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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出世和入世,谁说只能二选一

2021-03-05  孤云山民

01

出世还是入世,向来是古代文人们的终极人生命题。

入世,即求仕为官,兼济天下;出世,则退隐山林,独善其身。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仕 与 

在我看来,“仕“也好,“隐”也罢,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各人性情与追求不同,适宜自己就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和“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我都爱。

不过,在此命题下,如非要选出一个我最为欣赏和佩服的文人,那必须是将“出世”与“入世”这两个看似对立矛盾、非此即彼的人生选项完美结合,两而擅之的苏东坡。

嗯,普通人才做选择题,天才则是皆为我所用。

02

说苏东坡入世,那绝对人所共识,无可争议:

在朝廷为官,没什么意见他不敢提,也没什么人他不敢得罪。

认为王安石变法太激进,一个大步向前,反对!

后来觉得司马光尽罢新法太过一刀切,又是一个大步向前,反对!

跑到地方上就更不用说了,徐州抗洪、密州灭蝗、杭州修水利、定州整军纪,每到一处,都是妥妥的政绩一箩筐。

最夸张的是,任登州军州事时,仅到任五天就又被调往京城,按照一般官员的尿性,五天还还不够熟悉办公室呢。结果他呢,五日游就走访调查出了当地军政和财税的两大弊端,并分别上章提出改善措施。

为政之勤勉,可见一斑。

就算人生低谷的黄州惠州儋州,自己都被人虐成狗了,那也是拯救溺婴、造桥铺路、普及文化教育,从没停止过为国为民发光发热……

晚年从海南遇赦北归,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总结自己的人生信条为:

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

意思就是,要么多做实事,有益于今时;要么著书立说,启迪于后世,绝不允许自己的一生才华空付,碌碌无为。

这一番“我的存在,必须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壮志,他做到了,所有人也都看到了。

但在其人生的价值取向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往往为人所忽视,我也是近期重读多版他的传记书才发觉到,那就是:

终其一生,在积极入世的同时,苏轼其实还是一个对官场与功名利禄毫不留恋的心灵隐者。

这份心灵上的归隐情结,体现为身在仕途时,旁人都在盘算怎么升官发财,只有他心心念念如何尽早实现济世理想,然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譬如,20岁出头,还在备考制举试时,就跟弟弟苏辙在某个风雨之夜立下了他日一起及早退隐的誓约。

第一份工作到岗途中,跟苏辙分别时,又不忘絮絮叨叨地提醒: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你看,一个两度制胜科场、名动京城的有为青年,一个被皇帝亲口盖章说有宰相之材、前程不可估量的官场新星,居然口口声声叮咛弟弟将来不要贪恋高官厚禄:

你答应过我哦,咱们要一起归隐哒!

初在凤翔为官,也不时惦记此事: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年岁长。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

在杭州做通判时,某个冷雨敲窗的秋夜,他甚至辗转难眠,深悔自己当年为啥想不开跑出来考公务员,老家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它不香吗?

想着想着,居然愁肠难遣,通宵不寐:

嗟我独何求,万里涉江浦。

居贫岂无食,自不安畎亩。

念此坐达晨,残灯翳复吐。

同一时期,送别四川老乡的词中,也有“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之句。

03

如果说这是苏轼以文人心性初入复杂官场,如鸟入樊笼而产生的不适感,那么到了后来的元祐时期,老苏已50多岁,宦途中摸爬滚打已逾半生,且正处于一生中的政治生涯巅峰期——

最高官任三品大员翰林学士、知之诰,专门负责代拟王言,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之诏书及与周边国家往来之国书等,相当于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兼机要秘书。

翰林学士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由此职位晋升至副宰相。

此时的苏同学,离位极人臣,仅一步之遥。

何况,很快他又兼任经筵侍读,成为哲宗皇帝的御用家庭教师,一教就是五年。

啧啧,帝王师啊!

对古代文人来说,最为清贵荣耀之职,莫过于此。天才狂傲如李白,也视帝王师为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仕途高光时刻,苏轼内心的归隐情结依旧毫无淡却:

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苍波没两鸥。

——你看,还在期盼能和苏辙携手还乡,像两只鸥鸟,没入烟波浩渺的大海。

还曾写信给在黄州躬耕时的土著邻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帮忙照管好东坡上那一亩三分地,说自己早晚会回去种田隐居:

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与潘丙书》

后官徙扬州,赴任途中,甚至幻想就此退休致仕,溯江而上,直抵眉州老家:

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

04

看到这,我估摸大家已经相当困惑了:

自古出仕为官,谁人不想出人头地,博个功名富贵,缘何苏轼却一直心存归隐之念?而既然想归隐,为啥又不真正辞官还乡呢?

