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懿丨“王学”的总评价

归根究底，阳明学是彻底的“心学”。它的发挥，全看其学的后从，与他们“治心”之切。这是阳明学的活力所在，也是它的“主观性”的潜在危机。但是“心学”实不可废，它也有永恒价值；若是人们忘了心，而去“逐外物”，则会发现另一危机。这是我们在处于繁荣世界的今日，不应忽视的。

作者简介

秦家懿（Julia Ching，1934—2001） 祖籍江苏无锡，生于上海。1972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副教授，1978年起执教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兼宗教、哲学和东亚研究三系教授。其研究侧重于中国与西方两大哲学、宗教传统的比较，曾与德国天主教思想家汉斯·昆合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1989），主要著作还有：Mysticism and Kingship in China: The Heart of Chinese Wisdom（1997），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2000），以及自传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1998）等。

“王学”的总评价

本文选自《王阳明》（三联书店，2017年）227页-240页

丨秦家懿

一   引言

自从王阳明的学说在明代中叶兴起之后，学术界的反应，多出自“正统”或“异端”说。这是在他生时，直到19世纪初年的现象。王阳明在学界引起的纠纷，又尤其来自他的格物说，特别是“无善无恶”说。排斥阳明学说者，犹以“阳儒阴禅”目之。

19世纪后期以来，因西学东渐，本国之“异端”学说争纷逐渐减少。康有为、梁启超等士，又受阳明学影响，与日本之阳明学者一般，讲求政治改革，人多称程朱学为“理学”，陆王学为“心学”；态度似较客观。在20世纪以来，一方面因为蒋介石曾经称扬过王阳明，尤其在江西“围剿”时，利用王阳明在当地遗下的战功历史，颁发徽章以奖励军心，使王阳明在大陆，成为问题人物。再者，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思想，固有不同。大陆学术界，一般皆目程朱理学为“客观唯心论”，陆王则为“主观唯心论”。

以下我们谨录，16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王学的不同评价。我们既然已在讨论“王学后继”时，述出肯定性的评价与王学门下的分派，现在就可特别提出王学引起的纠纷，与否定性多于肯定性的评语。

秦家懿著《王阳明》书影

二   “王学亡明”的说法

17世纪中叶，明亡清兴；中国学术界也经过一场大变。钦慕阳明的学者，如刘宗周以不食殉国，黄宗羲参加反清的游击战斗，志未竟而终身不仕清。可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中，也有以国家之灭亡，归罪于“王学”末流的。其中包括知名的顾炎武、王夫之（船山，1619—1692）与渡海去日本的朱之瑜（舜水，1600—1682）。王夫之从程朱，贬陆王，说其为禅：

姚江王氏始出焉，则以其所得于佛老者，殆攀是篇（《中庸》）以为证据。其为妄也既莫之穷诘，而其失之皎然易见者，则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义，详略相因，巨细尽毕，一以贯之……迨其徒二王、钱、罗之流，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

王夫之又责“王学”之末，丧尽廉耻，忘及君父：

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

最后一句，暗指“王学”断送明代天下之意；若不明说，也是为避清政府之讳。他又说过：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

顾炎武更愤激，斥责阳明破坏学风：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他的语意比王夫之更显明。至于远走日本的朱之瑜更直率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

阳明学由“异端”而得亡国的罪名，实是可怕！

三   朱、王俱禅的说法

高攀龙从看书而受阳明影响，又好静重悟。他说阳明为禅，其实也有矛盾处。但是阳明亲门弟子黄绾（明道，1477—1551）的思想演变，与对王的态度，似较客观，而少人知道。原来黄绾早与王阳明、湛若水同游，1522年正式于王门执贽称生。阳明身后，因桂萼之忌，受削爵处分；全家处境困难，赖黄绾保护，其女与阳明幼子正亿成婚。但是在晚年时，黄氏表示怀疑师说，并且贬斥王畿、王艮等徒与其后从。他的议论，都可见于《明道编》：

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格物为格其非心者……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而通为致良知功夫。……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又以《悟真篇》后序为得圣人之旨。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信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哉？

黄绾不但以阳明为禅，而且也以宋儒为禅。这是他超过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之处。他的话是：

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横渠（张载）、象山（陆九渊）则于由上乘；伊川（程颐）、晦庵（朱熹），则由于下乘。

