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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布于湖北东北部的毛家咀类遗存，以毛家咀木构建筑遗迹和新屋塆青铜器窖藏为代表，以往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其时代相当于西周早期，本文分析认为相当于商代晚期，具体在殷墟二期晚段到殷墟四期。毛家咀类遗存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包含两大类考古学文化因素，即以C型陶鬲为代表的本土因素、以商式陶器和商式青铜器为代表的商考古学文化因素。遗存的国族属性为商文化。 毛家咀遗址与新屋塆青铜器窖藏是湖北东北部、长江北岸的蕲春县境内的两处古代文化遗存。迄今学界有关研究，认为毛家咀以木构建筑为主体的遗存的时代为西周时期，大多将新屋塆青铜器的时代定为商末或周初。笔者认为，两地遗存的主体都属于商代中晚期，其中商代晚期遗存的考古学文化风格鲜明，是一支具有本地文化风格的新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称为毛家咀类遗存；其国族属性则为商文化，由此对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形态和空间分布有新的认识。下面作具体讨论。 一 毛家咀遗址发现于1957年冬，为当地村民挖水塘时发现，面积约2—3万平方米。主体遗存为属于第三层的古代木构建筑遗迹以及共出的陶、铜、木、骨、石质类遗物。 毛家咀遗址的木构建筑遗迹发现于三个水塘的底部，分布范围在5000平方米以上。木构建筑遗存包括立柱、柱洞和木板等建筑组件。研究者认为，这些古代木构建筑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区建筑特点。 在西边的中型水塘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发现立柱109根，主要分布于水塘的中、北部。中部可辨三座房址，其中两座（1号房、2号房）的周边局部残留木板，四面围起成房子外墙，内部用木柱和横版分割空间，另一座3号房只残留有立柱。三座房址规格基本相同，面向西南或东北。其中西北侧的2号房宽8米，深4.7米，立柱的柱网排列成5列3排，可知其为面阔四间、进深二间。东南面的1号房格局近似，但其西面的两个隔间宽，东面的两间明显窄。1号的东北面还有3号房，仅残留周边的7根立柱，可知与1号的规格基本相同，两者间有1.3米通道。 在中型水塘东边近70米还有大型和小型水塘，水塘里发现有木柱171根、木板墙13处和1处长2.3、宽2.8米的平铺木板遗迹。其中可辨房址两间，1号房址的周边残存有木板墙，可知房址平面为梯形，方向接近正方向，东西宽4.6米，西侧进深2.2米，东侧进深3.3米。房址内有粗细木柱15根分割空间，格局与西面中型水塘发现的房址相同。其北有2号房址，残存东南部的木板外墙，东墙残长4米,南墙残长1.6米。东墙方向为348°，大致为西北—东南向。大型水塘区域的其他木柱，排列多有规律，有的一排成直线，有的排成直角，有些排之间平行，但由于破坏过甚，难以确知它们的建筑群组和内部结构。 在毛家咀遗址，与古代木构建筑同出的日用生活用器有铜、陶、木、骨质四类以及水稻遗存。其中铜器有铜爵1件，有一字，为族氏铭文，与新屋塆一件青铜方鼎的族氏铭文相同。骨制类除1件骨匕外，还有卜骨和卜甲，发现与西边大型水塘的北部。木器有杯和勺形器。还有1件漆器。在东部的大型和小型水塘之间发现成堆的水稻遗存，可能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在中型水塘的北部、水井以北的几个探方中，也发现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水稻谷遗存。 毛家咀遗址最具特色的是陶器。陶质系有泥质黄陶、褐陶和夹砂灰、褐陶黑陶，陶器的装饰以细绳纹为主，附加堆纹、平行凹弦纹也较普遍；都是容器，器类有鬲、鼎、簋、尊、罐等。 新屋塆青铜器窖藏东距毛家咀木构建筑遗址约600米。1996年4月挖稻田的排水沟发现。出土青铜器7件，器类有方鼎、圆鼎、铜斗。其中盂方鼎2件，形制、纹饰、铭文均相同； 有关毛家咀与新屋塆两个地点的主要古代文化遗存的基本信息如上所举。两地相邻，一东一西，相距600米。总体来看，两地遗存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考古学文化特色鲜明。青铜器窖藏发现后，研究者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这是很有见地的。迄今学界有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分歧，下面首先分析毛家咀主体遗存和新屋塆窖藏出土青铜器的年代，然后就其考古学文化与国族属性等作进一步讨论。 