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 续楠：“断匈奴右臂”战略与汉朝西域经营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

内容提要

“断匈奴右臂”是汉朝国家战略的相关认知或欠准确，“表河西，列四郡”不等于战略实现，仅是初步环节，经营西域关系其能否彻底落实。“取三十六国”、掌控塔里木盆地，重创匈奴西域势力，但与乌孙“结为昆弟”东西攻逐匈奴出天山北路，方是战略关键。天山北路是匈奴掌控西域的孔道、联通中西亚的重要商路。武帝时，霍去病、李广利、马通进兵天山，宣帝时，“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明帝时，窦固等“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应视为根本上的战略践行。安帝以降，汉廷“欲闭玉门、阳关”“欲弃凉州”，西域经营发生转折，“断匈奴右臂”战略无从实现，“西州”[2]势力兴起更给国家内政带来负面影响。汉朝在东北边疆，有“断匈奴之左臂”战略。元狩二年，霍去病“逾居延至祁连山”，四年，“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兵锋先抵天山、再达兴安岭，体现出武帝朝欲断匈奴两臂，凭借西域、东北合围蒙古高原游牧族的宏阔的整体战略规划。

“右臂”与匈奴国家体系中的“右方”[3]（也称“右地”[4]“右部”[5]）密切相关，位于“右方”之内，好比人的右臂属于身体右半部。有学者研究“右方”（“右地”“右部”），林幹指出“酒泉、张掖一带原属匈奴右地，……汉朝在这一带设置了河西四郡，并设张掖属国都尉拥兵驻守”[6]；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认为，“从上郡以北，西至葱岭，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黄河以北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和额济纳河流域，为右部，是右贤王等右方王将的游牧区。”[7]另有学者探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认为“右贤王的辖区在单于直辖区的西侧，称匈奴的右翼，又作右部、右地、右屯，西汉时……右翼的范围大致自今榆林直北，向西连接月氏和氐羌”[8]。“右臂”“右翼”含义相近。匈奴“两翼制度”，应始自冒顿单于时期，旨在佐助本族发展壮大，当时“中国”人称其为“右臂”“左臂”。[9]“右臂”似与秦汉时期河南地、河西的关系更为紧密。

“断匈奴右臂”，也作“裂匈奴之右臂”[10]“裂匈奴之右肩”[11]，多次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是汉朝针对匈奴的国家战略，自武帝时延续至东汉中期。武帝“断匈奴右臂”功绩深受后世推崇。东晋十六国时期，凉州申屠英主簿胡威向姚兴进言，说到“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开建河西，隔绝诸戎，断匈奴右臂”。[12]唐朝武后当政时期，右史崔融奏议有，“武帝赫然发愤，甘心四夷，张骞始通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断匈奴右臂。”[13]至今，“断匈奴右臂”仍是学者研究话题。[14]实际上，人们对“断匈奴右臂”战略的认知不一定全面、准确，掌控河西只是初步环节，经营西域方为关键，治理塔里木盆地、经营天山北路角色亦不同。

一  “表河西，列四郡”——西域经营的开端

汉朝势力进入西域，缘于武帝用兵匈奴，即“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实施。元狩二年（前121）河西战役，霍去病大败浑邪王、休屠王部，河西转归汉朝。曾使西域的张骞进言，“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15]这一设想未能成真，汉朝郡县治理“故浑邪之地”，故后世文献言，“（武帝）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16]“（凉州）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17]于“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的“故浑邪之地”“表河西，列四郡”，与“断匈奴右臂”战略联系紧密。“右臂”地域范围与今河西走廊密切相关。[18]

河西易主导致汉匈战略重心转移。武帝以降，匈奴主体活动区域呈现西迁北移趋势。起初，“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接连遭受汉朝重创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19]在“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背景下，“寒苦无水草”的“幕北”极大限制生存资源的获取，借助“直酒泉、燉煌郡”的“右方”，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西域，利用“僮仆都尉”获取当地资源，成为匈奴愈发仰仗的国家战略。

