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关于“《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几点思考

但平心而论，还有一些疑点需要进一步挖掘资料，缜密思考，寻找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见闻寡陋，就此一说作了下述几点思考，以期引起方家关注，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一、董其昌与《金瓶梅》

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过程中，董其昌（(1555-1636)是一位重要人物，有必要对其与《金瓶梅》的关系作一番细致梳理。

董其昌与《金瓶梅》的关系有以下资料：

１、袁宏道（1568-1610)读了董其昌的《金瓶梅》抄本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致函询问：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 

此信可证董其昌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已拥有《金瓶梅》抄本，但应该只有“前段”，不然，袁宏道不会问“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

其次，这是袁宏道致董其昌的私人信函，因此董其昌应当是最早得知袁宏道对《金瓶梅》基本态度之人。

再次，袁宏道称“抄竟当于何处倒换”，说明袁宏道已经拥有《金瓶梅》前段的抄本。

2、袁中道(1575-1630)在其日记《游居柿录》万历四十二年（1614）记道：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

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

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2】

黄霖先生考定袁中道从乃兄袁宏道在真州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间【2】，因此袁中道与董其昌见面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五年之前，与袁宏道致董其昌函的时间相一致。

从此记载可知董其昌先是说《金瓶梅》“极佳”，同时又说“决当焚之”。

尽管这是近二十年后袁中道追忆董其昌语，但仍可说明董其昌对《金瓶梅》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复杂的。

其次，董其昌说“近有一小说”，可见为时不会太久，且董其昌应当知其根底，但又闭口不谈作者为谁。

《金瓶梅资料汇编》

3、《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落款题“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有几点可证这位“东吴弄珠客”即为董其昌。

其一，弄珠楼原址位于旧时平湖县城东门外的东湖之中，始建于明嘉靖中叶。

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平湖知县萧鸣甲在原基础上增建而成“弄珠楼”，成为浙西名景。

“弄珠楼”落成之际，萧鸣甲念及董其昌与平湖的因缘，向时任湖广提学副使的董氏索墨。他欣然应允，除题匾“弄珠楼”外，又赋《寄题萧使君“弄珠楼”诗》二首助兴。

清张云锦撰《东湖弄珠楼志》六卷（清乾隆鲍询、王瑛等刻本）亦有相关记载，当年弄珠楼有石刻董其昌七律二首，乾隆间已无存。

诗云：“壁间妙迹思翁字，颗颗明珠未寂寥。三尺青珉惊羽化，只今愁唱弄珠谣。”

董氏还以飞白体署弄珠楼，更题拱间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由此可知，董其昌与“弄珠”一词有着密切关联。

其二，“万历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此时董其昌的确是在“金阊道中”。

据当时民间的写本《黑白传》、《民抄董宦事实》可知，万历四十四年（1616），董其昌遭遇一次“民变”，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半年不得安身，此即所谓“民抄董宦”案。

董其昌心神不定，居无定所，完全符合“漫书于金阊道中”情形。

其三，从“东吴弄珠客序”可知，这位“东吴弄珠客”十分清楚袁宏道对《金瓶梅》的赞赏，所谓“袁石公亟称之”，但又说“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

而“东吴弄珠客”本人对《金瓶梅》的态度也很矛盾复杂，既称之为“秽书”，又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这种态度与袁宏道致董其昌函及袁中道《游居柿录》所记完全一致，

4、董其昌与丁惟宁（1542-1611）、丁耀亢（1599-1669）父子交往密切。

这里有必要旧话重提，即1990年2月发现于山东诸城的一封信，杨国玉先生曾就此信撰文辨证，笔者同意其基本观点，但关键是此信是否真实。

正如杨国玉先生文中所说：“可惜，诸城新发现的这封信是丁氏后人于清同治五年（1866）录藏的一份抄件，而非董思白手迹，使我们失去了从其书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出自董氏之手的重要线索。

