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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关中本位和关东本位博弈： 从隋朝建立并定都长安开始，不论是关陇集团和皇权的博弈，还是关东集团和皇权的既联合又抗衡，亦或是关东贵族、平民同关陇贵族在政治诉求上的矛盾，关中本位和关东本位一直是当朝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隋炀帝以身试法，希望通过战争削弱关中军事贵族势力，最终却落得引火烧身、身死国灭。唐朝的建立者李渊不得不吸取杨广的教训，在建国之初接受军事贵族的制衡。到了李世民统治时期，关陇集团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历史上唐太宗对关东贵族的宽宏大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关中本位制衡的结果。  为了伸张皇权，同时又不至于动太多人的奶酪，李世民开始从贵族和家族地位着手，打破传统的以血统定高低的习俗，将各家族的贵贱和现任官爵挂钩，用强势和稳妥的政策，削弱关中贵族势力。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摆脱关陇贵族的制约，她称帝后迁都洛阳，通过大规模的科举考试，选拔关东有识之士进入统治集团，虽然在当时条件下这些人仍然是贵族，很少是平民，但这些上位的官员完全依附于武则天的权威，能够处处维护皇权的天威。同时武则天通过重用毫无根基的地痞流氓、无赖充当酷吏，极大打压了关中各贵族势力。 待到李唐复辟，国都再次迁回长安，关中贵族在名义上获得短暂喘息。但事实上到了唐玄宗时期，李隆基仍然不给关陇集团太多机会。他大力提拔关东和南方人才，以致于虽然武则天的“周”没了，但朝臣仍然是武则天时期留下的班底。不仅如此，为继续打压关中集团，唐玄宗以更大规模和速度，设置了非制度化的经略使和节度使等“使职”，打破了传统军事贵族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权。 但隐患也在于此，这些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的使职，没有一整套制度化的任用选拔通道作为后盾。致使玄宗晚年，许多重要的节度使和经略使，都依靠个人关系上位，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关中和关东本位的博弈，原本是为了皇权的伸张，但最终却导致了一系列地方割据，让皇权支离破碎，不得不令人感慨世事的无常。   02 文化的多元化和传统普世大帝国的矛盾： 作为“草原——中原”二元化的开放帝国，其包容性和开放性虽然为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同时也对中原帝国的政治逻辑造成了巨大冲击。西域的“胡风”传入中国，让一直习惯于将儒家理念作为政治核心思想的中原，受到了强烈的思想和精神冲击。 从汉代以来，儒教以“礼”的天人感应为基础，拓展出了一整套宇宙和社会观，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当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进入时，此前的正当性和所谓的终极理论就失效了。这使得从周代以来华夏民族理解世界的华夷观、贵贱观，以及宗族远近观等意义框架成了虚无缥缈的言辞。在胡风盛行之前，中原帝国的统治者和人民认为儒家政治理想是最好的，是天的旨意，是这个世界理所应当的普遍秩序。但当异域风情传入之后，人们发现不同民族还有那么多的文化形式，他们有着不同于中原的道德风气和社会秩序，有些习俗还成为了唐朝上流社会的时髦。这种冲击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让儒教引以为傲的传统礼仪和日常伦理准则失去了普遍约束力。所谓的传统逐步失去了神圣光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儒教礼仪正在被外来的思想打回原型，从普世化的思想退化成了东亚乃至亚欧大陆上的一种特殊民族的特殊思维模式。  最典型的就是从三国时期就传入的佛教。它在东汉、三国时期从西域传入，到南北朝时期自成系统。北朝胡人入主中原，需要佛教来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从而对抗汉朝以来儒教的普遍理想；而南朝统治者多是军事政变上位，也急需佛教来提供正统解释。经过数百年的熏陶到了唐朝，虽然唐太宗印发了官方儒学注释《五经正义》，但文字上不过是把南北朝时期的章句集合起来，儒家学者们自己无法将思想进行升级和创新，这导致了儒教的思想和传统在社会上很难被接受。