毛家咀遗址的发掘简报认为，第三层（即木构建筑为主体的遗存所在层）为西周文化层，其证据为陶鬲标本（简报图九:12）、陶簋（简报图九:8）都与西安普渡村西周墓所出土很近似；但也有个别的器物，如铜爵和陶尊等，与安阳大司空村殷墓所出的比较接近，似是西周初期或更早一些的遗物。现在看来，简报所举器物与西周文化的器物间差别较大，没有可比性，但与殷商时期尤其是殷墟遗址的有关器物最具可比性。 毛家咀遗址的典型陶器有鬲、斝、簋、尊等，其中鬲的形态多，可分A~C三型。一些器物的时代性很强，是判定年代的重要标本。如A、B型鬲、簋、尊为典型商考古学文化的器物，时代明确。其中A型鬲Ⅱ7/1:3:27（图一:1）的形态与殷墟一期早段或略早的商文化陶鬲最相似，类似的鬲出于九江神墩遗址，同出陶假腹豆，为典型殷墟一期早段；斝也与盘龙城遗址商文化晚期的器物相似，可知毛家咀此型鬲、斝的时代为殷墟一期早段或略早。B型鬲（I4/5:3:36）（图一:4）、簋（Ⅲ9/l:3:33）（图一:5）、尊（Ⅱ9/5:3:32）（图一:6）的时代都为殷墟三期。C型（图一:3、7、8）为本地常见的形态，颈部较长，饰横绳纹，弧裆，锥足高，可分三式，演变轨迹清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类鬲也见于殷墟遗址，各型的时代特征清晰。其中C型I式鬲见于殷墟二期晚段，Ⅱ、Ⅲ式明显晚于I式，时代自然晚于二期晚段，比较其他遗址的同类鬲，各自大致为殷墟三、四期。 图一 毛家咀主体遗存陶器分类、分期、分组图 再来看新屋塆窖藏青铜器藏。一说认为青铜器的时代相当于西周早期，不会晚于康王时期，新屋塆窖藏青铜器窖与毛家咀木构建筑的时代形同；李学勤先生认为青铜器的制作不晚于商周之际；严志斌博士认为 新屋塆、毛家咀青铜器中，鼎、爵为典型的殷墟商文化的青铜器风格。商文化分期无疑是判定同时期有关考古学文化及其器物时代的重要参照系。关于殷墟商文化青铜器的演变，现在学界的认识比较明确。两相比较，可以获知新屋塆、毛家咀青铜器的年代。从殷墟商文化的青铜器方鼎的演变序列看，偏早的方鼎腹部较深，鼎腿粗、短；偏晚的鼎腿细、高，商末的装饰扉棱出现所谓的戟式（或称为扉牙）扉棱。相比之下，
图二 新屋塆青铜容器与殷墟式青铜器比较图 二 在厘清年代问题后，再来讨论有关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性质 。 现在可知，毛家咀遗址的主体遗存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阶段相当于殷墟一期早段或略早，遗物很少，所见器物有鬲、斝两类，器物形态与西北方向的武汉盘龙城遗址商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相同。对商文化的研究可知，毛家咀早期阶段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无疑属于商考古学文化盘龙城类型，这里不再讨论。晚期阶段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至殷墟四期，所见遗存比较丰富，即简报所说的第三层的古代木构建筑遗迹以及共出的陶、铜、木、骨、石质类遗物；新屋塆窖藏青铜器也属于晚期阶段，这类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需要作具体讨论。 确定古代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性质的原则和步骤，就是将经过考古类型学分类的各类对象，以文化风格为视角，按文化风格的异同重新分为不同的组，即通过考古学文化遗存内部多元因素的分析，厘清遗存的主要和次要文化因素，以其主体因素确定其考古学文化性质。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文化因素往往具有多元特点，其中既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因素，还往往有一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因素，分布于考古学文化边缘地带的遗址尤其如此。 关于毛家咀类遗存的文化因素，由于此类遗存目前发现少，文化特征呈现还不够充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现难以充分讨论。有学者曾将毛家咀类遗存的文化因素分为商文化因素和土著（即本土）因素两大类，目前情况下这种分法是可以接受的，笔者基本是同意的。但在将这类遗存的时代定为西周初期的前提下，认为商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铜器、陶器是周人灭商后殷商贵族南逃到此后使用的器具说，这是笔者不能认同的。因为这类遗存的时代并非在西周初期，而是都在商代，延续时间也较长，前文已作了较详细地讨论。此外，在考古学文化层面，反映其所包含的各类文化因素或文化风格的因素，主要是通过文化遗物呈现出来，所以本文的有关讨论主要面向文化遗物。 