或许也正因为这个重要因素的缺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黄霖、陈诏二位先生分别讲论、撰文，提出了多方面证据，对以上问题给予了全面否定。他们的观点在当时产生的影响相当大，此后，这封信便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3】

《金瓶梅序》（东吴弄珠客）

我们不妨再对这封信做些分析。如果此信是赝品，那么造假者是谁？其动机为何？

杨国玉在本文后记中说道：

“这封信的发现者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醒世姻缘传》研究并提出作者‘丁耀亢说’的张清吉先生。

据张先生函告：1987年秋，他在诸城博物馆查找有关丁耀亢的资料时，在一大堆纸色发黄多为破碎的字画、遗墨等物中检得此信，于是即将内容抄录下来。

因当时尚未涉足《金瓶梅》研究，故对信中的‘弄珠客思白’字眼未予格外注意。

到1990年2月，在南京参加海峡两岸明清小说学术研讨会期间，方知‘弄珠客’为《金瓶梅》的序作者署名。但会后再去诸城搜觅原件，被告知那堆文稿已在当年年底打扫卫生时清除掉了。

后来，张先生当时所抄录的信文即在一些学者中传抄开来。原件不存，确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笔者以为，对于这封信的内容，不宜轻易否定，而应该采取理性、审慎的态度予以进一步的深入辨析。”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将此信全文照录如下：

侍御公帏下：京师嗟阔，斗转数匝。邮筒相问，共觞梦求，痛何以堪！公退林泉，羲皇是敦，而虞卿蕉尾之效高邃，吾之知也。公之奇书，楚人椟中物，郑人岂识之哉！思白咏诵，契杜樊川所云“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也。嘱予固箧，懔从命，无敢稍违也。帛轴二，歙砚、湘管各一遗公，驿至否？金阊颙望意系。顿首。弄珠客思白上。丙午清和望日。

收信人为丁惟宁，信的内容符合丁惟宁的生平经历，无须赘言。信的撰写者署名“弄珠客思白”，文中又自称“思白”，写于“丙午清和望日”即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月十五日。

如果此信系伪造，关键在于“弄珠客思白”五字。但信的正文中已出现“思白”两字，因此只有“弄珠客”三字有造假的必要。

我们现在不妨先不理会这三个字，那么信中的“公之奇书”、“嘱予固箧”、“懔从命，无敢稍违也”应作何解释呢？

一般的诗文称不上是“奇书”，也没有必要“固箧”。此信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客套话、寒暄语，自“公之奇书”以下，才是致函的本意。

依笔者陋见，事情原委应是董其昌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将《金瓶梅》借与袁宏道传抄后，引起许多文人的关注，远在五莲的丁惟宁闻知此情，致函叮嘱。

董其昌此信正是对此叮嘱的答复。所谓“楚人椟中物，郑人岂识之哉！”即指一般读者只是看到《金瓶梅》淫秽的一面，而未能体会作者戒世的良苦用心。这与“东吴弄珠客序”中的观点完全一致。

还应注意的是，信中说“思白咏诵，契杜樊川所云‘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也”。

而且写这封信函的同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正是平湖知县萧鸣甲向董其昌索墨之时，亦即董其昌与“弄珠”二字发生密切关联之际，看来，董其昌对“弄珠”二字特别感兴趣。或许就在此时，董其昌才用“弄珠客”名号，十一年后为《金瓶梅》作序也就沿用了此号。

当然，这一切要以此信的真实性为基础，否则便全部冰消瓦解。

《<金瓶梅>奥秘探索》

5、那么，董其昌何时得到《金瓶梅》抄本的呢？这是“丁惟宁说”的关键所在，其中有一条线索值得关注，即嘉靖四十年（1562）进士、延宁兵备副使、诸城人陈烨所撰《东武西社八友歌》。

