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米市”之首——无锡米市的兴衰史

无锡很早就是一个米稻产区，也是米稻集散地，清末民初与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湖南长沙合称中国四大米市，无论从规模和交易量来说，无锡皆占首位。无锡的米市不只经营稻米买卖，还经营麦类豆类和其他杂粮，实际上是个粮食市场。由于以经营米稻为主，“米市”之称也就沿袭下来了。

无锡米市形成的历史缘由

我国自唐朝中叶以后，国家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明朝，国家的一年税赋取之于江南各地。明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修复了许多大小水利工程。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更加重视南北经济的联系。早从1413年起，官粮已由海运改由南北大运河运送。因无锡属于太湖南运河与长江水运的联结点上，便成了江南官粮漕运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实行“广积粮”的方针，在全国各地设置过许多粮仓。无锡也设有米仓，主要用以储存转运白粮。当年皇宫婚庆喜事和每年祭祀祖宗都要耗费大量糯米和上等白粳米。这两种米统称白粮，是朝廷向百姓征收官粮的一种，其中上等白粳又用作官吏的俸米。白粮征收任务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承担，而嘉兴、湖州两府的粮食自备不足，要在无锡等集齐全后再运往淮安入仓。因此，无锡米质优佳的名声也随之远扬。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朝廷改变以往筹划官粮的办法，规定所有官粮都由官府经办。由于征收官粮的数额逐年增加，无锡和附近地区的稻米外流的数量也年年上升。这就开始吸引了外省稻米向无锡传散。康熙年间，每逢收获季节，湖南江西等省的米船就扬帆疾驶无锡。

据传说，在公元1722年隆冬康熙病危、雍正尚未继承皇位时，有个客人把一大批黄豆从北京运至无锡。来客到了北塘祝梦弄，进入祝正茂粮行，口操京腔说有18笆斗黄豆，要委托粮行代销。那时粮行里正坐着许多逼债索款的人。行主一见来了生意，喜出望外，立即殷勤接待，连忙派伙计前往船码头抽样。其时，行主并不知道来客所说的笆斗是指什么。等到伙计检样回来才弄明白，所说的18笆斗原来是18条大船。这种船被称为“对梁划子”，一艘船可分成两节行驶，也可合成一船停泊。每船可载千石黄豆,18条船装有一万数千石黄豆。

繁忙的三里桥河面

行主一听，顿时眉开眼笑，那些逼债索款的人也缓和了口气，主动允诺宽容日期纷纷回去了。而货主只留下一张便条，不急于取款就扬长而去。到阴历四月春暖时，祝正茂行主将全部货款筹措齐全后便启程北上。此时，雍正已做了皇帝，行主到吏部询问货主正巧遇见那位经办的官员，就把货款交给了他。那个官员奏明皇帝，雍正十分高兴，认为无锡商人有信用,特赐给祝正茂粮行张龙凤帖。有了这张龙凤帖，免去一切税收。在这以后，朝廷就常常委托无锡粮行经办漕粮。

无锡米市形成的历史沿革

清道光年间，内河航道经常淤塞，官粮运输发生困难。清政府在公元1826年决定官粮经海路运至天津，再转北京入京仓。其中有许多州县的官粮要路经无锡，先在上海集中交官，再由官府雇船运往北京。公元1862年后，李鸿章大力推广海运，倡议雇用招商局轮船运输官粮，于是江西、湖南、湖北各省也在上海采购官粮，委托招商局海运北京。上海本地没有能够供应这么多粮食，所以南市一些较大的米行如源益、惠兴、平安都纷纷派人到无锡来采办。到1888年，清政府将浙江各州府的官粮拨到上海、无锡两地采购，又指定江苏各县的官粮集中到无锡转运。这样，无锡每年供应漕米多达100多万石，各粮行真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兴旺景象。

三里桥米市街景

后来，清政府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赔款的负担日益沉重，国家财政日益困难。清政府为了缓和入不敷出的窘境，开始将部分漕粮折收白银。漕粮的这一重大变革，使外省户米区在本地区的销售量一落千丈。于是，销往上海、无锡两地的粮食吞吐量急剧上升，无锡也就由稻米集散地向米市发展。

粮行是无锡米市的主心轴，尤其是客货行操纵着粮仓市场的方向盘。粮食业的客货行专管代客买卖，赚取佣金，资力雄厚者还兼营长途贩运业务。清初时无锡的粮行有三四十家，大多在通惠桥树巷附近和三里桥塘岸一带，其中在通惠桥西沿河旁的树巷是无锡北塘粮行的发源地。它面对运河，紧靠黄天荡，与农村产粮区的水路交通便利，具备开业和开设粮行的条件。到了道光七年(1827)北栅口张宝泰粮行开业，这是北栅口第一家粮行，也是无锡米市经营时间最长的一家粮行(上世纪50年代初才歇业)。之后，八段米市逐渐形成。

