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史乱起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来，帝国失去了大片富庶的土地，损失了大批精锐的部队。为了平定叛乱，帝国费劲九牛二虎之力，组织了庞大的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战斗，也只是勉强收复了两京，离叛军的老巢还有遥远的距离。 持续两年多的战乱，让帝国损失了巨额的财富，又必须不断持续进行巨额的军事支出，帝国中央已经一贫如洗。为了应对接下来的艰巨战斗，帝国必须要迅速筹集大批的钱财。为此，帝国中央先后采取了卖官鬻爵、收取香火钱、率贷、强制助军等等一系列临时措施，筹措军需，然而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都是些杀鸡取卵的做法。 比如说卖官鬻爵虽然能短时间获得大笔收入，但是绝不是没有代价的，大家想当官，愿意买官，绝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头衔，一个帽子。大家花大笔钱买个官，是冲着背后的高额薪水、免税条件，以及如果获得实际职务的话，接下来利用手里的权力可以得到的数不清的好处，所以帝国眼前的这笔收入，是标准的寅吃卯粮，将在今后付出高昂的代价。 至于率贷、强制助军，这些，名字说得文绉绉的，但是傻子都能看明白，这不就是所谓的吃大户吗？你一次两次的这么玩一下还好，就当是打土豪，分劣绅了，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玩，那前景只怕就有点不妙了。 帝国穷，中央苦，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再穷，再苦，也不能直接把手伸到人家兜里抢啊。如果天天这么吃大户，那大户们很快就会破产，结果就是本来还算富裕的东南，也被折腾的无力维持再生产，本来非常支持中央的东南，也会被逼的和叛军眉来眼去了，这等于把自己的命根子给断了。 帝国中央自然知道，这种临时方式不可持续，帝国必须建立起新的，可持续的固定的收入模式。因此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就是帝国中央经济领域团队的头号任务，而此时的帝国中央，经过了仔细的寻找和实践，最终摸索出了两条可行的道路。 第一条道路，说起来和老皇帝有点渊源。老皇帝跑到了四川，刚开始吃着天府之国的存量物资，还可以勉强度日，可没几个月，老皇帝就遇到了和小皇帝一样的问题——没钱了。一开始，老皇帝打的也是东南的主意，可是随着第二十节为大家介绍的《永王东巡》，老皇帝在与小皇帝的对垒中，溃不成军，东南的物资，一分也没捞着。 老皇帝也必须要生产自救，老皇帝团队采用的办法，也是因地制宜的一个措施——那就是收过路费和矿税。当时的四川产麻，相对缺的是盐，所以四川的麻通过长江运到江南去换盐的贸易很发达，所谓“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因此，控制了四川和湖北的老皇帝一系，就在以三峡一线为主的各个主要路口，设立关卡，收过路费贴补家用。 当帝国收复两京，老皇帝也回归长安后，帝国中央立即对老皇帝在四川的收钱经验，进行了细致的调研，仔细分析了前期四川试点的利弊后，得出结论——这个办法很好，但是需要做出必要的改进。 帝国认为，不但要收取过路费，在各大市场里面，对于规模以上交易，还应该收取交易费用，因为没有帝国为你们辛辛苦苦的打叛军，你们不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吗？又哪来的今天可以四处贩卖的幸福生活呢？所以为了保卫既有的革命果实，大家踊跃为帝国交税，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之前老皇帝团队采取的收费模式，是中央自己去设卡收费，经过实践发现，这种模式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你派人去设卡，那是要成本的，尤其要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最关键的是，监控成本太高，太难。一个关卡，多少人，带了多少货物从这里过，这是不可量化的东西，一个市场，有多少人在做规模以上的交易，有多少利润和营业额，在当时的信息水平下，这更是难以准确得到的信息。 山高皇帝远的现实条件，很容易形成大家一起糊弄中央的局面。比如说，商人给收税的一点好处费，最后大钱进个人腰包，小钱上报国家。而且现在黄淮、江淮、江南甚至河东等关键的道路交通要冲和贸易发达地区，大多处于地方军政大佬控制之下，帝国如果派人去军头们的地盘收这种流通税，就很难取得军头们的全力配合。 