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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研究日常、研究下层,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颐源书屋 2021-02-10

导论:从望远镜到显微镜

来源:节选自王笛显微镜下的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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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更多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黄仁宇风行一时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 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世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

书写这样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整个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部帝王将相、英雄以及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书写他们,才能建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宏观历史当然是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历史何必厚此薄彼?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生恐这样降低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

▌农民从北门进入成都。甘博(Sidney D. Gamble)拍摄于1917—1919年间 资料来源: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y,Duke University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所关注的默默无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依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

▌小镇上的老人在简陋的社区活动中心打麻将 资料来源:王笛2019年7月摄于成都平原上的三台县郪江镇。

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上,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主导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普通个体则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成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在过去,可以说几千年来关于成都的各式各样的资料都留存了下来,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只用这些资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实的历史,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的历史记录,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叙述很多,关于重要人物的记录很多,但是真正关于普通人、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却说不清楚。

▌老人们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打牌 资料来源:王笛2015 年秋摄于成都郊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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