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公元前121年夏，霍去病西征匈奴，由北地郡出发，经钧耆水、居延水、小月氏而攻祁连山、鱳得。其中的居延在过去一般被解释为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泽，而霍去病攻河西匈奴没必要绕道居延泽，所以学术界遂将霍去病所攻的祁连山解释为东天山。然霍去病西征经过的五个地名，即钧耆水、居延水、小月氏、祁连山、鱳得，有三个都可见于居延和悬泉发现的里程简中，从中可以看出居延实际在甘肃省景泰县境内。结合史书记载，可知霍去病行军路线为北地郡（治今甘肃环县东南马岭镇）→钧耆水（具体位置不详）→居延水/居延置（今甘肃景泰县境内）→小月氏（位处今甘肃武威与甘肃张掖之间）→祁连置/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市南）→鱳得（今甘肃张掖市），从而证实月氏的故地当在河西而非新疆东天山地区，霍去病所攻之祁连山亦在河西而非东天山。 关键词：霍去病；西征路线；居延；月氏；祁连山；汉简 近年来，学术界就月氏的故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霍去病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征匈奴时所至祁连山的具体方位。《史记》《汉书》均记载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连间”，祁连山方位的确定，不论对月氏故地的确认还是对霍去病西征路线的研究来说，都具有关键性意义。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曾二度征伐河西。第一次发生在是年春天，《史记》记载：“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1] 这一次霍去病率军出陇西郡，进入河西走廊，攻盘踞于河西走廊东部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部。第二次发生在同年夏季，《史记》载：同年夏，霍去病与公孙敖兵分两路出北地再击匈奴。公孙敖失道，霍去病军“踰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其中就包括匈奴休屠王。 对第一次战役，从陇西郡出发直捣焉支山，击败浑邪王、休屠王所部，大获全胜。由陇西至焉支山，二者相距600余千米，按照常规，日行50千米，需要12天，彼时河西四郡尚未设立，整个走廊都控制在匈奴之手，汉朝的最西根据地主要在兰州一带。兰州至焉支山500千米，在交通不发达的汉代，可以说已经是相当遥远的军事征伐了。但有一种观点认为焉支山不在河西，而是今天哈密的哈尔里克山。须知哈密至陇西的直线距离为1506千米，霍去病在沿途无给养又无援兵的情况下孤军驰驱三千里，由陇西经河西走廊直捣天山，击败匈奴大军，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想象。 对于第二次战役，学术界争议很多，尤其是对霍去病从北地出发后的进军目标和路线问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其（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踰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踰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2] 此外，《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汉武帝说：“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3]《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亦有“过居延，攻祁连山”之载。 这里涉及的地名有五个，分别为祁连山、小月氏、居延、钧耆、鱳得。《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4] 学术界对南山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应指祁连山，但也有论者认为除了祁连山东西部，还有可能包含昆仑山在内。[5] 但就汉代羌族地望言，此南山的确应为祁连山东部，当无可疑。果若是，霍去病经由小月氏而攻祁连山，俘获休屠王。《汉书·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汉武威郡辖姑臧、张掖、武威和休屠等十县，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市），霍去病于祁连山俘获休屠王，这里属于休屠王的分地，休屠王城即位于今甘肃民勤县祭旗堡乡境内。[6] 若言霍去病在东天山俘获休屠王，那就太超出想象了。 再说小月氏之所在。《史记·大宛列传》称月氏故地原在“敦煌、祁连间”，西汉初因遭匈奴所迫而远遁中亚，“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7] 小月氏寄籍的“南山羌”实指居住在今甘肃、青海祁连山东部山地的羌族。[8] 依中国传统观点，小月氏、祁连山都毫无争议地被界定在河西走廊一带。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就曾经提出，霍去病由东向西远征河西的匈奴，不可能或没有必要绕道今居延海一带，由那里迂回南下而至河西祁连山，故而推定汉代祁连即今东天山。[9] 岑仲勉称“祁连”为天山别号，以此推定霍去病西征的目的地有可能是天山，认为其行军经过的鱳得应在匈奴国境内，而单桓应在天山附近，小月氏的分布地应延及阿拉善山脉。[10] 余太山认为，霍去病经过的小月氏在天山东端，同样强调霍去病进军远至天山东端的可能性。[11] 林梅村通过对“祁连”语源的论辩，指其为吐火罗语词的汉代译名，“天山”是汉语意译，进而论定汉代的“祁连山”实乃唐代西域胡人所谓的“析罗漫山”，月氏故地“祁连”也就是今哈密北面的巴里坤山。