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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周霸伯铜器铭文显示，位于今山西翼城大河口的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霸伯簋铭文记载了井叔专来霸国辨定盐卤的种类和等级，并命霸伯征伐，提供其美田一百井之井田中央百亩公田所产的两种谷物作为军粮，补其军资。文章结合相关铭文资料讨论了西周井田制和军賦，并就与井田相关的官制官氏等问题提出了看法。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1017号墓出土三件霸伯铜簋，其中两件簋（M1017∶8、40）（图一，图二），一件山簋（M1017∶35）（图三），盖、器同铭，内容关乎西周盐政与井田制度，史料价值重要。兹先将铭文释写如下，再做研考。 
隹（唯）十又一月，丼叔来 （别）盐，蔑霸伯历，事（使）伐，用 （畴）一百丼二粮，虎皮一。霸伯 （拜） （稽）首，对昜（揚）丼叔休，用乍（作）宝山 ，其万年子孙其永宝用。（M1017∶35）簋铭“丼叔来盐”之“”，其形构于三簋铭文小有区别，一作“ ”，一作“ ”，霸伯簋（M1017∶8）盖铭作“”，器铭作“”，知为从“又”“”声之字。字与同篇铭文中“拜稽首”之“拜”字表音的部分相同，故释“”或“”不误。“盐”何意？最直接的考虑就是以其类同于殷卜辞习见之“年”“禾”“生”“雨”“启”，后者是祈求有年、祈求生育、祈求雨晴之辞，则“盐”也就应是祈求盐卤丰产。但这种思考存在四个问题，其一，殷代年求年的活动一般行于播种之前或收获之后，播种之前为祈当年的丰收，收获之后则祈来年的丰收，但簋铭之“盐”行于周历之十一月，当今农历七月，其时正是盐池之盐卤盛产的季节，时再行祈盐，恐为时过晚。其二，如果霸伯为盐卤的生产者，则祈盐丰产的祭祀必由霸伯亲行才是，而绝无由丼叔专来祈祭的道理。其三，作物的丰歉受天时的影响很大，非人类所能掌控，故有祈年的活动，祈生及祈雨、祈晴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周人所言之盐本指人为湅治之资，后也可兼指天生之卤与湅治之盐，天生之卤当然需要祈其丰产，但人工湅盐的工作虽也有此类祈请，但应多由盐工自为，必不致由丼叔专来。其四，金文祭之字或作“”，绝无作“”，二者字形迥别，当另有他解。故有此四点，足见祈盐的思考不合制度。另一种考虑则是以“盐”为求盐，即丼叔向霸伯求取盐卤。这种想法遇到的矛盾更为突出。金文“蔑历”皆为位高者对位低者的夸伐，丼叔蔑历霸伯，其地位显在霸伯之上，故才有下文霸伯对扬丼叔休之内容。若将丼叔仅仅理解为一位求盐者，且以物抵酬，则铭文所记便只是一场商业活动，丼叔又何需蔑历霸伯，且又何来丼叔之休需要霸伯答扬？显然，如此理解，其文意抵牾是显而易见的。笔者以为，“丼叔来盐”实谓丼叔亲至霸国辨别盐卤的种类和等级之事，故“”可读为“别”。金文“”读如“拜”，簋铭“拜稽首”之“拜”即从“”声。簋铭“”字或从“又”为意符，已显示出其与拜礼意义的不同。《诗·召南·甘棠》：“勿翦勿拜。”《广韵·怪韵》引“拜”作“扒”。“扒”为从“手”“八”声之字，字或作“捌”，故知其所从之“八”实为分别之“别”的本字。《说文·八部》：“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又：“，分也。从重八，八，别也，亦声。”又：“分，别也。从八刀，刀以分别物也。”故知“拜”“别”二字互通。古音“拜”在帮纽，“别”在并纽，韵同在月部，读音相同。故据此分析，金文“”应该就是“扒”之本字，其用为“别”。《广雅·释言》：“扒，擘也。”王念孙《疏证》：“扒之言别也。捌与扒同。”《淮南子·要略》：“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高诱《注》：“擘，分也。”