诗中有“董生文学已升堂，志高不乐游邑庠，云间孤鹤难颉颃”、“聪明才隽丁足当，弹琴伯牙字钟王，蔚如威风云间翔”等句。

“董生“即董其昌，“聪明才隽”之“丁”即丁惟宁。因在八人中董其昌年最少，故陈烨称其为“董生”，又因董其昌已于1589年中进士，故有“董生文学已升堂”之句。

据丁纪范《九老全图》跋知，“东武西社”成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董其昌应当到诸城与会。【4】

是否此次诸城之行董其昌得到了《金瓶梅》不全之抄本，然后回到南方的第二年便将《金瓶梅》半部抄本借给了袁宏道，需要认真考虑。

丁耀亢在其诗集《逍遥游》卷二《江游》“已卯春夏”题记中说：“忆昔已未渡江，负笈云间，从董玄宰、乔剑浦两先生游。庚申，僦石虎丘，与陈古白、赵凡夫结山中社。去今三十年，少年诗文无足存者。自己卯避地，溯海而淮而江，既不得南枝，蜡屐倦游，止于白下。纪其所见，积箧中遂成帙。然雪鸿留迹，蕉鹿迷痕，无益也。存之志慨尔。”【5】

丁耀亢去江南拜见董其昌等人是“己未”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丁耀亢年二十一。

庚申（1620）岁暮，丁耀亢自江南返回诸城。此次丁耀亢去江南前后不过一年有余，此时“东吴弄珠客序”已完成，但未提及刊行之事。

是否因为董其昌的《金瓶梅》来自诸城丁惟宁，才有丁耀亢此次短暂的江南之行，去董其昌处商定《金瓶梅》刊行之事，值得推敲。

二、丁耀亢、《续金瓶梅》及《三降尘寰诗》

1、康熙四年乙巳（1665）八月，67岁的丁耀亢因作《续金瓶梅》被逮入狱，经友人傅掌雷、龚鼎孳、刘正宗等全力援救，于当年腊月获释。

出狱后作《漫成次友人韵》诗八首【6】，其第六首云：

老夫傲岸耽奇癖，捉笔谈天山鬼惊。

误读父书成赵括，悔违母教失陈婴。

非前湖海多风雨，强向丘园剪棘荆。

征室何如宣室诏，九霄星斗似知名。

此诗的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误读父书成赵括”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战国时赵奢为赵国名将，其子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

蔺相如称其“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7】果然在长平战役中，赵括被秦击败身死。后人多以“赵括”喻指夸夸其谈而无实际本领的人。

丁耀亢此处用这一典故，是说自己因“误读父书“而遭牢狱之灾。赵括读其父之书而只会纸上谈兵，说明读的是兵书；丁耀亢读了父亲的书而作《续金瓶梅》被逮入狱，显然丁耀亢所读父书，理应与《续金瓶梅》相关。

“悔违母教失陈婴”见《史记·项羽本纪》：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

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

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於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8】

项梁立熊心为楚怀王，陈婴任上柱国，封五县。项梁死后，陈婴随项羽征战，项羽死后陈婴降汉，汉高祖六年十二月封堂邑侯。

陈婴因为听从了母亲的劝阻，得以封侯，功成名就。

丁耀亢悔恨自己未能听从母亲教诲，不仅未能赢得功名，反而招来灾难。丁耀亢罹祸是因写《续金瓶梅》，那么，丁母的教诲也应与《续金瓶梅》有关。

换言之，丁耀亢的母亲似应了解丁耀亢作《续金瓶梅》的内情，不然便不会阻止丁耀亢写作此书。

《续金瓶梅》

2、《续金瓶梅》卷首有以“西湖钓史”之名号所作序，认为《金瓶梅》乃“言情之书，情至则流，易于败检而荡性。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鸩酒自毙。袁石公先叙之矣，作者之难于述者之晦也”。

又说：

“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夫？《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

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畔道焉，乌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圣而赞经者。”

“《续金瓶梅》者，惩述者不达作者之意，遵今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金瓶梅》为之注脚……而其旨一归之劝世。”【9】