到光绪初年，米行增加到80户，至光绪末年已达140户，分八个地区，北有北塘口，北塘三里桥外黄泥桥；南有伯渎地区，南上塘黄泥绛（土夅）；西有西塘；东门外因没有水路，所以没有米行。而北塘三里桥这两条街道长不过二、三里，却集中了大小粮行80余家，两条街之间的蓉湖茶楼渐渐成为米稻的贸易中心。如今北塘三里桥一带，从街道布局房屋结构桥梁式样等方面仍然见到以往的痕迹。据统计，1949年无锡有粮行246家，而北塘就有185家，占75%。

堆栈业的兴起也反映出近代粮行的迅速发展。雍正时期虽然已有二十余家堆栈，但是每家仅有廒仓二、三十间。乾隆、嘉庆年间，堆栈已发展到可储存数十万石粮食，光绪年间更加兴旺。

三里桥段货船码头

近代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市场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粮食市场由单纯以筹办漕粮为主的经营方向逐渐转向为工厂提供工业生产的原料，以及为本地和邻近的上海、南通、浙江等新兴工业城市提供居民食用口粮和食物了。比如上海开埠不到50年，人口增长了56倍，是个消费粮食的庞大市场。宁波、绍兴、杭州原缺粮区，绍兴各县又必须采买金坛等地的糯米做原料。每当经营旺季各帮客商纷纷聚集无锡，其中采购最多的是沪帮客商。

无锡米市的近代发展

进入现代后，无锡的米市有了更大的发展。无锡拥有的粮行数仅次于上海。根据1934年无锡工商界的统计共有307家。

抗日战争前，各地运到无锡的米稻杂粮平均每年有1000万石，丰收年景可达1200 万石，就是低产年也有800万石以上。其中稻谷常年可达470万石，米160万石。全城的粮行、碾米厂、堆栈、储存粮食的数量经常保持在170-180万石左右，最多时可达300万石以上，占全国四大米市之首。每逢新谷登场，北门外的河面上，米船首尾相接，多达百艘。

三里桥东沿岸

无锡米市的货源来路很广，如稻米一项有来自本县产的，大都集中在西塘三里桥经营。来自江阴、溧阳、宜兴等地的杜米集中在外黄泥桥和北栅口经销，来自常州的稻米投在三里桥粮行经销。秈稻主要来自苏北的淮安、宝应、泰兴、兴化、高邮各县，安徽运来无锡的秈米数量尤多。此外，江西鄱阳湖畔和湖南洞庭湖所产的稻米，也大量输入无锡销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三里桥、北塘的粮行，在战火中全被焚毁。到1938年粮行只有60多家，连同米店一起，资本总额比战前下降了7倍。堆栈虽有幸存的，但可储存的粮食全部被日军侵占。虽然后来日军宣布堆栈劫后剩余的粮食可陆续分批地发还粮商，但是，货主必须将其中一半存谷碾成白米送交“入米厂”。在日军占领无锡期间，粮食始终被日本军行汪伪政府控制的。一般粮行只能以门市零售为主要业务。粮商中也有部分资本家为日军，汪伪疯狂搜刮筹办加工军粮，从中分享残羹。随着伪币贬值、物价上涨，多数粮行从事囤积居奇，卖空买空，走上了投机商的道路。仅就米价项，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每石白米上涨了202500 倍之多(即1937 年每石法币8元，1945年为中储卷85万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粮行交易证

自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逃离无锡时止，他们搜刮大批军粮支撑内战引起米价直线上升。仅就1948年9月到1949年4月止，短短8个月内每石白粳米价上涨了9万多倍。那时从事开设粮行、进行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从中得利的人也就更多了。据统计，1940年粮行已激增至245家，比全面抗战前的1936年增加388%，而资本总额却减少了32%。由于粮价飞涨，米店拒售粮行兴风作浪，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无锡人就曾在1947年5月和1948年6月先后爆发了两次规模巨大的“抢米风潮”。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后，还有粮行239家，米店103家。一开始他们抱着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久，有些粮行又施展其投机伎俩，兴风作浪，哄抬米价，严重干扰了解放后的无锡市场，威胁着人民的生活。于是人民政府通过取缔投机、平抑米价等法令和国营公司及时调集粮食等有力措施粉碎了他们先后掀起的三次物价大波动，从而保障了米价的基本稳定。1953年12月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这时除了少数几家粮行转为国营粮店以外，其余都先后在人民政府的扶助下分批转业。从此，显赫一时的无锡米市便消失了。

1984年，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鼓励下，消失了多年的无锡米市又出现在无锡市场，近几年来粮食的成交量急剧增长，仍为全国四大粮市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