如果帝国的税务人员一定要坚持原则，那只怕要一步一个坎，一步一个坑了。总之来的人这个有那个大员的条子，那个有这个军头的信物，个个都说我的货物都是和军务相关的大事，你说这过路费还怎么收呢。你非的讲原则，非要和我公事公办，那你设的这卡，今后只怕就没有安生日子了，今天碰到伙不长眼的强盗，明天遇见帮不知道哪来的乱民了，这过路费搞不好要收出生命危险来。 所以，中央决定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中央采用了新思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中央给大家派福利啦，一张金符送大家，可别小看它哦，它实在是点石成金的仙符啊，打开一看，上面有皇帝大人亲笔题词的绝世好诗——“此山是你开，此路是你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这样一张仙符，你没看错，不要19998，也不要9998，只要998，只要998，你就可以每年一次带回家！ 地方大佬一看，差点把皇帝的祖宗一直操到李渊那辈去！我靠，你拿张破纸就问我要钱？没你这张破纸，我不也可以收过路费？没你这张破纸，我们不已经在到处收商税了吗？你皇帝这么圣明，非要和我抢过路费，那我认得你是皇帝，我小弟手里的刀认不认得你，实在难以保证了。对此，帝国的回应也很简单，这军政长官你要是不想做了，有的是人想做！ 所以我们看这段时间的历史，似乎突然间各路阿猫阿狗都不自量力的跳出来，到处都是没听过名字的造反的大佬小佬，归根结底，还是这几块钱给闹的。 帝国对于商税的征收上的逐渐转变，实际上是一种直接税向间接税的转变过程，是一种适应当下形势，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的自我调整、自我进化。 商业税之所以长久以来，尤其是庄园经济发展后的东汉以降，一直在帝国税收中可有可无，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不够，商品流通不够；其次就是商业往来本身具有流通迅速频繁且过于分散的特点，以帝国当时的能力，直接收取成本高，覆盖率低，完全不划算。 现在帝国在藩镇自立已无力扭转的大局下，转变思路，改一级税收为二级税收，把直接税收的收取，交给二级的地方，中央改以定额的方式收取间接税收，这样类似“包税制”的方式，带来的好处很多。地方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能力和控制成本要比中央高出很多倍，而中央利用自己的威慑力，一块地盘只用和一个负责团队打交道，也比自己去劳心劳力的收税，要容易得多。 最后定下来的定额税收，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各地每年上缴马匹助军，一类就是商税折换成银子或者丝绸等轻货，定额上缴中央。当然，帝国该向每个地方，到底收多少钱作为保护费，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决定的，在混沌时期，互相的边界没有了解，彼此之间往往要经过激烈的，甚至是兵戎相见，流血千里的惨烈的博弈。 一般来说，这样的惨烈博弈要持续很多年，直到彼此对各自的能量，各自能做成什么事，真的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才会逐渐博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新规则和新边界，为以后的博弈划定一个基本的圈子。所以，当我们看到后世双方相对比较平和的博弈，看起来妙计百出而又总能皆大欢喜的互斗时，不要因此就认为，现在这几年眼红脖子粗的喊打喊杀，真的就是有失斯文了。 除了第一条道路的固定税额外，帝国还开创了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第二条道路，这条致富道路名气很大，甚至堪称唐帝国接下来一百多年来得以维系的重要根基，这就是由第五琦创制并推行的食盐专卖改革。 这个食盐改革前后蔓延很长，他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能了解盐的历史，我们就没法吹嘘我们了解晚唐，如果我们不能说明白盐的故事，我们就觉得我们能说明白晚唐，实在会让人觉得有点托大。 唐帝国的食盐专卖，是颜真卿跃上历史舞台后，在河北东部衡水、沧州一带最先开始玩的，然后迅速传到了山东黄河一线，包括第五琦当时供职的北海。第五琦以一个副处级干部，能够迅速忽悠动皇帝，跃升为部级实权要害核心部门负责人，极有可能就是他向皇帝完整的介绍了颜真卿的食盐专卖方法，并提出了如何以国家名义接管和推行的办法，这种一线基层扎实的一手信息，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非常容易打动穷极思变的皇帝和高层。 