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是中国解放军历史上罕见的大裁军年。 当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军100万。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右手向上伸出食指后，在空中轻轻点了几下，在场所有人都目不转睛盯着这位年近81周岁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 ▲1985年6月4日，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个指头震惊了世界。 这个数字远远超乎外界的预料，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坊间消息传出要裁军，不过流行的说法一般是50万左右，最多也就70万的样子，但谁都没想到，当最终的裁军方案上报到邓小平处的时候，他毅然决然提出了将数字增加到100万的建议。 裁军不是儿戏，它是个苦差事，甚至可以说是个得罪人的事，假设弄得不好极容易引起不满甚至混乱，这一点邓小平比谁都清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大裁军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邓小平就在会上开玩笑似得说：
那么，当时中国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情境，才令邓小平如此坚决果断地决策裁军100万人之众呢？ 首先，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和平发展成国际主流趋势。在1985年的时候，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很明显，由于第三世界崛起，和平力量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和平发展俨然已经成为了世界主流认知。 所以，在1984年11月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他说：
既然如此，国家就犯不着在国防开支上花更多的钱，反而应该腾出资源去发展经济，因此他说：“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其次，军队机关结构臃肿，“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据联合国专家小组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份调查数字显示，世界上几个军事大国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1：4.56、美国1：6.1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1：17。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官兵比例则高达1：2.45，这个数字是苏联的近2倍，是美国的2.5倍，是德国的4倍，是法国的近7倍，相当于平均每1个军官只领导了2.5个士兵，可见军官编制已经何其臃肿不堪，用邓小平的话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了”。 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军队机关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各级机关中的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甚至还有类似“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等如今觉得匪夷所思的职位。 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然也有不少人提出，裁军人数过多是不是会影响战斗力？对此，邓小平也诙谐幽默地给予了回应：
▲1985 年，百万大裁军，战友离别。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邓小平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百万大裁军行动，从1985年6月到1987年4月，短短两年时间，人民解放军就从423.8万人锐减到了323.5万人。 那么，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主要有哪些部队、人员最终被裁撤了呢？其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呢？ 其一，在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总”：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构重叠、效率低下等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最终经过精简，处以上干部直接削减了 1/6，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了1/2，这给之后的裁军工作起到了很好示范作用。 其二，大军区由原来的11个撤并为7个，分别是：北京、沈阳、济南、兰州、成都、广州和南京军区，被撤销的是武汉、昆明、福州和乌鲁木齐4个军区，军级单位减少了31个，师团级单位减少了4054个，跟之前裁军的小打小闹比，这是一次脱胎动骨的“大手术”。 其三，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值得一提，就是这次手术的“主刀大夫”：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 ▲百万大裁军“主刀大夫”：何正文 在负责裁军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总是一手夹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各种涉及编制、精简、 等方面的资料，一手拿着把“大斧子”，看准了就是一个字——“砍”！ 然而，裁军百万，决心难下，实施起来则更是难上加难，各种难看的脸色，各种尖酸刻薄的语言，何正文都必须默默承受。 手心手背都是肉，无论裁掉哪一个，对何正文来说都是一次“割肉”、“剜心”的过程，有许多人都曾是他的老战友、老同学甚至亲人朋友。 一天深夜，何正文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老首长打来的，他说起了一支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他向何正文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细数曾经出了多少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将军，言下之意是希望何正文保留。 但事实是残酷的，不管这支部队历史多么悠久，最后依然没有逃过被裁撤的命运，因为裁或留不是取决于过往，而是取决于未来。 除此之外，为了身先垂范，何正文力劝自己的4个子女脱下了一身军装，不仅如此，就连何正文自己也没多久后就退居到了二线，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行为，都对后来的军区合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何正文（左）深入基层做工作 最后，在裁军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就是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 邓小平在组织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就曾说过：
除去少部分老干部、创建共和国的有功之臣离退休外，一夜之间，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大部分“编外”干部只有转业一条路。 时任1军某师副团长的翟耀娃就是典型的例子，14岁就入伍的他已经在部队里待了20多年了，单论军事素养，他很快就可以当上团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人到中年他却突然被要求脱下军装，离开了熟悉的军营。 这是个十分残酷的过程，因为按照当时邓小平提出的作战部队“团职干部30岁左右，师职干部40岁左右，军职干部50岁左右”的方案，已年近40岁的翟耀娃，显然超过了规定的年龄。 翟耀娃只是60万转业干部中的一个小小缩影，最终他们也基本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有的进入了公、检、法队伍，有的转业到地方当老师，补充当地教育师资力量，当然也有的选择“下海”，重新开始一段完全崭新的人生。 当然，除了这60万干部，剩下的还有就是40万的义务兵，他们则是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由其原籍贯的人民政府负责安置。 战友们依依不舍，含泪告别 1985年百万大裁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点，它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举世瞩目、意义深远，不仅开启了人民解放军的精兵之路，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我们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他在书中谈及百万大裁军时曾写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