王阳明敢言朱熹之短，因而受人责其为禅。黄绾晚年虽未指名，却直说阳明学说之短；又敢言宋儒（与阳明）都入于禅的话。在当时说，是很大胆的。不过，当时与事后，其他的反王学者，大多仍以太过简化的“阳儒阴释”言论，斥责王阳明背弃程朱学派。直到清代，考据学兴起，才再有人同时指出程朱与陆王学派，俱受禅学影响。不过，清朝的经学复兴，也可说是学术界疲于“性理”钻研的反动，因而有“经学即理学”的口号。这种历史性的循环作用，若照“朱王俱禅”的说法来看，似是朱与王的学说，对于人心厌拒理学，返向训诂，都有责任。不过另一方面，训诂比讲学容易控制，满清政府也知道的。学术潮流由主观的推想变成客观的考察，中间的因素相当复杂。梁启超说：“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雍（正）、乾（隆）间也是一个例证。”

王阳明画像

清初朱学尚兴，但是学术水平不高，而抨击王学甚力。张烈（武承，1622—1685）、陆陇其（稼书，1630—1693）、张伯行（1652—1725），都属此辈，又皆是在朝之学者。其他在野之朱学家，与王学亦有渊源，但多讲经世，少谈心性，如陆世仪（桴亭，1611—1672）、吕留良（晚村，1629—1683）之辈。另有颜元（习斋，1635—1704）与李塨（恕谷，1659—1733）强调务实，并排程朱与陆王，认为皆受佛老影响。不过这方面最透澈的言论，来自戴震（东原，1723—1777）。戴氏以《孟子字义疏证》，明言宋明二学，俱以禅意解《孟子》书。“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不过程朱与陆王之间，也有分别：

程子朱子就老庄释氏所指者，转其说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禅；误以释氏之言杂入儒耳。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就老庄释氏所指者，即以理实之，是乃援儒以入于释者也。

清朝的汉学（经学）复兴，说也奇怪，竟在19世纪末年，西学东渐时，重演“经今古文学”之分；当时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皆有心于“王学”，并有意总摄三教与西学，援之入儒，可见中国改革派也向往阳明。从此时起，“正统”与“异端”之争渐消。民国初年，学者亦多好王阳明之说。不过，五四运动以来，主张全盘西化者，多反宋明理学。比如胡适与鲁迅，政见尽管不同，在这方面却一致。

不过政界的变化，也继续影响学术的评价。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内的学者，反理学的多；其中反王的更多于反朱的。三十年来，大陆的哲学界以马克思、列宁思想为主，认“唯物主义”为善，“唯心主义”为恶，直到最近才稍有变化。在这时期，大陆哲学界中最享盛名的阳明学者，大约是熊十力。

四   “唯心论”的说法

“唯心论”是中西哲学界共用的字。西方哲学史上，有的以精神为事物的本质，思想为世界的核心（黑格尔）。阳明的哲学，有时也归于这种“唯心论”（Idealism）。德国学者 A. Forke（1939），英国学者李约瑟（1956），与中国（后来旅美）学者张君劢（1962）都如此说过。在比较中西哲学家时，他们以王阳明为接近英国的伯克莱（Berkeley，1685—1753）与德国的黑格尔（Hegel，1770—1831）。

不过这类比较也有其问题。由于西方哲学，自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以来，有身心分裂的趋向，中文的“心”字，容易受误解。再者，“唯心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有其特殊意思；在中国大陆亦如是。多年来，大陆学者以“唯物”“唯心”的范畴，与两者之间的斗争为主题，来讲中国思想史。王阳明学说被称为“主观唯心论”，即是比程朱的“客观唯心论”更脱离现实，更为恶人群。阳明征讨“农民起义”，也是“主观唯心论”之害。侯外庐之书，即引阳明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说：“从他把阶级意义上的'贼’还原而为抽象的观念讲来，这正是破'人欲’（凡人的追求）的一种僧侣主义说教。”

大陆学者，一方面斥责王阳明，另方面称扬王学的“左派”；尤其泰州学派的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人，因为出身贫贱，有人人平等思想，反对当权者，而受赞扬。可是他们得自阳明的影响却未获承认。此类为前人斥为“狂禅”者，断送明朝天下者，竟不算“主观唯心论”。