恰逢此时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翻译了大批佛经，让佛教进一步系统化、普世化。佛教对精神世界的教化完美的展现在了中原人面前，以致于从上层社会到底层民众，全都深受佛教的影响，中原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佛教深刻的改造了。 除佛教外，袄教、摩尼教和景教等意识形态也随着繁荣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原。每一种教派都有自己的一套普世化理想，这些教派的宏大宇宙论和世界观，相比于仅限于中原地区的儒教，更具有传播力和渗透力。加上儒教各种理想和游牧民族习俗都格格不入，让唐朝统治下的游牧部落更容易信仰外来宗教，唐帝国的离心力逐步增加，政治统治使用的儒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唐朝帝国的建立仍然延续着儒教的政治逻辑，而儒教本身由于经历了东汉玄学化发展和地方豪族唯利是图的滥用，其堕落已经让儒教和儒学无法自发完成进化和升级。所以儒教的衰落让帝国皇帝和各地区的大臣之间，缺乏一种深刻的精神认同。加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又使得大唐帝国一时间难以寻找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思想，替代儒教来重新自我表达、凝聚国民思想。倘若事情持续这样发展，中华帝国的命运也将和古罗马帝国一样，因人民的秩序想象不统一而土崩瓦解。 这种趋势的高潮就是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这场战争的失败让唐朝思想多元化和帝国统一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中原的历史极度弱化了这一场战争的失败。但这次的战败，让伊斯兰教这种比佛教、摩尼教更具有活力的普遍理想扎根于了中国历史精神历程，让各游牧民族和精神得到了觉醒，深刻影响着帝国的命运，让唐朝的传统政治哲学趋于破产的边缘。  03 草原视野的丧失和安史之乱： 唐太宗时期，由于皇帝本身兼具草原游牧民族和汉族的两种血统，所以李渊和李世民非常精通草原部落的统治哲学。作为“天可汗”的李世民重用不同部族的寒族胡人，当他娴熟运用草原政治逻辑击溃突厥帝国后，突厥部族的首领成为了唐朝的官员，各少数游牧民族自觉接受“天可汗”的统治，认同自己的部落是唐帝国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接受大唐皇帝的统治，这一点区别至关重要。从唐高宗开始，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皇帝，开始缺乏对这种草原统治逻辑的理解，统治中枢的人们希望将中原的儒家政治逻辑强加给游牧民族，破坏了各游牧民族的认同感，让他们立刻觉醒了自己和中原的区别，以致于到了高宗后期，突厥再次脱离了大唐统治，成为了独立的草原帝国。 到了玄宗时期，一方面为了制衡关陇集团，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各胡人部落效仿突厥成为独立王国。缺乏草原统治逻辑的玄宗接纳了宰相李林甫的建议，大肆启用寒族胡人，企图通过胡人军事力量牵制关陇集团同时，再通过寒族胡人牵制胡人贵族。但这种强烈的中原视角，是完全不理解草原统治逻辑的结果。统治集团仅仅将安危寄托于军镇首领个人忠诚度上，既不可靠也不安全，为安禄山的崛起埋下了隐患。  安禄山是不同中亚民族的混血儿，其父是中亚栗特人，母亲是突厥人，从小就精通草原的统治逻辑。当玄宗以其出身贫寒，任命他为节度使后，安禄山依靠朝廷的任命，获取了统治游牧民族的正当性。通过充分运用草原传统，他将契丹、同罗、奚人部落约八千人收为养子，并训练成亲兵，将一盘散沙的胡人部落重新整合起来。这种政治逻辑已经让脱离草原视野的玄宗无法理解。而此时由于长期和平，关陇集团的府兵衰落不堪，毫无战力。等到安禄山起兵，玄宗一时间无法找到有效的兵力抵挡反贼，最终只好放弃长安逃命。 最终，安史之乱的平定依靠的是朔方的胡人击败了安禄山的河朔胡人。从此唐朝话语权就不再完全掌控在皇帝手中了，内亚的游牧民族成为了左右大唐兴衰的主要力量，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互动进入了新的时期。不仅如此，高原青藏地区民族也开始进入西域同草原民族和中原展开角逐，“中原-草原”的互动模式，升级成了“中原-草原-高原”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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