显然“别盐”之直训即为分别盐卤。古盐卤种类不一，优劣有差，致其用途不同，处置有异，皆需辨别区分。《周礼·天官·盐人》：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齐事，盬以待戒令。郑玄《注》：“政令谓受入教所处置，求者所当得。杜子春读苦为盬，谓出盐直用不湅治。郑司农云：‘散盐，湅治者。’玄谓散盐，水为盐。形盐，盐之似虎形。饴盐，盐之恬者，今戎盐有焉。齐事，和五味之事。盬，湅治之。”贾公彦《疏》：“政令谓受入教所处置者，谓四方盐来，盐有数种，处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处置也。苦当为盬，盬谓出于盐池，今之颗盐是也。散盐，煮水为之，出于东海。……齐事者，谓若食医春多酸，夏多苦之类是也。今湅治盬以待戒令，则齐和之。”据此可知，盐卤之类别有苦盐、散盐、形盐、饴盐数种，而煮盬湅治为盐，又为一品，且每品必呈优劣之差，故需别分之。此即簋铭“（别）盐”之意。簋铭载辨分盐卤种类的工作正值盐卤盛产之季节，时间亦相吻合。古以天生为卤，人生为盐。天生之卤产自盬池（图四），故卤也名盬；人生之盐则煮水成之，或煮卤湅之。簋铭“盐”字作“”，字见于《玉篇》，正象煮卤之形。此狭义之盐。而广义之盐则可包及天生之卤，为盐卤之通名。簋铭载丼叔辨盐，此盐当包含天生之卤与人生之盐。孙诒让《周礼正义》云：凡海盬产盐之处，以盐来入，盐人并受之，“又区其种别，处置其所，则教令之”。孙氏又云：“谓求盐共用，各依其所当得者与之。若祭祀当得苦盐、散盐，宾客当得形盐、散盐，膳羞当得饴盐是也。”可见盐卤之分类。事实上为适应祭祀、宾客与膳羞的不同需要，盐卤的品类优劣必须加以区分。
霸国地近盬池，故霸伯不仅有采天生之卤的职事，而且根据铭文的记载，知其还有以盬湅盐之作为。孙氏《周礼正义》引魏了翁云：“苦盐自对下文饴盐，不改为盬亦可。”此为产自盬池之天生之卤。孙氏《正义》又云：“盬通上苦盐等言之。吕飞鹏云：‘盬出盐池，凡出盐之所，皆得称盬，故未煎之盐亦称盬。《郊特牲》“煎盐之尚”，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盐，鍊治之也。”此注云湅治之，殆即所谓煎盐与？’”今知霸伯有为王朝行治盐之事，不仅采天生之卤，更以卤湅治人工之盐。（图五）而盐业为王朝官营，故丼叔亲赴之以辨定其种类等级。“使伐”之“伐”或以为功伐，如此则与“蔑霸伯历”语义重复。考虑到下文所与霸伯之粮与虎皮皆与戎事有关，故仍应以“伐”解为征伐。《史记·殷本纪》：“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虢季子白盘铭：“锡用钺，用征蛮方。”文意相同。霸伯为王室治盐，且同时兼有守护盐源之责，故当有征伐事。霸伯铜器铭文屡载搏戎之役，或与戎战于丧原，盖因戎入侵劫掠盐资，故霸氏以兵御戎。霸伯既专心于治卤湅盐，又操兵卫守盬池，必疏于农事，故丼叔赐之以军粮，补充军资，作为其护守盐源御戎无虞的保障。故簋铭“使伐”显言使霸伯征伐。“用畴一百丼二粮”当作一气读，意即以美田一百丼所产的两种谷物用为军粮。“一百”或释“二百”，据簋铭“十又一月”之分书合书对观，当作“一百”。“”读为“畴”。《说文·口部》：“，古文畴。”又《田部》：“畴，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屈之形。”《战国策·秦策一》：“田畴荒。”鲍彪《注》：“畴，耕治之田。”是“畴”为耕治之田。《汉书·萧望之传》：“修农圃之畴。”师古《注》：“美田曰畴。”《后汉书·安帝纪》：“以溉公私田畴。”李贤《注》引《前书音义》曰：“美田曰畴。”又知畴于此本指上田美田。畴田以丼为计，明“丼”为计田单位，簋铭或因范铸而有讹误。故“畴一百丼”犹金文习称之“田十田”，文例无别，前“田”为耕地，后“田”为计田单位。古制以百亩为田，《司马法》以为“夫”，合一井之田的九分之一。故“丼”于此为计田单位甚明。