于汉朝而言，经营西域、限制匈奴，对确保“北边”、特别是河西战略安全举足轻重。武帝时，赵破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20]。汉军挺进西域，成为加强河西防御力量的先决条件之一。安帝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珰上书，云：“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21]立于顺帝永和二年（137）的《裴岑记功碑》，也有“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的表述。[22]这充分说明西域、河西在战略上唇齿相依的关系。或可认为，汉朝西域经营，发端于“断匈奴右臂”战略“表河西，列四郡”环节实现后，双方开始了对西域控制权的争夺。

武帝时，赵破奴“破姑师”，李广利伐大宛，“起亭”“至盐泽”而屯田轮台、渠犂；宣帝时，置西域都护，并护“南北二道”；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汉朝通过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举措，逐渐强化对西域的掌控。安作璋认为，公元前60年的日逐王降汉，意味着“自武帝通西域起七十余年来，西汉政府联络西域、切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已完全实现”[23]。也有学者指出，神爵二年（前60），“车师附汉，自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向西的交通道即所谓'西域北道’，以及自车师后王庭西向伊犁河流域的道路开始畅通；而匈奴势力从此退出西域。”[24]匈奴“僮仆都尉”失去效用，“匈奴势力退出西域”，而“西域都护府之建立是汉朝政治上统一天山南北的最终结果”[25]。看来，“断匈奴右臂”战略取得圆满的预期效果。

二  “取三十六国”“结（乌孙）为昆弟”——西域经营的推进

《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上章帝书，有：“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章怀太子注：“《前书》曰：'汉遣公主为乌孙夫人，结为昆弟，则是断匈奴右臂也。’”[26]与“居故浑邪之地”、控制河西可“断匈奴右臂”的认识相比，此处对“断匈奴右臂”的两种解释或有不同。

武帝时，汉军有三次以天山为目标的大规模行动。元狩二年（前121）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27]，天汉二年（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28]，征和三年（前90）三月，“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29]“祁连山”“祁连天山”乃今新疆天山，非青海、甘肃之祁连山。[30]汉军战果不排除与天山北麓的关系，而其影响或主要与日后控制天山以南（“三十六国”）有关。

“取三十六国”主要指控制“南北二道”[31]沿途。岑仲勉大体同意宋人王应麟的看法，指出“三十六国乃都护初设时有国之数，而王氏所拟为近是”。[32]松田寿男认为，“三十六国这个词，……至少直到《释氏西域记》的著者释道安（312～385年）那个时代，它仍然长期作为塔里木盆地的特称而被使用着。”[33]武帝至元帝时的诸多举措，基本在塔里木盆地展开，以置都护为代表的汉朝扩张，确实会对匈奴造成诸如“僮仆都尉由此罢”[34]等不利局面，但因此认为汉朝“切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已完全实现”“政治上统一天山南北”，或与史实不尽相符。

与乌孙“结为昆弟”强调对天山北麓的经营，战略眼光更为宏阔。汉代西域交通存在三条干道，《汉书·西域传》载其二——天山南路、昆仑山北路。安作璋指出：“从敦煌到大宛，还另有一条道路可通。……由车师后部而西，沿着天山北坡，便走进了准格尔盆地，通过卑陆、且弥的境界，便进入了乌孙。《后汉书·西域传》所谓'后部西通乌孙’，就是指的这条道路。由乌孙而西南，即到达大宛。”[35]松田寿男则说：“这三条路一齐出现在中国史籍中则是公元七世纪初叶的事”，3世纪中叶，鱼豢在“《魏略》中就已经提到了北新道、中道、南道三条道路”，并认为“自汉朝开始与西域进行政治性交往之初，汉人就已经了解到有三条'丝绸之路’。然而《汉书》只正式记载了两条路”，“对裴矩称为北道的天山北部的那条路却未有明确记载。”[36]与《汉书》“南北二道”相比，“北新道”“北道”在匈奴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汉朝掌控塔里木盆地后，天山北路的重要性更加彰显。

