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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唐后期的阉宦之祸归于皇帝昏庸，这其实是完全误解了事情的本质。如果说唐代后期藩镇的坐大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再平衡应对新的边疆和内政危机，那么任用宦官则是皇权面对信仰结构逐渐失控垮塌的情况下，寻求自保不得已的策略。宦官作为被阉的残疾人以及天子家奴的身份，权力再高也实际上地位低下，即使能挟持皇帝但也依旧是皇权的伴生体，这也正是几代唐朝皇帝都看到了宦官掌权的弊端但依旧没有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 而这么一个内部倾轧的集团，结果就是当外部危机增大，需要这个集团做出有效应对时，却很容易随着帝国统治者的老朽就轻易瘫痪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开元天宝盛世中的那一幕幕活剧：从宦官边令诚诛杀名将高仙芝、封常青，到内部权斗不休的哥舒翰集团被宫闱内的角力驱赶出去送死，从对郭子仪、李光弼等的猜忌和限制，到李亨不肯采纳李泌的正确战略决策直取幽州，整个唐帝国几乎是百发百中的不断采取着最错误、最亲痛仇快的战略决策。事实上类似的情景我们也在宋末或者明末见过，只不过宋代和唐代很重要的一点不同就是通过儒学的复兴重构，以及科举制度的普及强化，最终缔造了一个人伦理法为主轴的权威-信仰结构，而有了这样一个体系，宋代的统治者可以既不借助于外戚来巩固皇权，也不用借助于宦官来平衡外部朝臣的权力，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军队，可是正因为刚刚经历过五代十国的无比黑暗的时期，宋朝过度的抑制武人又造成了对外部军事威胁的软弱无力。  不过上述是属于帝国中枢的权力结构，在决定一场战役或者战斗的胜负上，局部的指挥体系就会起着直接的作用，但这局部也时常会受到帝国中枢的直接影响。比如在开元天宝年间，唐帝国采用了节度使制度，此时的节度使因为将军事指挥、地方组织、财赋补给的筹措等权力都集于一身，因此效率很高，迅速扭转了武则天时期对外战争的颓势，面对突厥、吐蕃、契丹等的挑战时不断取得胜利。可随着信仰结构的坍塌，皇权中枢再不愿这样主动的下放权力，于是要么如唐代那样不断的派出太监监督军队，或者如宋代那样打压军人，主张“将从中御”限制前线的自主权，甚至干出皇帝用自己琢磨出来的“阵图”越俎代庖瞎指挥千百里之外的前线作战的荒唐事。这种情况下等于前线的指挥中枢也不可避免的陷入多头指挥的混乱状态，大败亏输也就难以避免了。 关于帝国的中枢顺便说一下后世，到了明帝国时期，程朱理学已经根深蒂固，依托于科举考试建立起来的文官体系也已经盘根错节，整个国家的权威-信仰结构固然比隋唐时期稳固的多，可是为了平衡文官士大夫阶层的过于强势，帝王再次不得不祭出了宦官这只猛虎。 不管哪个时期，我们都会发现，当中枢系统因为积重难返而溃烂瘫痪后，整个国家也就陷入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痛苦之中。  罗马和拜占庭的独特结构 说回到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态势。罗马起自一个城邦，在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繁衍和扩张而成为独霸意大利半岛的国家，其内部的种族、文化的整合度很高，而更重要的是其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由代表了贵族和市民利益的元老院以及罗马人自己选举出的执政官和护民官来行使统治权力，而对军队的指挥也是由这每一年选出的执政官来进行的，外出作战时，往往是两个执政官轮流指挥。这种权力体系的好处，就是可以最根本性的杜绝了将领擅权、尾大不掉的危害，每一个执政官都不可能将一支军队变成自己的私兵，然后以此凌驾于国家之上。这种军事体系的基础非常稳固——每一个罗马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维系在这个制度以及民族的利益之上，这样的军队是为了罗马而战，那么只要是罗马人自己选举出来的领袖，那么就自然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可以对整支军队具有合法的统治和指挥权，但同时这个权力因为是来自罗马，也就可以随时以罗马人民的意志来改变。可以想象这种模式下肯定不会出现安禄山。 但这种模式只是解决了军权的可控性问题，但在军事能力上的弊端也很明显，随时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并不一定精通军事，尤其是每年一届的任期限制更增加了将官部署长期战略的难度，如坎尼之战那样，好几场大败仗都是源于指挥中枢的笨拙愚蠢或者急功近利。更不要说这种模式很依赖相应的兵制来获取源源不断、素质稳定的兵源。因此后来随着罗马对外扩张，将边界线不断外推以及各种其它条件的变化，到共和国后期这套模式就彻底被推翻重来了，之后就是马略、苏拉乃至凯撒这些军头的时代，对此前文都有叙述，这里就不再赘言。 而到屋大维重新在持续的内战中最终重新统一罗马时，罗马也就真正作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开始正常运作。但从这时开始，东西方军事帝国的运作模式继续展露出明显的不同。中国在改朝换代时固然也都是由开国皇帝率领大军南征北战，不管是刘邦、刘秀，还是李渊、李世民、赵匡胤或者朱元璋，都是军事才能卓著，但是随后的历史就有些不太一样了，刘邦之后的西汉皇帝再也没有一个皇帝走出皇宫统领军队四出征伐，即使以武帝著称的刘彻也都是坐镇长安发号施令，李世民、赵匡胤之后的皇帝也都一样，全都是通过在外的将领统兵作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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