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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2021年1期新刊） 绿茶兄要画我的书房，正赶上新冠疫情肆虐，没法前来香港，于是，我就对着平时工作的书桌照了张相，把左侧沿墙的一溜儿书架也照进去，颇有点坐拥书城的架势，寄了给他。他按照图片画了张书房一瞥，笔调清丽，用色淡雅，好像我读书写作的地方十分宽敞雅洁似的。其实，我目前读写作息的地方，并不是我的书房，而是我们家的客厅，是太太迫不得已让出来的空间。十年前刚搬进新居，原本有间书房，有一米长半米宽的书桌，有可以高矮伸缩的弹簧靠背椅，两个高度一米八的榉木书架，临窗还有两米长的窗台，可以望到船湾水库，远眺是吐露港往塔门出海的波澜，十分赏心悦目。曾几何时，画册书刊蜂拥而至，书房早已成了书刊的堆栈，叠床架屋，从书架到书桌到座椅到地板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书籍与文房用品，窗台上是一摞一摞的剪报与宣纸，哪里还有书房的雅趣？想进去找本书册，跨一步都困难，简直像进了深山老林一样，四处丛莽，每走一步，都得披荆斩棘，把这批书搬到门外，那批书得叠累起来，像杂技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叠加七八张桌椅那样，尺寸不一的书刊成了道具，颤颤巍巍，随时都可能出现山体滑坡的惨剧。生活在香港，起居的空间逼仄，寸土寸金。书斋成了书籍的堆填区，功能就完全消失，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写作，只是一场书灾。朋友问我一共收藏了多少书呢，我估摸着算了一下，在香港大概有三五万册，堆得满坑满谷，给我平添许多烦恼。除了客厅之外，两间客房都让给了书架，基本按照主题分类，有辞典书目类、戏剧戏曲类、明清历史类、书画陶瓷类、哲学思想类，以及中外诗歌、茶饮园林，虽然汗牛充栋，却与藏书家的收藏大不相同。我买书的动机比较近似鲁迅，都是因为兴趣所在，买来看的，不是为了收藏，也就不大讲究版本，没有什么值钱的珍本书。以前在纽约书房里有一批英文书，是比较珍稀的，都是美国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与旅游作品，基本上都是第一版，而且许多都是传统需要裁边的装订版式。这些书是我在波士顿、纽约及新英格兰乡间逛旧书店搜罗的，一般都是从当地世家散出，不少连边页都没裁开，看来是世家用来装点门面的。二十多年收了七八十种，离开美国的时候，暂时贮藏在某处地下室，不知怎么就再也不见踪影，也不好去调查，从此断了我收藏珍稀书籍的念头。还有一批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买的复本，有洪业过世之后捐赠的藏书，有赖肖和捐赠的《哈佛亚洲研究集刊》，从创刊号开始的二十多册，以及台湾《传记文学》合订本的前十几年，也是从创刊号开始。搬家离开美国到香港教书的时候，走得匆忙，都一并交给舍弟清理，捐给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公立图书馆了。此外，我以前喜欢读推理小说，因此购买了所有阿加莎·克里斯蒂与奚梦农的探案，大概有一百多种，也都随手散去了。由此得到一个感悟，藏书的散失，在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水火兵燹最是可怕，到了工业科技时代的迁徙流动社会，像鲲鹏一飞就是九万里的跨洋搬家，恐怕就是藏书的最大灾难。
哈佛燕京图书馆（来源：wikiwand.com） 也有些书，因为研究所需，一直随身携带，半个世纪下来，也就成了珍稀之物了。如阿瑟·韦利的《敦煌歌谣与故事》（George Allen & Unwin，一九六〇年版），潘承弼、顾廷龙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版），顾芸《顾云美卜居集手迹》（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一九五八年影印）。这一类的书，手边实在不少，都是平常使用的，在藏书家的眼里，不过是砖石瓦砾，连古籍都算不上。倒是《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有所不同，因为扉页有顾廷龙先生亲笔的题识，详细叙述了他在一九八六年访美，住在我纽约家中，看到这四册他在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环境中编印的图录，回顾前尘往事，一晃已是四十多年。他感慨自己手边都没有这套书了，而且铜版已毁，在访美之时见到旧识，就提笔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工整的小楷写满了扉页书名之后的衬页。《敦煌歌谣与故事》（左）；《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中）；《顾云美卜居集手迹》（右）（来源：abebooks.com；kongfz.com） 绿茶画的当代书房，篇幅相当惊人，包罗了学人的二十七间，文人的四十五间，书人的十七间，友人的十间，故人的十间，总共画了一百零九幅，其数多于《水浒》一百零八将，比陈老莲画的《水浒叶子》要多得多了，可谓壮举。许多人的书房都有别致的斋名，如钟叔河的念楼、陈子善的梅川书屋、辛德勇的未亥斋、李辉的看云斋等。他还请每个人列举五本到十本推荐或珍藏图书，如子善兄就借此獭祭了一番，让人看得心痒难挠：一、线装《天演论》，光绪癸卯年石印本，严复题赠吴彦者。二、线装《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题赠魏建功，为有限的线装本中开本最大者。三、平装《陀螺》初版本，周作人题赠俞平伯。四、平装《神会和尚遗集》初版本，胡适题赠林语堂。五、平装《边城》初版本，沈从文题赠潘家延。六、平装《传奇》初版本，张爱玲英文签名。七、线装《芦笛风》，梁宗岱题赠王力，系所藏作家签名本中开本最小者。八、平装《原来是梦》，宋春舫褐木庐自印本，五十册之一。九、精装《贝多芬传》初版本，傅雷译，三十部重磅毛道林印本之一。十、精装《随想录》合订初版本，巴金著，一百五十部编号特装本之五十五号。