武帝朝的举措无法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彻底“断匈奴右臂”。昭帝时，匈奴联合车师侵掠乌孙，乌孙上书求救。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翖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37]五将军中，“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不与相及。”[38]蒲类泽，今巴里坤湖，位于天山北麓，是乌孙与汉朝约定的“合击”目的地，天山北麓或属于右谷蠡王的分地。[39]乌孙是汉朝重要援手，直接打击天山北麓匈奴势力。“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40]，有学者则认为“把乌孙的原居地看做是在博格达山北麓，与当时的形势也并不矛盾”[41]。若此判断不错，常惠持节领护“五万骑从西方入”的乌孙军队，很可能取天山北路行进，故土“重游”。此役或可视为汉朝根本上践行“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尝试。

是役后，天山北路仍为匈奴掌控。史载，“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进军路线应由天山北路。单于所部归途中遭遇雪灾，人畜损失惨重，引发“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等连锁反应，但对天山北路的控制权终未丧失。地节四年（前66），“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42]“屯田右地”可能包括天山北路。此后，郅支单于利用西域对抗汉朝，率部西进，攻杀右地伊利目单于，“并其兵五万余人”“遂留居右地”，后“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乌孙“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勒兵逢击乌孙，破之”。[43]汉朝已置西域都护，管控塔里木盆地，郅支部入西域的路径应是天山北路。在击破伊利目、乌孙，实力壮大后，郅支“北击乌揭”“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又控制康居，役使大宛、奄蔡诸国，成为汉朝经营西域最大的威胁。建昭三年（前36），甘延寿、陈汤率军攻灭郅支。

神爵二年（前60）、建昭三年，汉朝置都护、灭郅支，是经营西域的两大标志性事件。然与治理塔里木盆地不同，最高统治层的目光似未投向天山以北。安作璋谈汉代西域政治制度，认为“击胡官的设置，大都是在北道距离匈奴势力较近的地区。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左右君；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犁有击胡君等”，并认为“这很显然也是汉政府设置的，应看作是汉与西域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44]。焉耆、危须、龟兹、疏勒、尉犁属天山南路诸国，对照之下，更接近匈奴的天山北路诸国，不见设置这种“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其中是否蕴含汉朝西域经营策略的某种特定空间架构，值得思考。上述两事件后，汉朝未能趁机大举进入天山北路，失去彻底“断匈奴右臂”的良机。

总之，相较于河西，西域在“断匈奴右臂”战略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取三十六国”、控制塔里木盆地，极大打击匈奴的西域势力，然而，与乌孙“结为昆弟”，利用天山北路东西夹攻，将匈奴完全逐出西域，或是“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关键环节。

三  “先击白山”与“罢戊己校尉官”——西域经营的骤起骤落

东汉初，匈奴趁中原内乱重获西域主导权。南匈奴归汉后，北匈奴将西域作为经营重点，永平三年（60），发西域多国兵攻降于阗。北匈奴越过天山南下，控制整个西域，以之为基地攻掠汉朝“北边”郡县。

在边疆形势重压下，汉朝将“安南定北”的对匈方针[45]延展至西域，重启“断匈奴右臂”战略。永平十三年（70），君臣“议兵事”，谒者仆射耿秉以为“当先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未可先击匈奴也”，得到包括明帝在内的众多与议者的赞同。[46]“白山”即今天山，“夷（伊）吾”位于天山北路东段、今哈密地区，车师地跨天山南北，“通使乌孙”取道博格达山脉北麓西进较为便利。“先击白山”，控制天山北路、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实现“断其右臂”的预期，是日后进攻匈奴本部的战略前提。永平十六年（73），“（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47]翌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48]汉匈主战场转至西域。两次用兵西域，汉廷收效颇多，然而仅两三年后，便先后撤回置于天山北路的戊己校尉屯兵、伊吾屯兵，战略放弃西域。[49]幸而赖于班超苦心经营，匈奴未能长期控制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不过，汉朝经营天山北路便无从谈起了。