《续金瓶梅后集》“凡例”也明确说道：“坊间禁刻淫书，近作仍多滥秽。兹刻一遵今上颁行《太上感应篇》，又附以佛经、道箓，方知作书之旨，无非赞助圣训，不系邪说导淫。”【10】

总体来看，在朝廷、坊间都在禁毁《金瓶梅》之时，丁耀亢却对《金瓶梅》有如此评价，并将《金瓶梅》作为顺治皇帝颁行《太上感应篇》的注脚，以达到为《金瓶梅》正名的目的。

这些都可看出丁耀亢与众不同的态度，应当引起充分注意。

《续金瓶梅后集》“凡例”又说：

“前集中年月、事故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

前言孝哥年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顾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错讹，观者略之。”【11】

由此可见，丁耀亢不仅对《金瓶梅》十分熟悉，而且可以根据需要修正、改动《金瓶梅》的某些情节。

所谓“客中并无前集”，说明他完全根据记忆创作《续金瓶梅》，表明了他对《金瓶梅》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

3、丁耀亢的诗词留存甚多，其中涉及《金瓶梅》的诗作也是重要线索。

如作于康熙六年（1667）的《登超然台谒苏文忠公有感》：“穆陵霸气尚纵横，台畔遗文记典刑。物有可观皆可乐，人能超世始超名。旧河沙岸翻为谷，官署归鸦不入城。我著《瓶梅》君咏桧，古今分谤愧先生。”【12】

苏轼曾作《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副相王珪向神宗诬告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却回答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丁耀亢将自己作《续金瓶梅》而入狱与苏轼作咏桧诗而遭诬陷相提并论，在愤懑不平中，还透露出一丝自豪与欣慰，表明丁耀亢对因作《续金瓶梅》而带来的牢狱之灾并不感到后悔。

丁耀亢的这种感受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同一年作的《梅花禅偈二首》中，把《金瓶梅》隐藏在诗句之中：“梅花扫尽留月明，月明金瓶一样同。”【13】

虽然因《续金瓶梅》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但丁耀亢依然对“金瓶梅”三字充满了感情。

第二年丁耀亢作《中秋前一夜梦龚芝麓同游》诗：“竹林客散叹离居，梦里笛声到故庐。珠海光潜因瘗砚，《瓶梅》香尽久焚书。秋风锦字无鸿雁，明月空梁有珮琚。千里相思难命驾，当时挥泪忆停车。”【14】

“《瓶梅》香尽久焚书”，对《金瓶梅》的评价非常之高。

《丁耀亢全集》

4、《金瓶梅词话》的最后一回出现了两句诗：“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

这两句诗有何含义？“岱东峰”即泰山以东的山峰，究竟指哪座山峰？似乎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丁耀亢在《续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中讲了一段仙家因果：

当初东汉年间，辽东三韩地方，有一邑名野鹤县，出了一个神仙。在华表庄，名丁令威，学道云游在外，久不回乡。

到了晋未，南北朝大乱，辽东为鸟桓所据，杀亡大半，人烟稀少。忽然华表石柱上，有三丈余高，落下一只朱顶雪衣的仙鹤来，终日不去，引得左近人民去观看，他也不飞不起。

那些俗子村夫，还将砖石弓矢去伤他，他安然不动，那砖石弓矢也不能近他。人人敬他是仙人托化，来此度人。

果然到了八月中秋，半夜子时，长唳一声，化一道人，歌日：“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向街头大叫，说：“五百年后，我在西湖坐化。”后来南宋孝宗末年，临安西湖有一匠人善于锻铁，自称为丁野鹤。弃家修行，至六十三岁，向吴山顶上结一草庵，自称紫阳道人。庵门外有一铁鹤。时有群儿相戏，说谁能使铁鹤飞去就是神仙。