不过，自从“四人帮”下台，“文化大革命”正式告终（1976）之后，大陆学术界也逐渐开放思想，1981年10月间，又在杭州举行全国性宋明理学讨论会，笔者也以外籍学者身份，应邀参加。会议中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领导，但已有个人学者，发表比较独立性之论文，其中以冯友兰为知名哲学家，至今仍倡言理学有用于现代化中国者。而且一般说，论程朱哲学的评价，比论王阳明的，肯定得多。在小组讨论时，有的学者承认王阳明受累于现代政治，是不正常的现象。同年，沈善洪、王风贤共撰之《王阳明哲学研究》之书也见世。书中虽指出大陆一般注重的“王学内部的矛盾”，但也说及王学之合理与可取处。而且认为阳明是“较有远见和较为正直的封建官吏”，并且“正因为这样，明世宗（嘉靖）朱厚熜在王阳明死后，曾经大骂王阳明说：'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日之士，传习邪说，皆其向导。’”

总之，王阳明思想的评价，在现代也受政治上的“道统”问题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事。

五   结论

笔者不愿多谈阳明得于道家与道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在第八章已有论及。再者，道家思想，早已渗入佛家禅宗；而道教实无甚明显的哲学体系。道教是讲养生的，阳明早年确曾借用其法。但是中年时说过，养生并无大益。另外，他认“元气”“元神”“元精”，为“良知”，实非援道入儒，而是将来自道教的少许概念，进一步哲学化。这是道教的“改造”。通过他的解释，道教的这些概念变了貌。他虽用道教语；他给的字义，与字的原义，全然不同。

笔者说过，阳明思想是否有佛教影响的问题，在20世纪的今天，无须大题特做。我们不必以“护道”的心态，审查王学的“正”或“邪”。但是基本上的“王学何属”问题，我们可以隔着四百多年的时间距离，更客观地忭量一下；首先略提儒佛的分界问题，然后探讨阳明学与程朱学的关系。

儒与佛的分界，在于道德论。儒家讲修身治国；阳明亦讲修身治国，这是他的“拔本塞源论”的主旨。儒家注重实践；阳明立知行合一之教，又屡次举孝悌为例，解释其要。他在引经据典时，大部分时间，都引述《四书》。他的哲学，大体上是属于儒家主流的。

佛家是讲解脱苦难的；阳明虽怀有救世的热诚，甚至于类似“丧心病狂”者，他要救的，是现实世界。他很少提及轮回生死之事。他既然借用了佛家的某些观念（尤其超善恶的心体）来讲学，并成立自己的思想系统；他就是深受佛学影响的儒家。“四句教”的含义，更说明他在综合儒佛思想方面的成就与心得。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他也改造了儒家，尤其是性理学。他的学说虽然出自《孟子》，但是他用字的意义，却是新的。他的“致良知”说，实是儒家接受了数百年来自佛老（尤其禅）的影响后，才发挥出来的思想。这不能说是“异端”。因为《孟子》的某些概念，若推理至极，确有超越门户之见的作用。阳明善于选择；对于其前之先哲思想，皆有所取舍，并因而开放了入圣的道路。他不能说是儒家的叛徒。他也不完全是朱学的叛徒。他承认朱熹的成圣意向，但是否认朱学在这方面指出的途径是正确的。这是本书第八章已指出的。

可是，王阳明既然“解放”了儒学思想，他的门徒与后学中，有的不免跨越儒家的门槛，而完全脱离其“栈”。王畿已有这倾向。李贽则更然。这是黄宗羲不入李氏于《明儒学案》的理由。

阳明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之间，的确有相当距离。这也属于本书的主题。但是阳明学究竟是朱学的“化身”，或是基本上与朱学不同，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笔者认为，我们若是泛讲“性理学”的话，阳明确有“承继”周敦颐的“圣人可学”与“诚”说，与程颢的“仁者以万物一体”的看法。他对于程颐与朱熹的所教，也有取舍。比如他并不反对“道统”的意思，只是改变其系列，以陆九渊代替程颐与朱熹而已。

但是这项“替代”，牵涉相当广。阳明确实不以程颐、朱熹为“性理学”的中坚，而有“取而代之”的意思。程朱说“心”，又谈“传心”；阳明发挥他们的含义，而反对他们的理论。他将“性理学”完全带上“心学”的路。他脱出了程朱学的范围，而自成一说。这不是“改造”，而是“创新”。