永平年间，汉朝西域经营的骤起骤落有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匈奴分裂后，驻牧“蒲类、秦海之间”的呼衍部成为北匈奴统治集团“根本”力量和汉朝经营西域的劲敌，双方在西域的争夺互有胜负，汉朝终未解除呼衍氏的威胁。[50]有学者指出，“自漠北的匈奴，经天山地区的乌孙，一直到伊朗的安息国……在这条商路上匈奴占有极为有利的地位。那么，天山北路，这时正处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并总结说“匈奴控制着通过天山北麓的东西交通路，并具有一直到达伊朗的绝对权力这件事，对上述所解释的游牧国家的本质似乎是可以初步得到肯定的”[51]。天山北路——通往中西亚的商道——对匈奴国家存在、发展的作用无可替代。“蒲类、秦海（今博斯腾湖）之间”，大致为天山南北的车师之地，当蒙古高原南下西域的孔道，是连接匈奴本部与西方世界的枢纽。通过这条商路东来的各种物资，首先输入呼衍部，或者说，呼衍部是商路的实际控制者，其在北匈奴统治集团中的强大顺理成章。从另一面看，乌孙所处的伊犁河流域，位于该商路的中转地带，汉朝联乌孙“断匈奴右臂”战略，旨在切断匈奴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命线，必然招致匈奴坚决捍卫。[52]

“北边”局势总体稳定背景下，汉朝积极经营西域，然而，至多管控“南北二道”与沿途诸国，未能实现对天山北麓地区的有效治理，匈奴始终是当地极其重要的势力存在。掌控塔里木盆地，汉朝一定程度上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设想，但是，匈奴凭借天山北路与西域、乃至更远的西方世界保持交往，“断匈奴右臂”战略未能根本实现。匈奴仍以西域为依托，获取资源、对抗汉朝。

四  从“欲闭玉门、阳关”到“欲弃凉州”——西域经营的转折

安帝以降，西域、“北边”形势剧变。史载，“孝和晏驾，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此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甚至有“欲闭玉门、阳关”[53]的朝议。汉廷企图彻底断绝与西域的官方往来，以保河西安全。“北边”民族形势恶化、朝廷于危机处理中的日渐被动，或是“弃西域”“欲闭玉门、阳关”的根本原因。永初年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陇道”几乎中断；朝廷边疆战略重心在并、朔，为稳定东北（幽州）边疆民族形势，置“辽东属国”。[54]对西北边疆经营，最高统治层甚至有“欲弃凉州，并力北边”[55]的动议。凉州问题上的窘境，与之前“弃西域”战略决断的联系值得关注。

“欲闭玉门、阳关”“欲弃凉州”，虽未在现实层面上落实，最高统治层在西域、西北边疆经营战略上的内缩倾向却愈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内缩倾向涉及的地域，正是前代“断匈奴右臂”战略驱动下逐步掌控的地区。

在此政治背景下，不仅西域经营战略出现重大转折，呈现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多部门、多地合力治理，[56]向地方政府（主要是敦煌郡）带动下以本地力量为依靠的单边治理[57]转变的明显趋势；包括河西在内的“西州”甚至在汉王朝发展历程中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离心”倾向，[58]从东汉中期祸起“西州”殃及国内多地的羌乱，到汉末“西州”军阀造难洛阳、三辅等地，在“西州”带给国家发展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西域经营悄然落幕。或可认为，汉朝对原属“匈奴右臂”的塔里木盆地、河西的渐次失控，不仅造成西域经营的失败，也为汉王朝的分崩埋下伏笔。“右臂”未能帮助匈奴在与汉朝的长期对抗中笑到最后，却“孕育”出东汉经久不定的羌乱、实力强劲且有浓厚“胡化”色彩的“西州”军阀，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倾斜了农牧民族较量的天平。