只见丁道人从旁说：“我要骑他上天，等我叫他先飞，我自骑去。”因将手一挥，那铁鹤即时起舞，空中回旋不去。

丁道人却向庵中淋浴一毕，留诗曰：“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顺逆两相忘，虚空镇常寂。”书毕，盘足而化。

群儿见丁道人骑鹤过江去了。至今紫阳庵有丁仙遗身塑像，又留下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后至明末，果有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15】

丁耀亢讲述完丁令威转世故事后，写下了《三降尘寰诗》：“坐见前身与后身，身身相见已成尘。

亦知华表空留语，何待西湖始问津。丁固松风终是梦，令威鹤背末为真。还如葛井寻圆泽，五百年来共一人。”

并在《续金瓶梅》卷末绘了一帧《丁紫阳鹤化前身》图。

《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说“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显然即指丁令威“三降尘寰”的传说，每降一次尘寰暗喻一代人。

“岱东峰”不是别处，正是丁耀亢的家乡九仙山。丁令威第一次坐化转世为丁纯，第二次坐化转世为丁惟宁；第三次坐化转世为丁耀亢。

上述诗中所谓“坐见前身与后身”，“身身相见已成尘”，说明丁耀亢与其父丁惟宁两代人是“身身相见”。

可以与此相证的是，丁耀亢在《仲夏自山中复过沙鹤村立先柱史墓碑》诗中说：“孙枝渐远家声在，华表难忘忆祖丘。”【16】

在《自少林寺回东武止于石佛寺》诗中说：“归来非梦仍疑梦，莫认辽阳丁令公。”【17】

《金瓶梅》与《续金瓶梅》同时引用丁令威的传说，也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5、有意思的是，丁惟宁及其友人在许多诗中都将丁惟宁喻为白鹤或仙鹤，即以五莲“丁公石祠”内石碑诗为例。

丁惟宁《七律·山中即事二首其二》

凤翮高骞侍从班，羽仪方仰忽投闲。

削成丘壑疑天外，领就烟霞出世间。

永誉自了高月旦，神游从此托仙山。

独发千里瞻依在，遥见云头鹤往还。

 

丁惟宁闲居在九仙山下，遥想千里之外的“凤翮”、“羽仪”，自己却如云间白鹤，自由往还。

王化贞《七律·送丁先生藏主山中》

先生乘鹤五云中，华表归来憩此宫。

烟横野岫闲清昼，花落幽庭任晚风。

犹有姓名传太史，可能杖屦对青峰。

千秋俎豆人如在，不与平泉金品同。

王化贞与丁惟宁交游甚笃，此诗首联便将丁惟宁比作丁令威，发人深省。

王稚登《赠丁道枢九仙五莲胜概遥寄小诗一首》

万叠层峦瑞气浓，胜游何日循长风？

云藏香阁古今在，地产瑶华原隰重。

春雪游澌归别涧，晓岚横翠接群峰。

昼眠梦晤安期语，翘首澹洲鹤使逢。 

王稚登与丁惟宁也是好友，此诗尾联将丁惟宁比作仙鹤，希望与其在仙境中相逢。

广陵后学魏天斗《寄题柱史丁先生大隐祠》

先生耽隐入深崖，东海风清钓渭台。心赏已孤天外事，文章岂羡洛中才？

泉鸣涧石遗珂迹，月满松萝得句怀。莫讶千秋高士逝，数声白鹤下凡来。

海上后学乔师稷《题丁侍御先生祠》

旧掌乌名绣斧寒，高风今于画图看。扶将鸠杖闲骢马，披得羊裘挂豸冠。

华表不归丁令鹤，东武空说九仙峦。已知世德清如水，玉树森森秀可餐。

此两诗虽为稍晚的文人所作，但更加明确地将丁惟宁与丁令威化鹤之事相联系，可以见出当时文人对丁惟宁化白鹤所持的认同态度。

 

