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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书”乃中国书法之滥觞。纵观历史，“正书”以其中正中和之态占据了书法艺术不可撼动的恒久地位，创立了举足轻重的璀璨时代：商周金文，繁复威严，具有一种贵族化的高贵与华美；《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等秦碑，书镌一丝不苟，体现出秦帝国一统天下的秩序井然与端庄整饬；《孔宙碑》《礼器碑》等汉代碑版，苍茫而古穆；《居延汉简》《阜阳木牍》《马王堆帛书》等书丹墨迹，瑰丽多姿；气势恢宏之《石门颂》《记泰山铭》等，都体现出蚕头燕尾之高妙超凡；唐代“颜筋柳骨”，不激不厉，正气浩然，或雄强厚重，或刚健挺拔，体现出一种永恒力量；清代篆隶勃兴，楷法大张，尤其晚清以降，金石碑版之学兴盛，清人多重北朝严峻楷法，故宫“正书”擘窠匾联之极，蔚为大观。吴强梅（湖南） 欧阳修《醉翁亭记》 纵182厘米 横96厘米其次，“正书”奠书法诸体之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奠基必须坚固、稳定、可靠。对于摩天大厦而言，夯实根基之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学书之理亦然。篆、隶、楷无论是用笔、结构和布局谋篇，皆形成一套完整的创作规则与方法，“正书”以静雅之“邈乎嵩、岱之峻极”，为行书“伟字挺特，奇书秀出”、草书“放手飞笔，雨下风驰”创造了条件。迅捷简便之行草书，自由挥运而非信步由缰，皆蕴含“带着镣铐跳舞”之规则。吴冠中言之即是，“风筝不断线”，行草书正因为有“正书”之线牵引着，才不至于堕入俗流。篆、隶、楷为卓越的行草书家施展才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邵士平（河南） 自作《论语有感》两首 纵180厘米 横96厘米古人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值得一提的是，“正书”所包含的中庸、中和、雅静之义，与博大精深之中国儒家思想相契合。为此，新的疑虑便产生了：“正书”是否仅仅是艺术样式，它与道德修持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其背后都站着一个鲜活的人，此所谓“书因人重”和“书因人废”。众所周知，颜体和赵体楷书皆名列书史，为后世垂范。然而，明朝傅山，在看待“颜赵”之书法态度上却迥然不同，其在《作字示儿孙》中有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对于颜真卿，其称道为：“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而对于赵孟頫，其为“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其次，“正书”不疾不厉，如缠绵之抒情诗和舒缓之轻音乐，亦如儒家之中庸行为标准，贵和而尚中，不偏不倚。再者，“正书”表露出来的适度和谐意韵和规范稳定之美感，与儒家倡导的“仁”“德”修养相吻合，潜移默化地将习书者心灵迹化，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以期达至构建秩序井然、和谐安宁的社会美好愿景而息息相通。胡 昂（江西） 苏轼《超然台记》两首 纵140厘米 横42厘米总之，从艺术本质而言，“正书”与行草书都为实现审美和表情达意之载体，皆可表达深层次的审美趣味和情感内涵，二者并无根本区别。而“正书”笔画平正，结构整齐，和谐统一，反映出对静态美之本质追寻，书写“正书”对人心不静、人性不正，具有妙造天然般的警示和矫正作用。同时，“正书”与儒家中庸思想相契合，端庄严整，方正典雅，容纳了堂堂正正之道德内涵，书写“正书”对祛浮华，弘正气，熔炼性情，节制人心，呼唤时代和谐与进取大有裨益。“正书”贵和尚中，尽善尽美，恰逢盛世，金风送爽，必将日益彰显出正统文化的宏阔境界，展现出恒久而深邃之精神内涵。 （文中所配作品选自《全国第五届正体书法展入展作品集》） （原文刊载于《中国书法报》2021年1月19日第303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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