毛家咀类遗存中的商文化因素，首先是商式青铜器，包括新屋塆、毛家咀的青铜容器，尤其是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天干命名的日名，无不显示为商人制作；不论器物形态还是装饰（主纹、底纹）及其布局与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典型商考古学文化的器物没有区别，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商式青铜器风格，演变轨迹与典型商式同类器物一致。其次是毛家咀的商式陶器，有B型鬲、三角划纹的簋、尊等，器形、纹饰等方面的特点也呈现出典型商文化风格。毛家咀类遗存中的第二类因素以C型鬲为代表，其他还有缽、盘和罐。其中C型鬲数量多，形态独特，颈部饰横弦纹，与商周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的陶鬲明显不同，表现出独特的地方特点，也不同于长江中游及以南地区长期以来最为常见的传统炊器釜和鼎。如果将两类文化因素比较，商文化因素的器物主要是贵重材质的青铜器，很容易理解它们很可能是来自商考古学文化区域的输入品和受影响的产物，而反映本地考古学文化基本特点的日用陶器，尤其饰横绳纹的C型陶鬲，在湖北东部一带最为常见；其他器类的形态也比较独特。综合来看，毛家咀以C型鬲为代表的因素，显然是这类遗存的主体因素。除见于毛家咀遗址外，C型鬲还见于以东的湖北黄梅金城寨，为其他考古学文化少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目前所知，以此组因素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少见于同时期其他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虽然此类遗存目前发现较少，但可窥知，在商代晚期，以湖北东北部为中心的区域分布着以饰横弦纹的陶鬲为陶器群核心的独特考古学文化遗存，本文称之为“毛家咀类遗存”。其中毛家咀、新屋塆窖藏两处地点相距600米，实际是同一处遗址，它是一处具有较大规模的聚落，可称为毛家咀聚落。 从考古学文化关系看，毛家咀类遗存与同时期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有一定联系。在其以东、长江北岸的安徽怀宁孙家城遗址H29，其中出有一些商代晚期的陶器，有的陶鬲形态与毛家咀C型鬲很相似，只是颈部没有横弦纹，同出一些此类鬲的足；还有陶鬲颈部也有横弦纹，但足为典型商式鬲足，显然是受毛家咀类遗存的陶鬲影响的产物，说明毛家咀类遗存的影响向东到达安徽怀宁一带。从毛家咀类遗存所在区域向南跨过长江，在湖北东南部的大冶、阳新一带分布有大路铺文化。大路铺遗址作了较大面积考古发掘，遗物丰富，主体为西周时期，其中未见到毛家咀类遗存的文化因素，或可证明两者的时代并不同时，其间自然没有关系。相反，毛家咀类遗存的东南方向、长江以南以赣江中游为中心的吴城文化中，却有一类与毛家咀的C型鬲形态相似，如《吴城》报告的Aa型鬲、新干大洋洲墓葬的陶鬲，都为高领直或近直，弧裆宽，高锥足。要说差别，吴城文化弧裆鬲只是颈部内束略显明显，颈部也没有横弦纹。吴城文化中以分裆鬲为主，但与类似毛家咀C型鬲类似的弧裆鬲也有一定数量。所以，毛家咀类遗存与吴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此外，毛家咀C型鬲在安阳殷墟遗址的多个地点都有发现，如小屯南地、孝民屯、徐家桥等地。为什么这种很普通、没有高附加值的陶鬲出现在上千里外的安阳殷墟这个晚商都城遗址，其背景令人深思。 三 上面讨论了毛家咀类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认为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如果结合有关信息，可以进一步证明毛家咀类遗存的国族属性为商文化。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以殷墟文化研究为基础，对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可知，其中以殷墟都城遗址为代表的殷墟类型是典型商文化类型，分布区以安阳为中心，北到邢台，南近郑州，西近太行山脉，东接古黄河，也正好是传世文献如《尚书·酒诰》记载的商王朝的内服地区，这是商王朝直接管理的中心区域。其次是围绕在殷墟类型这个典型商考古学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多个商文化的非典型类型，从考古学文化特征看，它们除了都有典型的殷墟文化因素外，具有明显的本土文化特点。在地域上覆盖范围广，东到山东潍坊，北近北京，西到陕西西安，南抵汉水，东西、南北跨度达上千千米。结合传世文献、殷墟甲骨卜辞研究可知，这些商文化的非典型类型区域，基本是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统辖区，亦即是商王朝间接管理的外服地区。