《孟子·尽心上》：“易其田畴。”赵岐《章句》：“畴，一井也。”《文选·王仲宣登楼赋》：“黍稷盈畴。”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曰：“一井为畴。”可明其时之田里制度，唯文献以“丼”省作“井”而已。古制以畴美之田制为井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杜预《集解》：“衍沃，平美之地。则如《周礼》制以为井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九夫为井。”孔颖达《正义》：“《周礼·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坟衍，五曰原隰。衍地高于原。《传》称郇瑕氏之地沃饶，《鲁语》云沃土之民逸，则衍沃俱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并是良田，故如《周礼》之法制以为井田。贾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所指虽异，俱谓良美之田也。”贾云“有溉曰沃”，陆德明《释文》引作“有流曰沃”，皆谓田间有灌溉之沟洫，此正为“畴”字本作“”形之所象，故许慎解“畴”本取耕屈之象，或应正之为流溉之象更合本训。准此可明，经以衍沃为平美之田，正合霸伯簋铭所言之畴，其行井田，制度于西周即已相当完善。霸国地在晋南，其地多有平美畴沃之田。《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新田在今山西侯马，而西周霸国正在其东北。故知簋铭所述之畴一百丼，当即临近霸国之沃土，其行井田，唯丼叔乃取其公田所产归霸矣。学者或以为西周之井田并非王朝的统一田制，而仅行于鄙野，前说可从，后说则恐未必。盖西周井田应行于平美沃饶之地，非以鄙野为准。后世井田渐废，唯存于乡野，致有此误识。簋铭所述“畴一百丼”，正可明早期制度。簋铭显示，霸伯治盐之功显，故丼叔夸伐其功，并以一百丼美田所产之谷物充为军粮与之，既奖其劳绩，又补其军资，使其得以征伐而守护盐源。金文之“粮”本义为军粮，学者已具论其详。霸国地近盬池，盬池盛产天生之卤，也可以此为原料而煮盐，为民生所必需，故盐源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王朝统治的稳固，至关重要。显然，霸伯不仅有采卤煮盐之责，同时还肩负着保卫盬池安全的义务。丼叔以井田所产之两种谷物为军粮，并连虎皮一张同赐（或铭“虎皮二”），其事皆与军戎有关，便是对霸伯御戎义务的绝好诠释。西周豦簋铭云：“休朕君公伯锡厥臣弟豦丼五粮，锡铠胄干戈。”此铭“丼五粮”意即井田所出之五种谷物，故“畴一百丼二粮”显指井田所见之两种谷物。豦簋铭记粮与铠胄兵械同赐，知其同用于军事。而霸伯簋铭记粮与虎皮并给，事亦相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即以虎皮蒙马而行于军战摄敌，目的无外狐假虎威。《礼记·曲礼上》：“前有士师，则载虎皮。”郑玄《注》：“士师，谓兵众。虎，取其有威勇也。”孔颖达《正义》：“虎是威猛，亦兵众之象。”又可以虎皮饰旌以警兵众，此周之军礼。故霸伯受粮及虎皮，其用于兵戎甚明。霸伯簋铭以“丼”计田畴，事关西周土地制度。豦簋铭言“丼五粮”，是说以井田所出之五种谷物用于军资。东周徐王鼎铭之“”作从“井”“量”声，为“粮”字之异文，“井”虽不作“丼”而用井田之专字，但其作为意符，仍示粮之所出地，故井田出粮之制度益明。除此之外，金文还见西周井田与粮之关系的记载，对了解西周井田制度极具价值。宣王世之扬簋铭云：唯王九月既生霸庚寅，王在周康宫。旦，格大室，即位。司徒单伯入右扬，王呼内史佚册命扬。王若曰：扬，作司空，官司粮田佃，眔司，眔司刍，眔司寇，眔司工事……扬为司空，也就是晋侯穌钟铭文所见之司空扬父，匜铭文则称其为伯扬父，其职司五事，其中“粮田佃”之“粮田”当即井田中之公田，因所产之谷用为军赋，故曰“粮田”。