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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家王泰林（字旭高）所阐述调治肝病的治疗法则，对后世影响甚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其认为“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也是因所著的《西溪书屋夜话录》唯存“肝病证治”一篇，梳理出治肝三十法，颇具临床指导价值。  王氏对肝病的调治，分肝气、肝风、肝火三方面。 一.肝气证治 肝气自郁本经，两胁气胀，甚或作痛者，宜用疏肝理气法。药用香附、郁金、苏梗、青皮、桔皮之属；兼寒加吴茱萸；兼热加丹皮、山栀；兼痰加半夏、茯苓。 凡病久由经入络，营气痹窒，络脉瘀阻，治宜疏肝通络法，药用旋复、新绛、归须、桃仁、泽兰叶等。  肝气胀甚，疏之更甚，是肝失濡润所致，宜用柔肝法，以柔济刚。药用当归、枸杞、柏子仁、牛膝等。兼热加天冬、生地；兼寒加苁蓉。 肝气急甚而中气又不足，则肝必恃强侮脾，便当缓肝扶脾。药用炙草、白芍、大枣、桔饼、淮小麦。 若中气先虚，肝气乘脾，出现脘腹胀痛者，宜用培土泄木法，当培土为主，泄木为次。药用六君子汤加吴茱萸、白芍、木香之类。 凡肝气乘胃，脘痛、呕酸等，宜用泄肝和胃法。泄肝以左金丸、金铃子；和胃用二陈汤、白豆蔻之类，二法合用，效验尤捷。 肝气上冲于心，发为热厥心痛者，当泄肝气降冲逆为首务，药用金铃子、延胡索（金铃子散）、吴茱萸、川连（左金丸）等。兼寒加川椒、桂枝；寒热俱有者，重加川连，或再加白芍。因苦、辛、酸三味是泄肝主法也。 肝气上冲于肺，猝然胁痛，暴上气而喘，急宜抑肝下气，以安肺金。药用吴茱萸汁炒桑白皮、苏梗、杏仁、桔红之属。  二.肝风证治 肝风初起，肝阳亢盛，肝阴未伤而见头目昏眩等证，宜用熄风和阳法。药用羚角、丹皮、甘菊、钩藤、决明、白蒺藜等。 若肝阴被伤，肝阳仍亢，投熄风和阳不效者，当改用滋阴潜阳以熄肝风。药用牡蛎、生地、女贞子、玄参、白芍、菊花、阿胶等。 若胃阴不足，中气虚馁而致肝风上逆者，宜滋阳明，泄厥阴以缓肝家之急培土宁风。药用人参、甘草、麦冬、白芍、玉竹等。 若营血不足，肝木失养，肝风旁走四肢，经络牵掣，甚至出现麻木诸证，便当养血熄风，即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是也，药用生地、归身、枸杞、牛膝、天麻、制首乌、三角胡麻之类。 脾胃阳气虚弱，外则易受风寒侵袭，内则易为肝肾浊阴上犯，故不论内伤外感，凡中气虚而致头重眩晕者，都属此证。治疗须暖土御风寒，即所谓“扶正达邪”之义。方用《近效》白术附子汤，治风虚头重、眩若急、不知食味者，即属此法。  三.肝火证治 一般来说，肝火为病，在上在外宜清，药用羚羊、丹皮、黑栀、黄芩、竹叶、连翘、夏枯草等；肝火之证，在下在内宜泻，方如龙胆泻肝汤、泻青丸、当归芦荟丸之类。 肝火上炎，清之不已，则当清金以制木火之亢逆。药用沙参、麦冬、石斛、枇杷叶、天冬、玉竹、石决明等。 肝火亢极，泻本脏不能获效时，便须兼泻心火，即“实则泻子”之义。药用甘草、川连之类。 若因水亏而致肝火旺盛，以清金不能平木者，则取“乙癸同源”之义，着重补益肾水，即“虚则补母”之法。方用六味丸、大补阴丸之类。 郁怒伤肝，气逆动火，而见烦热胁痛、胸满动血等。可用张景岳的“化肝煎”，清化肝经郁热。药用青皮、陈皮、丹皮、山栀、芍药、泽泻、贝母等。 若因肝经有寒而致呕酸、上气等形似火热之证，治宜温肝以除寒。药用肉桂、吴茱萸、蜀椒。如兼中虚肾寒，宜加入人参，干姜，即大建中汤法。  以上是肝气、肝风、肝火三证的调治大法。此外，王氏还有补肝、镇肝、敛肝三法： 补肝，用制首乌、菟丝子、枸杞子、酸枣仁、山萸肉、脂麻、沙蒺藜； 镇肝，用石决明、牡蛎、龙骨、金箔、青铅（黑锡）、代赭石、磁石； 敛肝，用乌梅、白芍、木瓜等。 又有平肝、散肝、搜肝三法： 平肝，用金铃、蒺藜、钩藤、枯叶； 散肝，即《内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及“木郁达之”之义，方用逍遥散； 搜肝，即搜风法，搜风药有天麻、羌活、独活、薄荷、蔓荆子、防风、荆芥、僵蚕、蝉蜕、白附子等。 最后王氏提出四种补肝方法： 一补肝阴，药用生地、白芍、乌梅； 二补肝阳，药用肉桂、川椒、苁蓉； 三补肝血，药用当归、续断、川芎； 四补肝气，药用天麻、白术、菊花、生姜、细辛、杜仲、羊肝。  不可否认，以上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肝病治疗方法，非学识经验丰富的人，难以做到这种程度。王氏治肝之说，验之临床，疗效颇著，对后世影响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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