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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在写1981年的事，我也玩着写一个。
那时候我在上大三。我上的是江苏师范学院（我们毕业那年，改校名为“苏州大学”）的中文系。那时，我的作文竟是很不好，连日记也不怎么写，导致今日有许多东西回忆不起来。
想起1981年的秋天，我们开始去中学实习。我去的是苏州市第二十一中学。我们两个班上百个同学分了好多小组，有的小组到苏州十中的，有的到苏州二中的，反正各个中学都有。我去的那中学在金门的城门边，是一个普通中学，学校比较小，只有初中。学校当时好像没有食堂，中午吃饭是到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堂去吃的。
（苏州的金门就是这样的城门，很有沧桑感。）
还未去时，我们带队的张老师就听我们班主任倪老师说了，说这个组有一个人可能是实习的老大难，因为她平时太不会说话，发个言要脸红，年纪又最小，要重点注意。
这个人不用说，就是我。同组的一位同学很认真地问我：你从前做过老师吗（有好些曾插过队的同学做过民办老师）？我说：没有啊。他便很放心地笑了。他大约想终于有比他差的能做垫底的人了吧。
那个1981年11月的秋天，已经有些冷了。我们每天清晨要早起，要从学校跑到干将路上，去乘公交车。因为去学校要很早的，有时有早读。 那时，苏州秋风萧瑟的街道落叶萧萧，是不是应该有点美？可那时竟没有注意观察，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只记得去赶车，乘车。很早出去，很晚归来。 
（一清早要串小街走小巷去公交车站。） 早晨，天才刚刚亮就去赶车了。有一个男同学和我一起走的，他长得还有点帅。我不知道他为何愿意和我一起走。因为我长得又不好，个性又沉闷，难道他是同情、怜悯我？记得他有一次，走着走着，他忽然说：“你的鞋带松了。”啊，真是仔细啊。我受宠若惊。我在大学里几乎没和男生讲过话，突然有个帅同学跟我同路走，真是心潮起伏，倍感温暖。实际上，他当时正跟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同学暗里接触着，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一对。
实习时我的指导老师是个年过五十的女教师，她工作特别认真，但对人要求严格，看起来有点严厉，比别的老师要严厉。我们组其他同学就庆幸他们的老师比较随和，而同情我得了个严格的指导老师。我先备课，写好了给她看，看了通不过就再修改，再写，通过了再去上课。 第一次上的课文是《皇帝的新装》，初一的课文。我们师院带队的张老师听完我上课，觉得上得还可以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嘛。那个问我有否做过老师的男同学也上的这篇课文，也上得很好。我常和他在一起交流备课。吃饭时，我的饭吃不完，便分给这个男同学吃。
一起实习的还有两个比我大了十多岁的女同学。一个是郭大姐，一个是陈大姐。她俩都是老三届学生，学习特别用功，做事也极为认真。姓陈的女同学，因为上课好，就准备在二十一中学代表我们上一节公开课，向所有实生老师和本校老师展示。她上的课文是《黔之驴》。为了有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她准备了录音机（那时录音机是稀罕的东西，都是日本进口的），要录下课文朗诵。因为我普通话尚好，就由我录一段，另一位男生录一段。我们便在晚上去她家录音。陈同学是苏州人，老公是小学老师，家在苏州的一个巷子里。那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去她家录音。录了好多遍。我到现在还能背《黔之驴》的每一句，那时印象太深了。 
(一起实习的同学，还有师院的带队老师。照片上有两位已经离开了我们。一位是第二排右二的张鹄老师，另一位是第三排右一的邓中伦同学。）
实习结束后，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评语。实际上，我要感谢指导老师的严厉，正是她的认真，让我很好地完成了实习任务。 回到学校，我又开始了平静的日子，和男同学也再没有往来。那个陪我走路的男生，我心里感激他的关心和照顾。（但是，毕业三十多年之后，前一阵，听到有关他的不好的消息。便又想，人生真是捉摸不透啊，人生的悲欢顺逆，谁能预料到呢？） 
（郭大姐、陈大姐和我。她们都是老三届学生，学习特别用功，实习时对我有很多帮助。） 
（苏大校园。） 
（从前上体育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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