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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传染病的法子，隔离是一个有效捷径。自古如此。 年后，一个个通告发布出来。虽然有些急慌，有些恐惧，人们还是自觉遵守隔离的规定，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我是个慢性子。且偏内向。又生于贫寒之家。隔离于我，就跟轻车熟路差不多。一听说封闭，一听说隔离，我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小时候，爷爷奶奶，父母亲，都反反复复告诫我：走路，要走在沟塘的另一边，不要挨着沟塘的水边走；放学了，要赶紧回家，不要在半路上看热闹；干工作，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不能跟那些不学无术的人瞎混，哪怕他是领导呢…… 这些，不就是一种“隔离”的要求吗？ 而从另外的角度看，“隔离”，或许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不说万里长城的功用，也不说“孟母三迁”的典故了。那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隔离故事”。只想说说，我自己的“隔离经历”。 在学校念书，不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我基本上都是与一些人，主动隔离的。他们是这些人：小有权势家庭里的孩子，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动不动就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 如果一个同学，出身于小有权势的家庭，在交往中，我的做法都是冷处理。总觉得我跟他们之间，有一层厚厚的墙。我们的言谈举止，都不在一个频道上。跟他们说话，三言两语，就会话不投机。我又是个胆小的人，怕惹事的人，只能离他们远远的。 如果一个同学给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印象，我基本上对他也是隔离的。我自知是穷人出身，爹妈给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有用的，而不是给我享受的。我跟他们厮混，哪怕不花我的钱，我也不干。我生怕沾染上了那样的坏毛病。 我尤其厌恶那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同学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班级里有了什么动向，老师通常都知道得门儿清。原因就是，有人向老师打了小报告。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好像都能碰见这样的“告密者”。 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个流里流气的同学。他就喜欢打小报告。谁说了老师的“坏话”，谁对哪个老师有意见说了“怪话”，谁跟谁之间“好”上了，他都要在老师面前添油加醋。我一般对自己的言行很谨慎，但我对打小报告“告密”的人，尤其憎恶。我真心看他不起。 在这样的人面前，我自觉跟他隔离。 从学校出来后，我长期在乡镇机关跑腿。尽管有着想获得提拔的紧迫感，但我一直没忘了跟很多人隔离。在乡镇单位，想获得提升，选举是至关重要的。选举之前，更要获得提名。而提了名，还不能是“陪斩”的——俗话叫“差额”。 一般而言，“差额”都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也是组织的所谓“意图”。如果有“差额”最后选成了，那在组织看来，这个选举则是不成功的，甚至有问题。 那时候，我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提升意愿，另一方面我还是保持着跟某些人的隔离状态。获得提名，获得选举需要的票数，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喝酒和来牌。酒桌上能定很多事，牌桌上也能解决很多问题。那些年，我也看出了这里边的“毛窍（窍门）”，但我仍然坚守着自己不卑不亢的独立。至今，我仍然不喝酒，不打牌。我成功地实现了这样的隔离。 后来有机会，当了不到一年的“领导心腹”。我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规矩：我绝不当在领导面前打别人小报告的人。有时候，领导知道了某人的不当言论，我也很坦然：这个报告不是我打的。当然，也没人因此冤枉于我。他们都清楚，我是个啥人。 动辄就扒同事、朋友、熟人曾经的言语，把它们翻腾出来，再把挑挑拣拣出来的片言只语，当成某种证据呈现出来。这绝不应该是一个正经人所为。我无法改变别人，但我完全可以做到跟他们隔离开来。 庚子疫情中，隔离成为阻隔感染的有效方法。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我想，与某些人隔离，与某些现象隔离，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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