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之谜

谈到官窑，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不能逾越：“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官窑八棱瓶，粉青釉，经洛阳眼检测绝对年代为崇宁三年（1105年）

该文中出现的“本朝”、“遂命”、“京师”、故京等，在该文语境中，词义差别微小，都应是指朝廷，因涉及到具体的年号，确切讲应该就是指徽宗时的朝廷。而“中兴渡江”之语说明了在叶寊视角的立场的本朝，涵盖了史学范畴的北宋和南宋，当时的南宋人最多只是感觉到朝廷是在“偏安”而已，没有改朝换代之意。

该文中分为汝窑、官窑和内窑段落，虽也涉及到郊坛下别立新窑和乌泥窑、余姚窑、续窑以及越窑，但“比旧窑大不侔矣”和“皆非官窑比”之语，说明除了汝、官、内外，该著者对其他窑看法处于非重要地位，或有轻视或忽略之意。

关于汝窑，是徽宗遂命造青瓷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遂命——悉有之——汝窑为魁的模式是开放的、竞争的，仲裁者是徽宗。

宋代官窑奁，绝对年代为崇宁四年（1106年）

关于官窑的产生，是由于“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才“政和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这是典型的因果逻辑关系的论述。如果将京师/故京理解为汴京，就成了汴京自置官窑，这是逻辑错误，同时也是汉语语法的错误，因为地名词汴京是不能做行为主语自置官窑的！因此，这是在告诉人们官窑就在龙泉。

关于内窑的产生，是“袭故京遗制”和“置窑于修内司”并“名内窑”。故京遗制是指对窑务的管理体制。而修内司则是负责宫廷修缮的内务府的部门，原并不负责窑务管理，“置窑”有指令之意，显然这是由修内司直接接手了原由徽宗朝廷直管的位于龙泉的官窑的管理工作，而“名内窑”有对官窑重新命名之意。建安即今日杭州，建都是中兴渡江时就已确定的，修内司是杭州皇家内苑建设的主力部门，尽管是在钱氏吴越国的原址基础上修建的，但保守估计皇家内苑的建设也不会少于八到十年。这期间高宗并不是“四处逃窜”，而是等待。当时在凤凰山下建内窑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何况直到今日也没有找到内窑窑址。那么，命名为南宋官窑的老虎洞窑址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内窑吗？从该窑址所出的实物看，显然不是内窑！该窑址的实物与两故宫现存的内窑器没有相符之处，故老虎洞应该是南宋晚期的续窑，其造型和瓷片的釉色的发色也都说明了它们是南宋晚期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瓷片数量和窑的数量都不大，充其量之是南宋晚期供宫廷烧制的官性小窑而已。

宋代官窑/官窑琮式瓶，绝对年代为1114年。

关于官窑和内窑，清代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也值得参考：卷六，镇仿古窑考：“官窑，宋大观、政和间汴京自置烧造，命曰官窑。大观中釉尚月白、粉青、大绿三种，政和以后惟青分浓淡耳。”在卷十，陶录余论：“大观，北宋年号，即有官窑时也。宋本称官字，唐隽公不书官，纪观，称大观釉。”该文所说的宋大观时就烧造官窑，显然底气不足。这就是唐英认为大观不能书官，而应记为大观釉的原因。实际上，唐英在执掌景德镇窑务期间，深入研究仿官器的烧制，粉青和月白釉瓷是其主要品种，体会自然精深，是值得信赖的。很显然，徽宗应是在大观时期就开始试烧大观釉。而到政和间自置官窑时，才“惟青分浓淡耳”，这说明政和以后官窑已不再烧制月白釉和绿釉。目前从两故宫和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实物看，官窑和内窑的确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传世哥窑”就是青分浓淡之淡，而多数在台北故宫的粉青官窑就是青分浓淡之浓。这样的品种在所谓的老虎洞南宋官窑窑址根本就看不到。

宋代官窑碗，检测年代为1120年。

总体看，大观釉和官窑的主要品种是粉青和月白。但为何会徽宗会如此热衷于粉青和月白呢？非常值得探讨。在地球上观看天象，昼的相就是天青色，而夜的相是玄色，并有星月之光相伴，月白就是玄色之中最美妙颜色。显然徽宗做为“道君”皇帝是深谙地球的黑白/阴阳变化规律的。从青瓷中烧制粉青和月白的难度也许还不是最大的，实际上在五代时期就已初步出现了“青分浓淡”型的淡青瓷，如柴窑和耀州窑都可见到接近淡青、粉青和月白的实物。徽宗的烧制难度在于是要使月白釉要出现深色的大开片，其开片纹就犹如满月时月亮上清晰可见的山川河流，也只有龙泉的黑胎才使大观釉具备了几乎是完美的深色开片纹理。

