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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先生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人所认识。他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在游行中，他和好友、后来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的命名者和策划者的罗家伦走在队伍前面，高举大旗，意气风发。担心出现文化荒漠 终生不赞成学生运动但在游行中，五四运动中出现的暴力事件，加上后来在1949后担任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九三学社主席的许徳衍就火烧赵家路发生冲突，开始反思学生运动，并退出了学生运动。  罗家伦 在傅斯年后来的余生中，对学生运动始终保持距离、警惕和反感，这点他和胡适很像。他认为学生搞运动是不智的表现，社会治理有成年人负责，他们有知识，有阅历，能够看透事情本质，各司其岗，学生应该在学校学习，以学生阅历和视野，还不足以认清社会的复杂性，容易受到鼓噪，就像蟋蟀煽动翅膀，血气方刚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除了傅斯年不赞成学生运动外，还有西南联大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历史宗师雷海宗。  但他是极其爱护学生的，在西南联大时期，乃至台大，他是不允许当局进入学校的，这点也就是傅斯年可以做到，后来的钱思亮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也源于傅斯年在学人中的威望、人格和在国民党上层极深的人脉。 至大至刚，跋扈为公傅斯年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始所长，他治学极严，很是霸气。但他的霸气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 傅斯年对史语所工作人员都是精挑细选，要么是他一心栽培的学生后辈，要么是当时在史学、考古领域的史学巨人。但是学生对傅斯年的感情是“敬、怕、亲”。本来学生们有说有笑，一看到他，立刻就溜。傅斯年很是失落和无奈。他对弟子王叔岷说：他们看见我就跑，我很寂寞。 何兹全也曾回忆傅斯年对学生见他就跑地无奈，自叹到“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何兹全说：大家很尊敬您，亲您但也怕您，和您一起既高兴又约束。  抗战中流亡在李庄的董作宾和傅斯年 史语所同人、考古学家董作宾看得更是明白：“孟真（傅斯年字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除了史语所学生后辈保持距离外，傅斯年的原则刚性也让陈寅恪感到不适，陈夫人唐筼曾对好友吴宓说：“傅斯年来函之薄情无礼”。傅氏因为坚守中研院史语所章程对陈氏有所批评。史语所规定不允许在所内拿薪水任职者继续在其他院校任职，当时陈寅恪在广西大学任教。 “宋江之流”与“文化荒漠”1949年，是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一生对国府忠心的傅斯年，在台湾省主席陈诚的电邀下，“邀其火速赴台，共克时艰”。他把自己锁在屋内，三天三夜没有出门。离开大陆的日子到了，送行的人，除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工仆裴先生外，就是即将远走美国的胡适，胡傅二人，二人亦师亦友20多年，这次分别，二人终生再未见面。  胡适和傅斯年 对于傅斯年来说，离开是早已做出的决定，问题是：走，究竟要带走哪些东西。傅斯年搬走了史语所内的全部家当，还有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的精品中的精品。对于傅斯年来说，这些代表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现在故宫的东西和搬到台湾的那批没法比，大陆故宫讲究的是大、多、美，但是台湾那批是精品、孤品，代表的是学术价值。 比如中国宋版书籍，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北宋刊《史记》、南宋刊蜀本《南华真经》、南宋刊《文苑英华》，合称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镇馆三宝”。“此本为今存《史记》之最古本”。 还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虽然大陆后来也出土了一些，但是在国际上，在学术上，最好的还是搬到台湾的那批。  傅斯年、梁思永和汉学家伯希和在殷墟挖掘现场 他的彻底搬迁，也是源于他对文化的保护，他当年的黄土高坡之行，已证实了自己“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论断，对于即将的“宋江之流”，意识到这里肯定会出现“文化荒漠和思想枯竭”。 而拒绝他的学人和亲人，随后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即使幸存者也是精神受到极大创伤。 归骨于田横之岛陈诚任命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台大的原班人马都是大陆时期的北大旧人，他们把北大自由的校风带入了台大。当时台大教授让傅斯年写几个字，他挥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 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台大 一语成谶，台大成为傅斯年最后的栖息地。台大师生将他安葬在台大校园，名为“傅园”，还竖起一口钟，名为“傅鈡”，每天敲响21下，源于傅斯年的“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余的3个小时用来思考”。 图片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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