第五琦草创的盐法和颜真卿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简单说，就是民产、官收、官运、官销。 首先，在产盐的场所，比如海边，比如盐池和盐井所在地，收编原有以盐为业的民户，再就近划分一批新民户，免除租庸调等常规税收，专门从事产盐工作，这批人叫做亭户。产盐的地方，专门设立直属中央的盐监，可以理解为独立于地方的超大型国企，盐户产的盐，必须以指定价格自己送到指定地点由盐监收购，之后由官方统一运输销售到全国各地，收购价和卖出价，统一由官方指定，共限一价。 第五琦制定的食盐专卖制度，和几百年前汉武帝时期的食盐专卖，和颜真卿几年前的食盐专卖试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简单来说，就是建立了全国盐业总公司，并在各地成立分公司，强制垄断了全国的所有的盐的生产与销售。 这样的国企垄断制度，严格的说，有很明显的改善空间，我们等今后讲到另一个大人物的时候，会为大家仔细解释，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践经验，去思考其中的奥秘。 不管怎么说，盐作为民众绝不可少的必需品，食盐专卖制度的创立，为帝国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大笔税收，奠定了帝国之后长期维持的百年之基，也正是由于有盐税的保障，帝国才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做出免一年租庸的重大决策。 第五琦的食盐专卖，为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具体的收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获利6个亿（60万贯），有说获利4个亿（40万贯），其实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6个亿指的是毛利，还要考虑用来管理销售盐的人工费用，根据后来的数据，盐铁官吏的收入支出长期稳定在两个亿，所以帝国获得的净利润是4个亿。 无论是4个亿还是6个亿，都是指的第五琦负责的东部经济区（详见上一节）的盐税收入，而且主要来自于淮北的鲁南苏北一带。当时帝国对江淮的管理还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帝国的食盐管理和运营体系也有很大的漏洞，收入潜力发挥的很少。 但是帝国除了江淮的盐利，还有山西运城的两池盐利和西南井盐两大块，这两个地区一直在帝国眼皮子底下，盐政的管理要有力的多。后世这两块的收入一直稳定在8个亿和6个亿，共14亿，现在打个对折也能有6-7个亿。因此眼下帝国从盐上获得的毛利至少12-13亿，净利至少高达7-8亿，以当时物价大约相当于150万石以上的粗粮，和被免掉一年的租庸收入大体差不多。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十二节，就更能明白帝国免一年租庸的底气在哪里了。 盐税的改革，意义绝不仅仅是增加的这些收入，食盐专卖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种财产税，也是一个以最小代价绕开地方军阀对户口的遮蔽的策略。 经历了安史之乱，帝国账面上的纳税人，已经由乱前的约800多万，降到了二百多万，这种下降程度是很惊人的。东汉以降几百年来的历史告诉人们，如果帝国的户口急剧下降了超过一半，帝国往往已经只有沦为傀儡，直到逐渐消亡这一条路了。 账面上的户口剧降，收入就会巨幅减少，而这个时候往往是面临大战乱的时候，帝国的支出反而要大幅增加，这一进一出之间，再强大的帝国，也会无力承受而轰然崩塌。而现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帝国终于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我们来算一笔账，食盐专卖之前，帝国的规定一个丁男一年盐的用量是一斗七，相当于贡献毛利170文，一般老弱妇孺用盐量会减少很多，根据比例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年用盐一斗二到一斗三左右，也就是每个人贡献毛利120-130。所以帝国每年12-13个亿的总毛利，相当于每年有1000万人向帝国纳税！ 帝国的纳税人已经只剩240万，纳税户口只剩75万，现在盐政却可以在事实上向至少一千万人收税，其好处可想而知。实际上，现在的盐政还处在草创阶段，漏洞很多，后续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收入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显然，盐税这样的纳税方式，能够更广泛的将税收分摊到更广阔的人口，做到了无论老幼，无论贫富，一体纳税。