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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取代明朝，是不是阻碍了中国发展，进步还是退步，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明清理学发展来看，却可以管中窥豹。 所谓理学，中心观念是“理”，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南宋时期，理学开始出现，明清蔚然大观，但明朝与清朝的理学发展却大不一样，通过比较明清理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清朝取代明朝，实乃华夏的不幸。 明朝初年，朱棣夺位之后，将朱熹的《四书集注》指定为科举考试参考书，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谓程朱理学，强调“理”高于一切，犹如“以理为本”，与如今“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截然不同。 儒学经过一千多年进化，吸收了诸子学派思想，成为当时中国唯一成熟的治国思想，朱棣都没得选择，只能选择儒家。朱棣之所以抬高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实在太好了，几乎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是儒学初生期，忽视现实充满理想，统治者不屑一顾，汉唐大概是儒学的野蛮成长期，为了符合统治者要求，不惜一切篡改经典，终于彻底实现“独尊儒术”，宋朝时儒学进入成熟期，程朱理学是其中最成系统、最符合统治要求的学说，强化人类社会的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尊卑有序，三纲五常是最大的“理”。如果人人遵守程朱理学，遵循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大家哪怕饿死都各安其位的“理”，皇帝统治自然可以传之万代，因此皇帝自然不会拒绝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带来的后果很严重，明朝初年学术气氛沉闷，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如果时间一长，可以预见的是必然带来社会结构僵化，社会进步停滞。 但明朝还是传统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皇帝可以将程朱理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却无法压制儒家学者对儒学的研究与发展，也不掌握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就是说，明朝儒士可以提出新学说，皇帝也不好否定社会上出现的儒家新思潮。 明朝中前期，陈献章的白沙心学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吹响了明朝思想变革浪潮的号角。陈献章是岭南地区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也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被后世称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 陈献章之后，湛若水、王阳明真正开启了心学，影响了明朝之后100多年的历史。 所谓心学，其实还是理学的一个分支，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程朱理学认为三纲五常是最大的天理，而心学强调生命的过程，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心学注重个体的“理”，程朱理学注重维护三纲五常，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提出的解放个人欲望区别在于，文艺复兴解放的是物理层面的人欲，心学解放的是精神层面。 不过，心学与佛家参禅悟道，谁都可以悟道成佛差不多，谁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圣，门槛较低，因此心学门徒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心学思想的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的社会模式。 心学是开放进取的，强调人内心的良知良能与社会和万物的沟通对话，不像程朱理学是一个封闭僵化的宗法伦理体系，思想和行动都不允许超过程朱理学思想划定的大纲。因此，心学符合明朝当时时代发展需求，进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通过四件事看出： 1，明朝官方学说是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矫正朱熹理学弊端，违背官方思想，但心学门徒的科举考试却并未受到影响，比如嘉靖元年（1522年）的钱绪山就顺利考中举人，甚至在1523年心学进入了考题。此后，几乎已经无人再说心学是异端，科举考场上心学随处可见。 2，明朝内阁首辅中，出现了多位心学门徒，最具代表性的是徐阶，曾经组织数千人讲学。至于内阁大学士、各部主官级别的心学门徒更是不知凡几。 3，王阳明之后，心学发展出多个学派，其中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被后世称为“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是王学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分支。这一派的弟子非常注重实践运用（即实学），最典型的是徐光启。其实，明朝晚期最能接受与西方传教士的明朝士大夫，主要是一批心学门徒。明朝晚期出现徐霞客、李时珍、宋应星等，不是没有缘由的，与当时实学发展息息相关。 4，心学门徒中，出现了很多离经叛道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贽，喊出了孔子非圣，四处讲学时经常有很多妇女听讲。 可以说，明朝市井文化繁荣到出现《金瓶梅》、接纳西学、出现诸多离经叛道的学者等，都与心学关系密切。原因很简单，心学给了他们思想基础，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成圣，可以充满个性化。 除了心学与程朱理学之外，明朝还有诸多学说出现，比如明代“气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罗钦顺，罗钦顺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时称“江右大儒”。 朱熹理学认为“理气二分”，三纲五常这些“理”高高在上，可以与“气”（物体或人）分开，是最先存在的，即“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但罗钦顺认为“理在事中”，理气为一物。 还有堪称明朝最妖孽的文坛领袖唐顺之，俞大猷的兵法老师，戚继光鸳鸯阵源自此人，既学习程朱理学，又学习过王阳明心学，但最终却突破这两种学说，重返经世之学——实学。 总之，明朝各种学说多如牛毛，反对与被反对可谓家常便饭，理学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尤为重要的是，明朝皇帝对这一现象并未打击或压制，而是任其发展，即便对最为异端的李贽，因为学说与行为过于异端，受到不少官员抵制，万历也只是将他关进监狱，而没有杀他，李贽后来在监狱自杀而亡。 清军入关后，在程朱理学与心学选择上，自然选择更利于统治的前者，于是不规矩的心学备受打压，越来越衰落。最终，清朝心学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向程朱理学靠拢，更符合统治者的学说。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所谓“治统与道统合一”，就是将皇权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全部集中在一人之手。明朝时期，皇帝只有治统没有道统，道统在儒家学者手里。显然，这两者合一就封死了儒家学者发展学说的道路。说封死可能有些夸张，但让儒家学者不敢提出违背皇帝意志的学说了。 这里有一个配套工程，即我们熟知的文字狱。在文字狱的打击下，提出新思想的后果很严重，清朝儒家学者也没人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与之相反的是，明朝官方意识形态起初是程朱理学，但儒家学者也没当一回事，明朝皇帝也不敢随便以别人提出新学说而砍了圣人门徒们的脑袋。 因此，明清官方意识形态看似都是程朱理学，但实际却大不相同。明朝程朱理学在中期已经衰落，但清朝却将之推向神坛。 关于清朝理学，国学大师钱穆曾有一针见血的评论：
简而言之，在清朝高压政策下，学者们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做考据，而不敢提出学说思想，更不可能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理学思想。清朝时期，中国考据学空前发展，但背后的代价是儒家学说几乎彻底没了发展，清朝儒学犹如一潭死水。而即便不问天下事，专心做考据，清朝学者也未必能避免劫难。 笔者举一个例子，《物理小识》的作者方以智，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这一家都是心学门徒，也可谓西学世家，清朝之后放弃了自然科学研究做考据，形成了大名鼎鼎的“桐城派”，但在戴名世《南山集》案中，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于是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过康熙的“宽宏大量”，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 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整个清朝没有自产出一位大思想家。 社会进步，思想先行，没有思想准备与基础，社会又如何进步？ 笔者不时听说，声称“明朝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会比清朝做的更糟糕”，甚至有“清朝取代明朝，是中国的幸运”等言论，其实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明朝学者的自我适用时代的能力，以明朝百花齐放的理学发展观之，明朝如果存在到18、19世纪，必然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学说，进而推动社会变革。 以日本观之，德川幕府时代，也将程朱理学定为唯一官方正统，将阳明心学视为谋反之学，坚决禁止。但德川幕府晚期，心学传播已无法遏制，当时传播心学的大师是吉田松阴，他门下八十多个门徒，其中竟然有四十多个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包括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等人。而日本明治维新或之后的名人中，西乡隆盛是心学信徒，东乡平八郎“一生俯首拜阳明”等。章太炎评价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简而言之，心学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没有心学，可能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崛起。 管中窥豹，透过明清理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清朝取代明朝，并非时代的进步，而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甚至中国儒学思想因而倒退三百年都不止。 参考资料：《明史》、《清史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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