五  “断匈奴右臂”与“断匈奴之左臂”

武帝时代于西北边疆实施“断匈奴右臂”战略不久，又有在东北边疆“断匈奴之左臂”的举措。元狩四年（前119）漠北战役，“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59]此后，汉朝势力在东北扩展，灭卫氏朝鲜、置四郡。哀帝时，王舜、刘歆反对废毁孝武皇帝庙，上书论及武帝功绩，有“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60]。与此相比，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五郡塞外”或更重要，把控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廊道应视为“断匈奴之左臂”的关键。[61]

凉州“西通西域”，西域乃汉王朝“北边”的西向延伸；“燕北五郡”塞外的饶乐水廊道，东向朝鲜、北连大兴安岭，是汉王朝“北边”的东北向扩展。从汉代宏观北方民族形势看，天山南北的西域、大兴安岭以东的东北，两大多民族共存之地，犹如一西一东两巨臂，对活动在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呈合围战略态势。[62]

“断匈奴之左臂”战略也未达到最佳效果。“徙乌桓于五郡塞外”虽建立起汉匈间的缓冲区，却意味着对饶乐水与其以北广阔地域直辖权的放弃。匈奴仍可利用东北助力社会发展。

昭帝时，“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63]匈奴的报复性攻击，很可能经由饶乐水廊道。范明友部“出辽东”“邀击之”，表明匈奴深入大兴安岭以东的东北腹地。“匈奴闻汉兵至，引去”，行动自如，说明汉朝对廊道几乎没有掌控力；“乌桓时新中匈奴兵”，表明匈奴达到军事预期，不排除此役中获益的可能。

徙于“五郡塞外”后，乌桓名义上羁属汉朝，却“间数犯塞”，故霍光有“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的指示。此后直到西汉末，匈奴政治重心虽西移北徙，但对驻牧于大兴安岭以东、“五郡塞外”的乌桓等族，仍保有一定的管控力。平帝时，王莽秉政，“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64]“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即“皮布税”的常态化收缴是管控力存在的证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使者）往”，说明匈奴与乌桓等族民间经贸往来较频繁，“造设四条”中的“乌桓降匈奴者”“不得受”，应是现实中大量乌桓人众“降匈奴”的反映。匈奴与乌桓间近乎常态化的交往，主要应通过连接蒙古高原与大兴安岭以东的饶乐水廊道进行。匈奴还曾与乌桓连兵侵掠汉朝东北边疆。“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65]“代郡以东”“五郡”，应是武帝时“徙乌桓于五郡塞外”之“五郡”，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五郡塞外”便是原为“匈奴之左臂”的饶乐水廊道。武帝以降，“匈奴之左臂”不仅未被斩断，仍为蒙古高原匈奴社会发展输送物资、人力，更在中原王朝式微之际，成为匈奴联合东北民族再度“为寇”的凭借。

总之，汉朝“断匈奴右臂”“断匈奴之左臂”战略均未根本实现，在天山以北、大兴安岭以东两大地域近乎真空的势力存在，使其未能在蒙古高原西、东两侧挺起巨臂，终两汉之世、乃至整个上古时期，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未受到中原农耕民族政权的致命扼制。或鉴于此，唐朝设北庭、安东都护府，力图构建较前代行之有效的边疆运转体系。

综上所述，汉代人观念意识中，“断匈奴右臂”战略或有不同层面的含义。哀帝时王舜、刘歆上书所言武帝“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功绩，似是相对全面的认识。“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应视为战略三大步骤。