虽然我的书房已经成了堆栈，从来没能挂上书斋的匾额，我却曾经有过假想的斋名，还有名人为我题署。事缘二十年前，王己千（季迁）先生来香港看画，到访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我请他为中心大门题写楹联，用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联语。他问我要不要还题写什么，我就随口说，帮我题个斋名吧。王先生很客气，问我书斋雅号是什么，其实我那时在香港还没有买房，没有自己的书斋，临时想到了《礼记·学记》的句子：“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就说“知不足轩”很适合我。王先生回酒店休息，第二天请朋友送来了一尺半的大字条幅“知不足轩”，笔浓墨重，气韵生动。我请师傅装裱加框，足有二尺来宽，因为体积偏大，一直收着。有了书房之后，想挂出来，却找不到适合的空间，这么一拖，书房成了堆栈，书斋之梦不再，斋名题匾也就淹没在书灾之中了。“学然后知不足”，是古代儒者的共识，想来也时常被人取作斋名，最有名的当然是乾隆年间鲍廷博（一七二八至一八一四）的“知不足斋”。鲍廷博原籍徽州歙县，后随父移家杭州，又迁居桐乡，性好藏书，收有不少人所未见的善本。乾隆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他进献家藏书籍六百二十六种，得到朝廷褒奖。他还以家藏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全书三十集，其中前二十七集由鲍廷博所刻，后三集由其子鲍士恭续刻。该丛书所收诸书皆为首尾完整的足本，而且有许多稀见的抄本，校雠精审，嘉惠士林。他曾经说过：“物无聚而不散，吾将以散为聚耳。金玉玑贝，世之所重，然地不爱宝，耗则复生。至于书，则作者之精神性命托焉。…书愈少则传愈难，设不广为之所，古人几微之绪，不将自我而绝乎？”说得洒脱，同时又有献身文化的抱负，俨然是充满使命感的藏书家与出版人，藏书的目的在于确保文化传承，藏书之后还要刻书，以广流传，是值得钦佩的。像鲍廷博这样的藏书家，家居环境十分宽敞，还有专门营造的藏书楼，一定是“列架连窗，牙标锦轴”，上万卷书排列得整整齐齐，赏心悦目，不会出现像我这样“家无书斋，却有书灾”的烦恼。他说的书之聚散，即是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说的：“世间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也就是藏书家最担心的“书厄”。古人有“书有五厄”“书有十厄”之说，主要说的是历史上的变乱，或焚书坑儒，或改朝换代，或外族侵略，人命都难保，何况书籍！也有人以五行中的四种因素来归纳书灾，金是战争刀兵，木有蛀虫书蠹，水会浸烂书页，火则付之一炬，也就是兵厄、虫厄、水厄、火厄等，造成书籍毁灭的灾难。晚明福建学者谢肇淛（一五六七至一六二四）是藏书名家，在他的《五杂组》卷十三中，说了许多关于藏书的典故，十分佩服长他一辈的著名藏书家王世贞（一五二六至一五九〇）与胡应麟（一五五一至一六〇二），羡慕他们收藏富赡。说到胡应麟收书，有这么一条趣谈：“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彴，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王元美先生为作《酉室山房记》，然书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这个胡应麟虽然一直没考上进士，但学识渊博，交游广阔，是时人敬重的天下名士，应该不会使出奸商的巧取豪夺招式，迫使守不住世业的纨绔子弟贱价割让。如此作为，大概只是爱书成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有一篇王世贞写的《二酉山房记》，说胡应麟收书十多年，居然收罗了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书籍，实在让人佩服：“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好古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弭以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倾，而独其载书，陆则惠子，水则米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资，以治屋而藏焉。”说胡应麟缩衣节食，甚至变卖妻子的首饰去买书，把所有的资产建屋以藏书，可算是奇葩。胡应麟也记有王世贞藏书的情况：“王长公（世贞）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凡三万卷，二典不与，购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庋宋刻书，皆绝精。”所谓“二典不与”，是不算儒典与佛典，若是总共加起来，藏书的数量也不会少于二酉山房。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道：“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眼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他指出的“三病”，主要批评藏书家拿书当古董，买椟还珠，珍藏而不利用，无助于学问增长，丧失了书的益智功能，是一切真正读书爱书的人不愿意见到的。清代藏书家鼎鼎大名的有黄丕烈，苏州人，特别喜欢收藏宋版书，自称“佞宋主人”，以鉴定校雠宋版书著名于世。我住在苏州的时候，经常一大早从平江路穿过悬桥巷，到旧学前路口去吃野生长鱼面。这条窄巷大约四百多米长，看起来十分老旧落寞，让人联想到边城古村的留守老人。第一次走进去，看到两旁都是低矮的屋檐，不禁想到一箪食一瓢饮的颜渊，这样的陋巷大概适合他来居住。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溜儿没窗没门的封闭白墙，有百尺之长，开始感到诧异，心想，这里或许有深居简出的大户人家，墙内是姹紫嫣红的花园，还是庭院深深的绣楼，实在难以猜度。再来就看到宽敞高大的门楹，是潘家的祠堂义庄，不远处粉墙高耸，旁边还挂了个苏州名人故居的古迹标牌：“黄丕烈百宋一廛。”原来是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楼故址，后来卖给苏州望族潘家了。重建后的黄丕烈“百宋一廛”藏书楼（来源：meipi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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