别急。

答案就藏在苏轼的《宝绘堂记》中: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这话意思是说:

君子可以把心思寄托于物,但不可以把心思耽溺于物。把心思寄托于物,即使事物微小,亦可从中得乐;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因之成祸。

可如果把心思耽溺于物,则事物微小,也可能招致祸患;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感到快乐。

其实,这也正是苏轼对功名利禄之态度:

金钱也好,官职也罢,都只是暂借它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精神、心灵层面,则绝不能沉溺于这些“物”。

如此,大家的疑惑也就不辩自明了:

因志不在功名利禄,所以苏轼能做到身在官场,而心灵归隐。并不辞官还乡,是因尚需借助“在朝为官”这一形式,实现自己“有益于世”的人生志向。

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也。

05

认识到苏轼是个超然物外的“心灵隐者”后,我发现这简直就是一把万能钥匙,能用来解读偶像人生的方方面面。

譬如,官场上,他为何总是敢于“不合时宜”,取怨一身而不悔:

要知道,王安石变法之初,急于搭建变法班子,凡趋炎附势、赞同新法者,升官就像坐火箭。比如曾布,因参与谋划新政,三天之内居然升了五次职。

到后来司马光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又成了当务之急。

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后来带歪徽宗的那位),知道司马光要恢复差役法,便在五日之内拉来千余名百姓充当差役,力证此法可复。后果得司马光称赞,顺利升官。

讽刺的是,八年后章惇为相,又罢差役法而起用免役法,叫得最响、行动最快的依然是蔡京——管他什么法呢,哪个利于老子升官发财,老子就站哪个法!

天资聪颖如苏轼者,对这样的政治态势能看不懂吗?

假设他也能如此“识时务”,早年附和王安石变法,或黄州归来后,痛定思痛,惟司马光马首是瞻,高官厚禄岂非如探囊取物?

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和,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杭州召还乞郡状》

你看,我们东坡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明知道站队王安石即可荣华立至,奈何自己的良心不答应啊!

于是二话不说,下场开撕,直言力谏到连司马光都自叹“敢言不如苏轼”,王安石甚至误以为他是司马光背后的智谋军师,大力排挤。

旧党失势后,司马光欧阳修等大佬都绝口不言世事,只有苏轼还在借助诗文不断抗议,以致最终为自己惹来牢狱之灾,以及黄州五年的弃置。

然而流放归来,他却本色不改,怼起司马光来也毫不留情:

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乞郡札子》

你看,他说我和司马光,私交特别好。他复出后又很关照我,按理说不能和人家唱反调,可是从公而论,我又实在不赞同恢复差役法。所以,没得法子,只能和他争到底!

大家想想看,在波诡云谲、人人皆以利益定进退的官场上,苏轼之所以能始终不顾个人之荣辱浮沉,坚守原则,公忠炯炯,不正是因他一向以“心灵隐者”自处吗?

本就视富贵利禄如浮云,又何惧得失!

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也。

06

还有他那一向为人所艳羡称道的豁达乐观,窃以为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譬如,同样是爱国敬业却被无情流放,前朝被贬潮州的韩愈,还没到贬所呢,心态就已经崩了:

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抵达潮州后又不住卖惨:

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

反观苏轼呢?

流放黄州,途中画风是这样的: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你瞅瞅这气氛,像被贬吗?分分钟观光旅游即视感。

一到黄州,还没下车呢,吃货特质又藏不住了: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黄州的鱼和笋表示瑟瑟发抖……)

后来以衰暮之年被贬惠州,比韩愈所去的潮州更加偏僻荒蛮,他也一样淡然处之,于《进谢上表》中说:

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

不妨再拿韩愈贬潮州的谢上表做个对比:

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你看,面对如此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连硬汉韩愈也不免失态至此,哭哭啼啼,要死要活。

(感觉老韩的棺材板要盖不住了……)

而宋代不杀文臣,窜谪岭南已是最惨之处境,从宋真宗朝起,70多年来,苏轼是第一个被贬到岭南之人,却能镇定如斯,怎不令人高山仰止!

途中,行至广州,还欣然赋诗曰:

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

啧啧,这随遇而安的心态,这处处发现美的眼睛,绝了!

后来,迫害再次升级,60多岁被政敌一脚踢往海南,很明显,这是打算往死里整。

结果他呢,日子再苦,照样能给你过出花儿来:

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

困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

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

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

说自己从前住华屋、睡锦裘,却总心怀忧愧,睡不踏实。现在倒好,在处处漏水的破茅屋里,风雨一来,一晚上床得挪三次地儿,却能畅快酣眠,早上起来,枕上落满黄叶都不自知。

闲来就四处漫游,反正大把时光。比如在寺院清坐终日,看树影,听钟鸣:

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

或者找个三岔路口一站半天,看行人穿梭往来,自得其乐:

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你瞅瞅,就这心态,这闲适,要不是后来北归途中暑热得疾,苏轼且得活到天长地久呢。

一个从前安坐翰林院的待诏学士、尊崇无以复加的帝王师,到如今海岛流放、栖身不避风雨之茅草屋的待罪犯官,这一番人生境遇的差别,不啻云泥,而苏轼却始终能处之泰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生活,不正是靠着心灵归隐的力量吗?

自己的人生本就不以仕宦为目的,贬谪即做隐居处之,又有何难!

“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07

其实,聊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无非是,才华之外,苏轼身上之所以还具备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或许正因为这一份“心灵归隐”的智慧——

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贬谪穷乡,他始终能以出世的态度安顿自我的精神世界,随缘任运,葆有快乐生活的能力;同时又以入世的态度积极有为于人间,力求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他为中国文人,演绎了一个完美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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