科学的历史想象力传承下去。 书写者笔下的他者，往往也是在记叙自己的心境。我写马洪尼，正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在书写偶像。马洪尼在博士论文的致谢中写道，他正是因为他的导师科利尔方才求学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这又将我拉回到2020年7月11日至12日为期一天半的会议现场。期间最为开心的，莫过于当代政治学领域我最为钦佩且对我学术发展影响最深的两位学者终于在线上会议同台了。由此，使我蓦然忆起当年《比较政治学研究》硕士课上的情景：当杨老师问到中国会不会出现马洪尼这样将比较历史做得如此精致的学者时，我的回答是“假以时日”。 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撰文：释启鹏 审读：何家丞 编辑：康张城 【政文观止Poliview】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你在看政观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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