“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与“表河西，列四郡”大致相当，是战略前提并被较好达成，却不能发挥战略决定作用。这个层面上看，张骞“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的建议难有现实收效，他对“匈奴右臂”的理解或相对狭隘。后世学者视汉朝经营河西为“断匈奴右臂”主旨，亦可商榷。

霍去病、李广利、马通进击天山，表明汉人认识到经营西域是“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关键。不过，除本始三年联乌孙夹攻匈奴的军事行动外，西汉在西域的举措多围绕今塔里木盆地展开，“并护南北二道”“取三十六国”成为西域经营重点。班超上书所言“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前世议者皆曰”表明多数西汉人对“匈奴右臂”的关注聚焦在天山以南。后世学者“（西汉）切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已完全实现”的看法，似仍存在视野欠宏阔的遗憾。

明帝时，耿秉“当先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的提议，表明时人认识到天山北路在“断匈奴右臂”战略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永平年间，西域经营势头骤起骤落，汉军与呼衍部此后长期的拉锯战，与天山北路的战略意义密切相关。匈奴西迁，是汉朝战略打击下的被动选择，还是利用汉人所谓“北新道”横贯亚欧的交通、商贸功能而趋利避害的主观行为，值得日后进一步研究。

魏晋以至隋唐，汉人对天山北路的认识日趋成熟，“北新道”“北道”与传统的“南北二道”共同成为中原政权经营西域的有力凭借。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班超传》“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将《汉书·张骞传》“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记为“《前书》曰，汉遣公主为乌孙夫人，结为昆弟，则是断匈奴右臂也”，删去“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加入“刘歆上议”，有“西伐大宛，结乌孙，裂匈奴之右臂”的描述。这表明较之汉代人，中古时人已普遍意识到，天山北路在中原政权控扼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战略中具有的重大价值。唐朝在曾属匈奴“右臂”“左臂”的天山以北、大兴安岭以东分置北庭、安东都护府，构建起较汉朝宏阔、高效的边疆民族藩属体制。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秦汉'北边’社会研究”（项目编号：16CZS024）、渤海大学海洋研究院开放基金项目“环境史视阈中的秦汉时期环渤海地区（燕地）港口研究”（项目编号XK202030]-5）阶段性成果。

[2]参见薛小林：《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7~16页）、《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第46~53页）。

[3]《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说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1页）；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有言，“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第3160页）。

[4]《汉书》卷八《宣帝纪》记载，本始三年（前71），“校尉常惠将乌孙兵入匈奴右地，大克获，封列侯”（中华书局，1962年，第244页）；卷六八《金日磾传》曰，“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第2959页）。

[5]《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云：“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第3783页）；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说王莽“始欲诱迎（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大司马严尤谏言“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第4156页）。

[6]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33页。

[7]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8]肖爱民：《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以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2004届博士学位论文，第21页。

[9]王海，刘俊：《论匈奴“左臂”与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81页。

[10]如，《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序》“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注曰“《前书》云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2页）；卷五八《傅燮传》“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注引刘歆等人之议，有“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第1875～1876页）。

[11]《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载哀帝时王舜、刘歆上书颂扬武帝功绩，云“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第3126页）。

[12]《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6页。

[13]《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8页。

[14]文章主要有刘光华：《张骞与西汉中期的“断匈奴右臂”战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92~101页），高荣：《汉代张掖属国新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第95~100页），李艳娇，赵潜：《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论汉代河西军事地位》（《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2~15页）等；著作以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第38～39页）、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页）为代表。

[15]《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8页。

[16]《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8页。

[17]《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凉州》，第432页。

[18]前文所举刘光华等文，主要便是论述河西在“断匈奴右臂”战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9]《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1、2914页。

[20]《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1～3172页。

[21]《资治通鉴》卷五〇《汉纪四十二》“安帝延光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1625页。

[22]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23]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第38～39页。