而“佃”则为军车。《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以税敛之事。”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此井田之法备于一同，而百井为成，二百井则即二成。孙诒让《正义》：“以上并引《司马法》文，以说井牧出军赋之法。”明见井田之粮与军粮的关系。郑玄《周礼注》又云：“甸之言乘也，读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则方十里，为一成。积百井，九百夫。”段玉裁《周礼汉读考》：“甸，古音陈，陈乘双声。《稍人》职‘丘乘’注曰：‘丘乘，四丘为甸。甸读与“维禹之”之同，其训曰乘，由是改云。’此注甸之言乘，即其训曰乘也。甸与乘双声，因以知其训曰乘。稍人之乘即甸，故此注甸之言乘也。”孙诒让《周礼正义》：“乘即后引《司马法》‘革车一乘’之乘，郑《坊记》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车一乘’是也。《释名·释州国》云：‘四丘为甸，甸，乘也，出兵车一乘。’《管子·乘马篇》云：‘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山至数篇》说同。又《侈靡篇》云：‘乘马甸之众制之。’案：《管子》六里，疑皆当作八里，所言丘乘之制，与此经同也。甸乘义同，互详《稍人》疏。云‘读如衷甸之甸’者，《左》哀十七年传，卫浑良夫乘衷甸两牡。杜注云：‘衷甸，一辕，卿车。’”即明佃车也为军赋。“佃”“甸”并从“田”声，唯《周礼》作“甸”，金文作“佃”，其本义犹有存之。《说文·人部》：“佃，中也。从人，田声。《春秋传》曰：乘中佃，一辕车。”徐锴《系传》：“佃训中也。古载物大车双辕，乘车一辕当中也。”此其一说。段玉裁《注》：“《广韵》曰营田，《玉篇》曰作田，今义非古义也。许《攴部》自有畋字，不必用佃为之。许所说者相传古义。《左传·哀公十七年》：浑良夫乘衷甸两牡。杜曰：衷甸，一辕卿车。许所据作中佃，引《传》而释之者。孔颖达曰：甸，乘也。四丘为甸，出车一乘，故以甸为名。盖四马为上乘，二马为中乘。容许意同孔。一曰一辕两牡，则一辕在两牡之中，是亦中也。故累言之曰中佃。”注家皆以甸为车，甚是，然以“甸”“佃”读为“乘”，则与金文不合。宣王世之克钟铭云：“锡克佃车马乘。”明证佃之为车，然“佃”“乘”同见，知其自有义训。《左传·哀公十七年》：“良夫乘衷甸两牡。”许慎所据本“衷甸”作“中佃”，此亦即克钟铭文之“佃车”。西周金文佃车之字本作“佃”，与许说正合，知《说文》当存其真。唯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大师右柞，柞锡、朱衡、銮，司五邑佃人事……（柞钟）唯王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庙，武公右南宫柳即位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师牧阳（场）、大□，司羲夷阳（场）、佃事……（南宫柳鼎）唯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格伯爰良马乘于倗甥，厥貯卅田，则析。格伯履，妊及厥从格伯安（按），及佃殷厥谷杜木、谷桑，涉东门……（倗生簋）“五邑佃人”意即司掌五个邑佃车之官。元年师兑簋铭言“司左右走（趣）马、五邑走（趣）马”，救簋盖铭又有“五邑守堰”，“趣马”“守堰”皆为官名，例同此“佃人”。簋盖铭言“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五邑祝”，“作邑”为新造邑，其又职监官而监司掌五邑之祝官。对读诸辞，既明佃人与趣马、守堰、祝同为官名，且五邑自为以数计邑。