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我肯定死不了，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我肯定死不了，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倘若有一个人，将自己个体的死亡与整个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我们或许会指摘这个人的狂妄。但是，当梁漱溟说出这句话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相信了这句话的分量。

梁漱溟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要知道，梁漱溟只是一介书生罢了。

他到底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在华夏土地上声名远播？又是如何有能耐说出“我肯定死不了，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的豪言壮语？

一、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

诚然，梁漱溟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位普通的文人，他真切地用自己的才华和风姿在中国文化界站稳了脚跟。

1893年，满清政府还未灭亡，北京城里呱呱坠地了一个小婴儿，他便是梁漱溟。追溯先祖，梁漱溟是元朝开创者忽必烈的后代。

或许是继承了先辈的革新精神，在1911年，也就是满清宣统年间，梁漱溟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然，梁漱溟的求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当他于顺天中学学满毕业之时，由于考试分数不够等问题，一向优秀的梁漱溟被自己心怡的北京大学拒之门外。

其实，当时哪怕梁漱溟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刷了下来，他依旧可以退而求其次，上一个好学校。

然而，梁漱溟并非是一般人，“宁缺毋滥”不将就的执拗使得梁漱溟中学毕业，吃了北京大学闭门羹之后，开始进入找工作的大潮中。

梁漱溟这块“金子”，哪怕没有成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依旧拿到了一份他人艳羡的工作，那就是在《民国报》做编辑和记者。

1912年，在《民国报》小有成就的梁漱溟，被自己的上司正式冠以漱溟的笔名，也就是在这一年，梁漱溟开始与佛学结缘。

从1913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粹言》，到1914年在《正谊》发表的《谈佛》，再到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梁漱溟在佛学领域走出了一条深邃悠远的路。

当然，这几篇佛学文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梁漱溟与佛学有关的著作声名远播，当时北京大学向梁漱溟伸出了橄榄枝。

1916年，正式梁漱溟《究元决疑论》发表的那一年，也是留洋归来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开始吸纳人才的一年。

由于梁漱溟剖析佛学的著作，入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眼，哪怕梁漱溟只是中学毕业，依旧被北京大学破格录职为教师。

其实，当时的梁漱溟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学历放在人才济济的国内名校并不够格，所以，面对北京大学的第一次邀请，也就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自游说时，他推辞道：'虽然我是学过几年的佛学，也颇有心得，但当教授还是不够格的。'

这就是梁漱溟，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虚怀若谷的谦逊已然刻入了骨子里。当然，蔡元培并不打“毫无准备”的仗，他用可以与人才济济的北大哲学系大佬们交流的机会，成功吸引了梁漱溟。

1917年，想要远离尘世的梁漱溟出家失败之后，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概论。次年，梁漱溟开始主讲佛教哲学。

正是因为蔡元培准确把握梁漱溟求知若渴的心，才有了之后在梁漱溟影响下不一样的北大哲学系，经年之后，北大哲学系已然成为全国哲学系的风向标。

然而，一代大儒梁漱溟并没有止步与北京大学，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在等待着他。1924年，在发表《中华书院简章》之后，梁漱溟告别了曾经栽培过他的北京大学。

来到了山东菏泽，成为一名省立中学的班主任。从北大教授，到中学班主任，或许只有梁漱溟才会如此不计较名利地选择，遵从自己的初心所愿，是梁漱溟活得磊落洒脱的原因之一。

随后，梁漱溟的工作领域从关注中学教育拓展到参与筹备村学，在1930年1月份，梁漱溟成为河南一村治学院的教务长。

立足农村，发展农村，帮助农民识文断字，成为这位大儒的“新”事业。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学术专家都生长在象牙塔里，梁漱溟的扎根基层，助力于基础教育，再一次向我们诠释了不一样的中国文人。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忧国忧民从来都是梁漱溟的本色。梁漱溟经历从来都是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二、与国家紧密相连

中国文人，自古有一种家国情怀，无论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都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而身为中国文人的一员，梁漱溟自然一直与国家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宣统三年，还是少年的梁漱溟一马当先地加入了同盟会。

亦或是在北大辞职之后梁漱溟致力于中国农村发展与基础教育，又或者是1940年出任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务委员，梁漱溟的事业轨迹一直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实，最初梁漱溟更为推崇君主立宪制，即用西方的一套政治体系稍加修改后套用在中国。然而，经过历史实践之后，梁漱溟深刻地明白。

满清政府已然从根子里腐烂了，君主立宪制根本在中国走不通。于是，梁漱溟加入了同盟会，甚至参与到了辛亥革命之中。

他的青春洋溢着救国的热血。当中国民国建立之后，梁漱溟的救国之路仍旧没有止步。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如何才能发展起来？

此时的梁漱溟并没有向之前一样，拼命向西方文化汲取营养，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为本，职位分途”的全新立场，使得他将自己投身与乡村教育的征程中。

要知道，梁漱溟在哲学界乃至学术界影响力颇高，不提他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师、教授，就是他本身在学术前沿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孔孟思想、阳明心学等诸多儒家思想与西方存在的“生命哲学”融为一体的壮举，已经够他守成。

然而，梁漱溟并非是我们如今社会那般多的精致利己主义的一员，他心系国家，哪怕农村教育，基础教育再艰辛，他仍旧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自己大部分时间、精力。

固然，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上“一生心血，全副肝胆”地费尽心思，却依旧没有达成他想要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中国国情的目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对本就风雨飘摇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让东北军一推再推，轻而易举地将东北三省拱手相让，甚至狡辩说自己的施政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共产党才是当时的第一要务。

而此时的梁漱溟是尤为清醒的，他知道此时已经到了民族危亡的艰难境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才是当务之急。

于是，他提出了“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政治主张，甚至发起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及“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始终以国家为先，哪怕当时国民党势大，但是，他依旧不给面子。

比如，在1943年，梁漱溟为了表达自己对于国民党对于百姓的敷衍专制，坚定地拒绝了国民党“宪政实施协会”的邀请。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的不怕死与命大似乎颇有玄机。1940年，前往重庆开会的梁漱溟曾遇到了日军空军的狂轰乱炸，此时的梁漱溟并没有如普通人一般，仓促躲进防空洞，而是淡定自如地于开阔操场上悠然读书。

同样的事，在1941年梁漱溟的香港的时候也发生了。香港被日军占领了，梁漱溟乘着小船逃亡内陆，同乘人员战战兢兢，生怕命丧海洋，而梁漱溟却始终酣甜入眠。难道他不怕死吗？

梁漱溟这样回答，他曾说过：'我肯定是死不了的，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当然，这句话不乏文人的狂狷傲然，但是，却也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之存在，必然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的胜利，正义战争的胜利，必然是情理之中，倘若像梁漱溟这类革命志士都死了，中国怎么办？

梁漱溟对于自己生死的回复，看似是勘破了自己的生死，又何尝不是看破了历史，勘破了世事。

梁漱溟对于新中国，对于共产党，始终是看好的。他是共产党人的好朋友，甚至在两次访问共产党的红色基地延安的时候，梁漱溟曾与共产党的领导人毛主席亲切会晤，他们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或许梁漱溟看好的并非是哪一个党派，他更看重的是谁能够带领中国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在解放战争结束之后，看到日新月异的新中国，这位老先生坚定不移地说“我已经认定中国共产党了”。

《人民日报》曾言梁漱溟“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美国将军马歇尔称在梁漱溟身上看到了甘地，也有人说梁漱溟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然而是什么成就了一代大家梁漱溟？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亦或是是对于自己兴趣事业的沉迷与执着。

文/文史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