日本嵩山堂本《传习录》书影

阳明的《传习录》与论学书信中，不多提“太极”，但是他的“诗集”，却常提“浑沦”“先天”“天机”等字。他晚年又时说“良知本体”；可见他的哲学，不只是实践道德，或功夫论，而含有深奥的形上学。不过，形上学只好借用比喻性的语言，以避免落入空洞，或与生活脱节。阳明死后，他的弟子王畿、王艮等人，与其门人，过重本体而轻视功夫，终于引起许多流弊。明末以后，学术界重新提倡训诂、考据等“实学”，与“反本体”有关系。这现象在泰州学派的晚期已有表现。比如自称为王畿派门下之李贽（卓吾，1527—1602），因受到何心隐与颜钧之影响而不再说万物一体，也是一例。由此可见，明末思想的崩溃，表现了思想史似有的循环作用；明初的践物精神，传到王阳明的“体用一源”的体系后，人心又遗弃哲学而转移精神到训诂功夫上去。汉唐的经学再次出现，修身功夫又变成进学。

历史虽然如此；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与稍后的熊十力，都表现王阳明思想的影响。这是我们今日不应忽视的。

至于“王学”对于明亡的责任之事，笔者也认为，我们今日，应有“后顾之明”。

明朝的灭亡，是复杂的历史问题，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政治糜败，经济崩溃。但是，王学的流传，是否也是因素之一？笔者愿意由两个不同角度答复这问题：

（一）专制政权的崩溃，与其政体本身的缺点，有切实关系。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胜其扰。这与朝廷用人不当，信人不足，是不可分的。细读《明儒学案》之“东林学案”与“蕺山学案”即可知。明神宗（万历）懒于理事，明思宗（崇祯）心有余而才力皆不足。阳明本人即曾因宦官专权而受谪职与流放的处分。明朝自始而终，宁信宦官而不信忠臣；其灭亡是在人意料之内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不只是分析与批判专制政权的著作，也可说是解释历代兴亡（包括明代）的借镜。将明亡归罪于“王学”，是简单化历史。

（二）专说明末的思想问题，而研究“王学末流”对于明亡有无责任：即是说，“王学的”“现成派”，有无造成人心崇尚虚无的现象？

在这方面，若是当代人（包括黄宗羲）有这印象，觉得“王学”末流曾有流弊，我们在后世就不能轻易否认这现象。不过，“王学”为何在中国的当时，造成人心尚虚的现象，而在19世纪日本幕末时期，却有“改革化”的影响？

笔者认为，明末与幕末，有同亦有异。尤其是国大与国小，对于人心的反应不同。再者，日人特因尚武而好阳明；中国的“王学末流”，只有数名流侠，不能发起中兴的作用。但是，黄宗羲本身少年时的流侠行动，与后来参与反清的游击战争，都是效法阳明的表示。“王学末流”的尚虚，是阳明在世时已反对的事，不能算是“王学”本身的错。“王学”解放人心，在“洒然”（即自由）与“敬畏”方面，确须维持平衡，泰州学派后来的作风，在当时说，固有放肆的地方。但是，若换个背景（即是政体若是改民主），在一个思想多元性的社会上，这类行为，不至于败坏人心。

况且，“王学”为何在日本发生积极作用的问题，在今天也改了质。最近数十年，太平洋东岸地区之繁荣，也有人归功于儒学的入世性学说。基本上说，阳明思想是入世性，救世性的；是好动过于好静的；可以用在现代化，民主化的。若是近年来太平洋区的繁荣，不必全归功于儒学或“王学”；明之乱亡，也不应过多归咎于“王学”。它的主要原因，在于明廷本身的失治，与专权政治体制的不对。这也是阳明学者黄宗羲撰的《明夷待访录》的主旨。

阳明其人，既已成古；他的思想的作用，已不在他，而在他人。这是阳明早已知道的事。所以他说良知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善恶是人为的；“恶”是背弃良知的作为。

性无定体……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

归根究底，阳明学是彻底的“心学”。它的发挥，全看其学的后从，与他们“治心”之切。这是阳明学的活力所在，也是它的“主观性”的潜在危机。但是“心学”实不可废，它也有永恒价值；若是人们忘了心，而去“逐外物”，则会发现另一危机。这是我们在处于繁荣世界的今日，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