三、《金瓶梅》抄本的早期传播

1、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早期拥有《金瓶梅》抄本的诸人中，袁宏道的抄本来自董其昌，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等人的抄本又来自袁宏道，这些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因此，董其昌的抄本来源至关重要，上文已经探讨了董其昌与诸城丁惟宁的关系。

如果要证明董其昌的抄本确实来源于诸城丁惟宁，还需要考察其他几位拥有《金瓶梅》抄本者的情形。据各类记载可知，徐阶、刘承禧、王世贞、王宇泰、文在兹、王稚登、邱志充也都被认为拥有《金瓶梅》的抄本，但实际情形还应作认真分析。

徐阶（1503-1583）为松江华亭人，与董其昌同里。但徐阶去世时，董其昌才29岁，所以董其昌与徐阶后人交往的可能性更大。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引袁宏道语云：“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18】

《袁中郎全集》书影

袁宏道如何得知刘承禧家有全本，还应追寻到其致董其昌函。袁宏道既然致函询问董其昌，《金瓶梅》“后段在何处”，董其昌理应做出回答。

不妨做一个推测，徐阶之孙徐元春乃刘承禧岳父，刘承禧家的抄本虽然来自徐家，但应是徐阶后人所有。

从袁宏道称徐阶谥号“文贞”可知，此时徐阶应已去世。不排除是徐阶后人从董其昌处得到抄本，又为刘承禧所抄录。  

2、 王世贞（1526－1590）虽然也来过诸城，且与丁惟宁有交往，但其“家藏全书”的疑问最大。

《东武诗存》中收有王世贞的《诸城山行》一诗，陈烨、丁惟宁编撰的万历《诸城县志》收录王世贞的《拟古乐府琅邪王歌》八首，《过诸城题公署屏》诗二首。

丁耀亢《述先德谱序》记载了丁惟宁与王世贞的交游史实：“（先大人惟宁）能诗，不苦吟，亦不存稿。弇州先生（王世贞）为青州兵宪，巡诸邑，观兵海上，相与咏和，每为听赏。”【19】

王世贞为青州兵备副使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间，直至王世贞于万历十八年（1590）去世，《金瓶梅》是否已经成书，都很难断定，因此说他的《金瓶梅》抄本来自丁惟宁显然没有说服力。

谢肇淛《金瓶梅跋》所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20】，屠本峻《山林经济籍》所谓“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21】，均可理解为王世贞后人家中曾藏有其书，但只是传闻而已。

3、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又云：“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资购抄本二帙。”【22】

屠本畯与王宇泰何时在金坛相见，关系到《金瓶梅》的早期传播情形，值得做些考察。

屠本畯本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以父荫任太常寺典薄、礼部郎中、两淮运司同知，后移福建任盐运司同知。

《山林经济籍》系其罢官里居时编著，约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刻。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一字损仲，又字损庵，号念西居士，又号郁冈斋主。

明代金坛 (今江苏省金坛县)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 (1549)，卒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明史》有传，附于其父王樵传后。

王肯堂万历七年 (1579)中举，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选庶吉士、授检讨。

万历二十年 (1592)，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

万历三十四年(1606)，吏部待郎杨时乔保荐，补南京行人司副。

万历四十年(1612)，改迁福建布政司右参政。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得允告老回乡金坛，旋病逝。

王肯堂自万历十七年 (1589)中进士后离开金坛，至万历二十年 (1592)回到家乡。

万历三十四年(1606)再次离开金坛，万历四十一年(1613)回到家乡不久即病逝。

明代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称翰林为“太史”，屠本畯与王肯堂见面是在金坛，且称其为“太史”，显然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间。

董其昌将《金瓶梅》抄本借给袁宏道是在万历二十四年 (1596)前，袁宏道时在吴县，此时王肯堂亦在金坛。

王肯堂喜交游，与董其昌为同年进士，且曾与其论书画。因此，王肯堂的《金瓶梅》抄本应与董其昌有一定关系。

万历本《诸城县志》

4、薛冈《天爵堂笔余》云：“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23】

文在兹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薛冈“往在都门”见到他出示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599）之后。