而格伯簋铭之“佃”或当佃人之省称，南宫柳鼎铭之“佃事”显即柞钟铭文之“佃人事”，同言司掌军车之事。《周礼》以为“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必出车赋，然据西周金文可知，其时之制度或本以五邑为限而出车赋，且有佃人司掌之。准上分析，故知扬簋铭文所言之官司“粮田佃”，其意当为司掌粮田及佃车，亦即官司军赋。司空除所司军赋之外，他事若若刍，也与军戎关联。为周王行宫，与王出行或镇抚有关。刍则谓刍茭，为牛马之饲料。《尚书·费誓》：“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伪孔《传》：“皆当储峙汝糗糒之粮，使足食，无敢不相逮及，汝则有乏军，兴之死刑。……郊遂多积刍茭，供军牛马，不多，汝则亦有乏军，兴之大刑。”明证粮刍所备皆关戎事，其与粮田及佃车同类。五祀卫鼎铭言内史辅助司空筹备刍茭，与扬簋铭记司空司刍之制度相同。扬为司空，又职司寇与工事。司寇主讼断狱，而司空扬于匜铭称伯扬父，所司正为主讼定谳而断牧牛案，事可印证。而工事自为司空之本职。知军赋与司寇之事或有联系。丼叔掌军赋，而其断狱之作为则见于曶鼎铭文所记，自与制度吻合。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见于卫，贤从，公命事，畮（贿）贤百亩粮，用作宝彝。“公命事”之事乃为军戎之事，则贿粮显属军资。两周金文既言丼粮，则贤簋铭文之“百亩粮”自也应为井田所出之粮。井田以百亩为计，故知军资之粮自有专田种植。《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学者或以贤簋铭之“百亩”即井田中之百亩公田，甚是。其所产者为粮，故也可称为“粮田”，此或以司空司之。准此，则霸伯三簋铭之“畴一百丼二粮”应仅指一百井田中之公田所出之谷物，而并非一百井田的全部收成。如以一井为九百亩计，其中之公田为百亩，则一百井之公田为一万亩。如此厚赏霸伯与其说是对其劳绩的肯定，莫若说是出于确保盬池安全的需要更合理。井田制度因田制似井而名。郑玄《周礼注》：“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释名·释州国》：“周制，九夫为井，其制似井字也。”《论语·学而》皇侃《疏》：“名为井者，因夫间有遂，水纵横相通，成井字也。”皆以田制之名得于其似井之形。事实上，霸伯三簋铭文丼叔之丼与丼田之丼的写法别无二致，皆作丼，于井中注点，这一现象不能不使人想到金文常见的丼伯、丼叔之丼氏可能即应源出丼田，两者间之暗合显然绝非偶然。《说文》所收秦篆水井之字本作“丼”，且从其所作之“”“刱”等字也并作“丼”，与先秦古文字材料不合。况商代甲骨文“井”字皆作构韩形，并无作注点之“丼”者，故知水井之本字当作“井”，字中无点。显然，若丼氏取形于水井，必不当写作“丼”。陈梦家先生曾精辟地指出，金文丼氏之丼乃象井田。霸伯三簋铭文丼叔与丼田两丼字同形的事实正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如此，则“丼”中指事符号所强调标注的应该正是井田中央的公田，而公田其实恰好是王朝司理的粮田，制度完全相同。井田制度于商代似已有之，甲骨文辞称“百井”（《合集》18770），“井”字作“”，乃象井田中之流溉，或即井田之本字。然井田之字作“丼”的写法则始见于西周，准此则知，其田制于西周更为完善。掌其事者为丼人，西周金文于此可得明证。西周厉王世之大克鼎铭云：“锡汝丼寓、田于以厥臣妾……锡汝丼徵人，锡汝丼人，奔于量（粮）。”铭文显示，或因丼氏失势，致其地之寓宅、地之土田均被转赐，而寓中之臣妾以及丼氏曾经征敛的人也一同被转赐给膳夫克。厉王世之夨人盘铭言夨履丼邑田，并重新树封，知丼氏谪官，与同王世之大克鼎铭所记之事暗合。周王同时命克为监官，使其监督丼人而管理粮田。《说文·欠部》：“，监持意，口闭也。”金文习见“司”，颂簋铭作“监司”，为监官。