学界以往有关研究，对商文化、商王朝的划界，大多以商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商王朝的疆域应该不限于已知考古学文化分布区，但划定商王朝疆域四至范围的依据仍然是商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诚然，在商考古学文化分布区的外围有一些考古学文化，它们紧临商考古学文化的地方类型，具有与商考古学文化互动的条件，其国族属性需要作具体讨论。如毛家咀类遗存，与商王都所在的殷墟文化有明显的互动关系。 第二，我们来看毛家咀类遗存中最具有本土特色的C型鬲。这种鬲，据已知出土地点，最北到达安阳殷墟遗址。这种普通陶器，从品质、易用性和性价比等方面来说，比起殷墟常见的商式陶器毫无优势，它却出现在殷墟遗址的多个地点，殷墟此型陶鬲的形态与毛家咀的几乎无别，而且还出土在1973年考古发掘的小屯南地晚商文化灰坑H32中，附近很多同时期灰坑出有商代晚期甲骨卜辞。众所周知，小屯南地及附近区域是殷墟甲骨刻辞的重要出土区域，这一带不仅早年盗掘出土甲骨，自1928年殷墟考古启动以来，多次发掘出土甲骨刻辞，其中最重要的是1973年发掘出土刻辞甲骨5335片，这是继1936年小屯YH127坑之后，殷墟甲骨卜辞的第二次重大发现；2002年，小屯南路发掘出土甲骨卜辞232片，这个区域的殷墟刻辞自身证明是属于以商王为核心的商王族的，也确证小屯南地一带为商王的宫城范围内。由此可证，毛家咀C型鬲出现在殷墟，可以证明两地有联系，或许可证明毛家咀一带的人与商王族有直接的联系。 第三，如果说在晚商王都核心区出有毛家咀类遗存的C型鬲，似乎只能认为是偶然地、单方向的联系的话，毛家咀出土的商式陶器、新屋塆与毛家咀出土的商式青铜器无疑强化了两者的关系。前文已讨论了毛家咀有典型商文化风格的陶器，如鬲、簋、尊等。两个地点的青铜器更为典型商式风格，青铜器上的铭文、商人青铜器上常见的日名，无不显示为商人所做、所有。尤其是盂方鼎的铭文非常重要，李学勤先生曾有专文讨论。盂方鼎全铭为“盂 四、结语 本文分析认为，毛家咀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具体来说在殷墟二期晚段到殷墟四期这个范围。毛家咀类遗存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但其国族属性为商文化。 回顾有关商文化、商王国的研究史，由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的相继发现和研究，在考古学文化定性上，从殷墟文化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确认了两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及其有机联系。关于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国族属性，由于殷墟甲骨卜辞确证了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商文化的代表，进一步确认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都城、二里岗文化是商代早期商文化的典型类型。以往在辨识、定性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国族属性时，以考古学遗存的相似程度为依据，相同、相似的，会被定性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同一国族；相异则否。实际将定性的商考古学文化等同于商文化，商王朝疆域四至也按此确定。本文讨论后认为，商文化不仅包括过去确认的以商所称的有关考古学文化，还包括商考古学文化周边的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如毛家咀类遗存。总之，商文化分为以都城文化为代表的主流商文化和外围广大地区的非主流文化两种形态，它们分别对应商王朝疆域的三层地理空间：中心区域，对应考古学文化上的典型商文化区；次级区域，对应考古学文化上的非典型商分布区；外围区，对应商考古学文化外围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至于其中还有哪些考古学文化属于商文化，需要今后作深入研究。 （作者：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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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2件，形制、纹饰及铭文全同；
方鼎1件，铭文一字，为
爵铭文相同；后者见于新出有关著录，并有拓片，可知简报里此爵铭文拓片的上部没有拓完整。
方鼎（图二:2）的形制排在殷墟三期的安阳郭家庄M160:134（图二:1）之后、其后是盂方鼎（图二:3）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