这样的纳税方式，扩大了帝国的税基，平摊了税收，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税收负担过于向纳税人口（往往也是最穷的那群人）倾斜，对于抑制贫富差距，有很大的积极效果。 可能会有人问，前面说帝国直接开卡收税，很容易遭到地方的干扰破坏，那为什么盐税就可以直接收取呢？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商税是流通税，而盐税的收取不在流通领域，而在于对供给的垄断。 我们分析一下，在供给端，帝国的产盐主要是海盐、池盐和井盐三种，海盐池盐地点都相对单一，相比于商税的流动人口，帝国只需要集中人力甚至兵力，掌握好产盐的场所和产盐的亭户，就足以控制大部分的盐的生产。井盐当然产地要分散很多，帝国大约一共有盐井600多个，但是盐井主要分布在帝国西南的四川贵州，这里是帝国的大后方，帝国对其的掌握也相对比较牢固。 即便是在流通域，盐税也和收过路商税不一样，商税无法掌握确切的数字，很难监管是否足额上缴，中间的流失程度很容易大到令人无法置信。而盐却大大的不一样，盐可是“刚需”。 只要垄断了盐的供应，市面上的盐大幅减少，那民众就不得不向政府买盐，因此，帝国在盐这个领域对于流通域的监管就要比其他商品相对容易的多，也不必太担心上下欺瞒导致的财产大幅流失。也就是说，帝国巧妙的利用“刚需”，绕开了地方军阀对人口的大面积隐匿，实现了在不掌握户籍的“黑箱”局面下，已然可以达到全面收税的目标，什么叫供给侧改革，这就是经典的供给侧改革啊！ 帝国这两年来搞出来的两条新创收道路，一条是通过中间环节定额上缴的间接税，一条是直接面向终端的直接税，各自殊途同归，都达到了可持续的为中央创收的目的，也为今后的帝国经济领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局，提供了最初的蓝本。 很显然，第五琦领导的帝国的经济团队，是经过了精心的分析，仔细深入的研究的，可以说，面对事关帝国生死的任务，第五琦经受住了考验，体现了其具备实干的才华。也难怪第五琦能够在三年内由副处级干部，直线跃升到正国级常委。 帝国通过免一年租庸，新增“诸道税商”和盐税的方式，很清晰的表达了帝国对于经济策略的重大调整。基于租庸的主要是实物粮食地租，而今天介绍的两种新税收，除了诸道进献马匹是实物收入，其他收入都是基于货币地租的，这就行了一种典型的轻资产化政策导向。眼下的帝国，以土地和人口为代表的重资产，整在不断的从中央剥离，因此，有效的轻资产转型，是应对危机，继续生存的唯一的道路。 应该说，无论是上一节介绍的管理架构改革，还是本节介绍的经济政策的转型，我们其实都还只是做了一些粗略的，皮毛的探讨，距离真正的深水区还有一定距离。但即便如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也能更深入的体会到，收复两京后，帝国真正要做的事，比立即用兵河北要重要的多的多。 无论是管理架构改革、供给侧改革，还是轻资产转型，都是事关帝国生死存亡的一系列关键性举措，尽管这些政策调整都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几十年的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皇帝和他的西北朝廷，能够启动这一系列大手笔，并取得实际效果，还是体现了非常高的效率。 这一串串的巨大变革，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在和众多军政大佬团队的竞争中，皇帝一系，中央政府，终于还是帝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团队，帝国掌握住了最重要的钱袋子，从而为今后想办法进一步握住最大的枪杆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皇帝一系不通过极度高效的迅速改革，如果皇帝一系失去了钱袋子，也就必将完全失去枪杆子，那么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都告诉我们，皇帝将毫无疑问的成为汉献帝，唐帝国也将迅速走向终点。 失去了钱袋子，天下就是各个都是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又能如何？不过为他人做嫁衣裳，帝国灭亡指日可待！有了钱袋子，天下就算人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那又如何？大权，终究还在皇帝手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