监官的特点是尽力目察耳闻而不说，所谓“耳目”，故强调监者“毋有不闻知”（逆钟）、“毋敢有不闻”（蔡簋），而许氏所训之“”恰合其官事。“量”，学者读为“粮”，谓即粮田之省称。如此则“奔”则为“奔走”之省文。《尚书·酒诰》：“奔走事厥考厥长。”屈万里《集释》：“奔走，意谓勤勉。”“奔走”乃周人习语，多见于金文和文献，皆贵族用事勤敏之称。准此可明，丼人自为管理井田之官，而绝非井田的耕作者。丼人之官有高下之别，位崇者为王朝之官，如丼人钟之主；位低者属诸侯家邑之官，如五祀卫鼎参与易田之丼人。丼人钟铭云：丼人人仁曰：淑文祖、皇考克慎厥德，贲纯用鲁，永终于吉。仁不敢弗帅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仁宪宪圣，疐处宗室，肆仁作龢父大林钟，用追孝侃喜前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降余厚多福无疆，仁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丼人为官名，“人仁”为丼人之字与名。《说文·儿部》：“儿，仁人也。”“儿”即“人”字，因所处字之位置不同，隶变作“儿”。知古以“仁”训“人”，体现了先民对于为人准则的深刻思考。铭记器主人仁为其先龢父作器，或以为即共伯和之后，虽未敢遽定，但亦足见王朝丼人地位之尊。丼人官司井田，后人以官为氏，则有丼氏。西周金文所见之丼氏非常复杂，学者多有考辨。除丼氏之外，尚有丰丼、郑丼、咸丼、丼南等氏，又有丼伯、丼叔、丼季之别。综合分析金文丼氏史料，知其为姬姓，铭文屡言丈夫为丼姬作器，可为明证。丼氏本出丼人王官，至有采邑，则采邑自可名丼，或即夨人盘铭所见之丼邑。其官或由姬姓之南或南宫氏充任，故又称为丼南。叔安父簋铭云：丼弟叔安父自作宝，其子孙永宝用。器之时代在西周早中期之交。铭文之“丼”自当丼伯，其弟叔安父显即丼叔。准此，丼伯可世以为丼伯，其群弟则或为丼叔，或为丼季。群叔所封不一，其于丰者即为丰丼叔，其家族墓地已见于宗周；其于郑者则为郑丼叔，其于咸者则自为咸丼叔。郑井叔亦可省井氏而称郑叔，见郑井叔父鬲与郑叔父鬲，可知郑为井氏后封之地。咸丼叔的问题旧存争议。西周中期之趩尊铭云：“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格大室。咸丼叔入右趩，王呼内史册命趩更厥祖考服，……唯王二祀。”学者或以“咸”字属上读，不可据。金文“咸”字如用为皆意，都是表示某个具体活动的结束，绝无例外。而趩尊铭言王刚至大室，任何活动还没开始，又何以言“咸”？如果认为“咸”是指入大室的结束，将更难以理解，这种表述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于金文也无此用法。由此可见，“咸”字显属下读，故“咸丼叔”例同“郑丼叔”“丰丼叔”，为地名可知。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丼叔墓地M284出有咸簋，属西周中期早段器，器主应即“咸丼叔”之“咸”。据此更可佐证丰丼与咸丼本为兄弟。丼氏本出自司掌井田之王官，其嫡自为丼伯，因地位尊崇，也称“丼公”，见于曶壶盖铭。其于后世虽已非专司井田之官，但仍涉其事。五祀卫鼎及永盂两铭并载土田移转，皆以丼伯为五大臣之首而主其事，即为明证。丼伯又官司马，见于师父鼎、走簋和师簋铭，而粮为军资，正与司马所司相关。显然，霸伯三簋铭记丼叔亲为霸伯授功定伐，以给军资，合情合理。一、西周霸伯于周王室有采卤湅盐之责，同时又有保护盬池盐源安全的义务。而盐卤的种类与优劣品秩则由王朝官员亲自辨定。二、西周土地实行井田制，并应多于沃饶之地。一井九百亩，中央之百亩公田所出谷物用为军资，故又称粮田，其与佃车同属军赋。三、井中注点的丼氏源出井田，本为司理井田之官。王朝司空或同有司理井田及军赋之职，井人则为管理井田的专官。(作者：冯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