但文在兹的《金瓶梅》抄本是否源于董其昌，尚有疑问。因为董其昌万历十七年（1589）举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万历二十年（1592），授翰林院编修。

万历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充任讲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湖广按察司副使。万历三十二年（1604），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也就是说，文在兹在京为官时，董其昌已离开京城。

5、王稚登与丁惟宁交往密切，最为有力的证据是五莲“丁公石祠”内王稚登题“羲黄上人”匾额及其诗作一首（见前引）。

从诗意来看，王稚登应该来过五莲九仙山，最后两句“昼眠梦晤安期语，翘首澹洲鹤使逢”，表明了对丁惟宁的思念之情。

既然称丁惟宁为“羲黄上人”，王稚登来五莲当然是在丁惟宁罢归山居之时。

屠本峻《山林经济籍》云：“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24】

可见王稚登所藏《金瓶梅》抄本也是不全之抄本，与董其昌、王肯堂、邱志充等人所藏《金瓶梅》相一致，这应是《金瓶梅》早期流传的真实情形。

6、谢肇淛（1567-1624）《金瓶梅跋》云：“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诸城得其十五。”【25】

谢肇淛所谓“于邱诸城得其十五”，表明他是在诸城从邱志充处得到《金瓶梅》抄本的。

有资料可证谢肇淛曾来过诸城，万历《诸城县志》收录谢肇淛写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七律《秋日客诸城同荩伯王明府登超然台》：

一片秋光爽色开，况逢仙令共登台，

城连平楚天边去，云涌群山海上来。

潍水尚寒高鸟尽，穆陵无恙夜乌哀。

尊前欲洒千秋泪，往事残碑伴绿苔。 

谢肇淛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来到诸城，他的《金瓶梅》“于邱诸城得其十五”，可以断定即此时此地所抄。

据《邱氏族谱》记载，邱志充字介子，号六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后任河南省汝宁知府，又升山西怀来道道员。

因是诸城人，故被谢肇淛称为“邱诸城”，又因曾当过工部都水司主事，故沈德符称为“邱工部”。

邱志充是丁惟宁的表侄，且邱、丁两家世代有姻亲关系。所以邱志充的《金瓶梅》来自丁惟宁有一定根据。

《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

“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呆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

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自注：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

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26】

袁宏道听说有《玉娇李》一书，与《金瓶梅》为同一作者。沈德符在邱志充处见到过此书，但仅有首卷。

内容与《金瓶梅》相连接，又暗寓夏言（贵溪）、严嵩（分宜）争斗事，且直接书写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可见此书作者对朝廷政事十分熟悉。

联系丁惟宁的仕途遭遇，亦有符合之处。《玉娇李》作为《金瓶梅》的续书，“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是否使丁耀亢因此受到启发，在改朝换代之际作《续金瓶梅》，与前集亦互为因果，这一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以上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某些论据作了辨证。

笔者认为，董其昌、丁耀亢、《续金瓶梅》及《金瓶梅》抄本的早期流传都是外证，至于《金瓶梅》中的某些内证，留待日后再作探析。谬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      王 平  教授

注释：

【1】袁宏道：《与董思白书》，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7页。

【2】袁中道：《游居柿录》，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9页。

【3】杨国玉：《金瓶梅研究的新起点——“弄珠客思白”致丁惟宁书札辩证》，载《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01期。

【4】见张清吉《金瓶梅奥秘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5】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6】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7】《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6页。

【8】《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9】《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页。

【10】《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5-6页。

【11】《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5页。

【12】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13】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页。

【14】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15】《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636-637页。

【16】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页。

【17】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

【18】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0页）

【19】丁耀亢：《述先德谱序》，见李增坡、张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20】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21】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页。

【22】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页。

【23】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5页。

【24】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页。

【25】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26】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0-231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王平  赵兴勤<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