[24]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57页。

[25]齐清顺等主编：《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8页。

[26]《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5页。

[27]《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0～2931页。

[28]《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第2877页。

[29]《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9页。

[30]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518～526页。

[31]《汉书》卷七〇《郑吉传》载，“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颜师古注曰：“并护南北二道，故谓之都。都犹大也，总也。”（第3006页）

[32]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515～516页。

[33]〔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34]《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有言，“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第3874页）

[35]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第107～108页。

[36]〔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页。

[37]《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5页。

[38]《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6页。

[39]林幹曾研究匈奴诸王驻牧地分布，认为“呼衍王的驻牧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及巴里坤湖一带”（《匈奴史》，第39～40页）。这反映的是东汉形势，不代表昭宣时期的情况。

[40]《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5页。

[41]〔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6页。

[42]《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8页。

[43]《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0页。

[44]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第60页。

[45]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9～70页。

[46]〔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0～301页。

[47]《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附弟子固传》，第810页。

[48]《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22页。林幹认为“白山虏”即“白山部匈奴，谓匈奴呼衍王部也”（《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第91页）。

[49]戊己校尉耿恭奉命驻守天山北路的金蒲城（位于今奇台西北），后移驻疏勒城，《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刊发《2019年新疆考古收获》一文，简要介绍了奇台石城子古城遗址发掘情况（第48页），该城址很可能便是耿恭据守的疏勒城。在北匈奴大举进攻下，汉朝最终放弃天山北路这得之不易的据点（详见《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附国弟子恭传》，第720～721页）；《后汉书·章帝纪》记载，永平十八年十一月，“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建初元年正月，“段彭讨击车师，大破之。罢戊己校尉官”（第130、133页）。

[50]刘俊，王海：《论匈奴呼衍氏地位的演进》，《北方文物》2018年第1期，第86页。

[51]〔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7、17页。

[52]安帝时，汉廷“罢都护”“弃西域”，“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其前王”（《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1页）。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仅“数月”，便遭北匈奴“率车师后部王”的“攻没”，亦可看作匈奴极度重视天山北路生命线畅通的一则史例。

[53]《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1页。

[54]刘俊，王海：《辽东属国新论——以东汉“北边”民族关系为视角》，《学问》2016年第5期，第19~20页。

[55]《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第1866页。

[56]如，西汉置戊己校尉，主营西域屯田，隶属关系十分特殊，政治上，敦煌太守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军事上则归北军中垒校尉统领，是一种双重领导模式。

[57]班超上疏章帝，提出“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6页）的建议，其经营西域的诸多举措可视为相关践行。另一方面，纵观安帝以降的西域经营，“北边”地方长官——敦煌太守——发挥日益明显的关键作用。元初六年（119），“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的便是“敦煌太守曹宗”；永建二年（127），奉命“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进攻焉耆王的是“敦煌太守张朗”（《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附子勇传》，第1590页）；阳嘉四年（135），顺帝“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车师后部），掩击北虏于勒山”（《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0页）。此外，永和二年（137）率兵“诛呼衍王”的裴岑亦为敦煌太守；元嘉元年（151），率军救援伊吾屯城、进击呼衍王的司马达也是敦煌太守。以敦煌太守为代表的“西州”地方长官与西域联系的加强，与东汉中后期以至魏晋“西州”愈发明显的“离心”倾向的关系，值得注意。

[58]参见薛小林：《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12页；《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第46~53页。

[59]《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11页。

[60]《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25～3126页。

[61]王海，刘俊：《论匈奴“左臂”与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86页。

[62]元狩二年，霍去病“逾居延至祁连山”，兵锋直抵今天山；元狩四年，取得“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的功绩，耀武于今大兴安岭一带（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认为，“霍去病追击至狼居胥山（今大兴安岭南麓某山），所临瀚海为今呼伦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元狩年间两次对匈大战，或是断匈奴两臂、从东西两翼对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呈合围之势的宏大国家战略的践行。

[63]《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4页。

[64]《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19～3820页。

[65]《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