南宋官窑花口洗，检测年代淳熙二年（1175年）。

利用现代矿物分析的手段对龙泉黑胎的观察结论是：黑胎是在龙泉优质糯米灰白胎中添加了高含铁粘土形成的。这种工艺在早期传统的龙泉窑烧制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在所有的河南等其他窑址中也见不到。只有景德镇明代仿官的器物上可见到类似的添加紫金土工艺。官窑、哥窑、内窑的实物器上的深浅色开片及所谓的文武开片或金丝铁线均与这种黑胎有关，本质上看，这类开片都是火石红现象的“泄露”留痕。在技术上对开片、开片的层次、氛围、火候都有极为严格的要求。南宋晚期、元代、明代的龙泉实物中确实有萃裂开片并沁色工艺方法，明代也确实有相关作沁色的记载，但那都是因为官窑工艺已失传后的产物。

应该说张公巷窑的烧制，在时间上与龙泉是同期的。如张公巷窑窑址考古已证实，该窑在制作、釉质等方面均具有官窑的品质。或许类似的类官的窑址不止张公巷一处，这应该视为徽宗的遂命—悉有之—汝窑为魁的模式的延续。也许是由于边境战事吃紧，张公巷才没有继续在官窑之路走的更远。

关于哥窑的产生完全可能是大观釉的产物，或者说很可能是政和间京师自置官窑后保留下来的“质颇粗厚”者。事实上，存世的哥窑除了釉色是以月白釉为主外，其制作的风格古朴，用“质颇粗厚”的评价非常恰当，精美程度都不如官窑和内窑。月白釉是青瓷中低温区间的产物，哥窑始终坚持这种特色独自前行，或许这就是徽宗并没有放弃的结果，哥窑完全可能是以半民半官的方式而存在，接受这“制样须索”的订单，在时空上一定是与官窑密切相依而存。哥窑是何时消失的？在南宋的晚期龙泉很多窑口出现了似官非官，似哥非哥的普遍现象，这应该是哥窑“官”性消亡或失控的信号，官哥不分一直延续到元代。尽管官哥不分，但它即不是官也不是哥，这类产品存世量很大，收藏者窑应加以区分。

中兴渡江，官窑被“名内窑”后，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也一直是个谜。“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也许只能是大致的，不确切的内窑终止时间的节点。有文章认为“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者是秦桧提拔起来的，秦桧恶贯满盈，逝世后随即遭到清算，邵局很可能受到牵连。但最有可能的是高宗逝世（1163年）后，由孝宗终结了官窑体制，龙泉青瓷面貌一新转为出口型经济的利器，此时龙泉青瓷才为世界所认知。总体上看，龙泉青瓷只代表了辉煌的一半，还有一半是官窑、哥窑和内窑，甚至包括仿哥仿官。遗憾的是官、哥、内窑址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发现了没有被认识，还是错失了交臂？

如果你站在龙泉的窑址，在堆积如山瓷片堆上，几乎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即色彩丰富的瓷釉和变化无常的胎骨，令人眼花缭乱。这因为窑场的制泥和配釉是由专业的分工“泥”、“料”户完成的，不仅在龙泉，在宜兴、德化、景德镇等古窑场都存在着这类分工。瓷土和粘土的有效成份都是石英和三氧化二铝，景德镇的瓷土的有效成分最高，已成为标准型瓷土——高岭土。有效成份低些的粘土的可塑性好，但不耐高温烧制。高岭土耐高温，但可塑性不好。粘土与瓷土的配制后实现了取长补短，强度和可塑都达到最佳。龙泉的胎土含铁略高，烧制出来的瓷胎呈色青白，俗称“青白胎”，非常适合烧制青瓷。景德镇高岭瓷土品质洁白高于龙泉，特别适合烧制彩瓷。在我国的已知古窑场中，龙泉和景德镇是有史以来资源最好的两个窑场，一个创造了青瓷的巅峰，一个开启了彩瓷辉煌，其它著名的窑场的瓷土多属于含杂质较高的，有效成份介于粘土和瓷土之间的瓷土。通过矿物分析，可清晰观察到龙泉的黑胎配制瓷土的“基因”。杭州西湖是火山口成因，决定了凤凰山是老的沉积地层结构，这意味着凤凰山是不会生成瓷土的。不能排除杭州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的瓷土是从龙泉经丽水到温州出海运输到杭州湾上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