这种观点认为《史记》所言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其实并不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今天新疆东部，其中的敦煌=敦煌山=敦薨之山=天山之博格达山，祁连山=析罗漫山=巴里坤山，焉支山=哈密的哈尔里克山。[12] 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后来经过进一步推演，祁连山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河西走廊之山而是新疆东天山。[13] 于是乎，月氏、乌孙的故地便不再是河西，而是新疆昌吉州博格达山以北草原地带。[14] 小月氏乃月氏大部西迁中亚后之孑遗，如果按照上文的说法，小月氏的活动区域自然就应在天山地区了。 上述说法颇值得商榷。首先，《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明言匈奴与月氏是地域相连的。秦汉时代，上郡位处月氏的东方，其西鄙与月氏相连，正说明月氏在河西走廊东部。如果月氏居于东天山，那里距离上郡有数千里之遥，再言月氏与上郡地域相接，恐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我国古代文献在叙述地名时，一般遵循以首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叙述的传统，如河西五郡表述为凉、甘、肃、瓜、沙，新疆东部地区表述为伊、西、庭三州，《史记》“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之表述正好符合这一习惯，如果月氏在东天山，而羌又在氐之南，这种表述岂不成了远—近—远的关系？有违传统明矣。 其次，论者言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月氏故地就在东天山，例如，西北大学考古专家在王建新先生的率领下，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等地进行联合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发表了对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调查报告[15] 及2017年发掘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的情况，其中有不少出土物都被归诸于月氏与贵霜。[16] 然揆其证据，则颇有难以服人之处，在月氏文化特征完全不明朗的情况下，何以判断东天山及中亚诸地出土的考古遗物就是月氏的呢？公元前一千纪前后河西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是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前者为乌孙遗存，后者为月氏遗存，学界大体已有成说。[17] 骟马文化主要分布于酒泉、敦煌、玉门、瓜州等地，[18] 沙井文化（公元前1000年）主要分布于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19] 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共性，而且又有诸多交叉，体现出牧业民族畛域不那么分明的特点。如果能将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等地的出土物与河西的沙井文化进行比对，弄清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文化联系，或许更有利于确定中亚出土物的文化属性。 其三，早在张骞“凿空”之前，西域“昆冈之玉”和“禺氏之玉”就已经通过河西走廊被运输到中原地区了。《尔雅》载：“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20] 《楚辞》中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之句。[21] 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管子·国畜》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22] 王建新、王茜著《“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以下简称王文）一文将月氏之地界定在东天山东南侧今甘肃肃北县马鬓山区以西、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东北部的区域。[23] 果若是，则“禺氏之玉”就需与东天山相联系了。东天山古来不产玉，和田玉的产地在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一带，其玉东输应该沿昆仑山北麓之丝路南道而东，经由河西月氏地区而抵达中原，焉可舍近便之道而绕道东天山乎？尤有进者，古代交通条件非常落后，在此情况下，如何穿越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本身就是难以解决的问题。21世纪以来，河西西部地区多地发现古代玉矿遗址，主要有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寒窑子草场玉矿和敦煌的旱峡玉矿，经测定，三者皆属于广义的和田玉。[24] 古代生产力低下，制玉当以“就近取材”或“就地取材”为主。河西三处玉矿的存在表明“禺氏之玉”既有可能是月氏运输之玉，也有可能是月氏所产之玉。不管产玉还是运玉，月氏的活动区域都只能界定在河西走廊，无法与东天山相联系。[25] 二、居延、悬泉里程简所见“居延”之所在 目前学术界对月氏居地与祁连山地望之探讨，依靠的皆为《史记》《汉书》的记载，但面对同样的史料记载，学术界的解读却是言人人殊。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史记》《汉书》的记载是不够的，需要另辟蹊径。 前贤之所以会有霍去病深入东天山的遐想，原因在于《史记》的有如下记载：“骠骑将军踰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踰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26]这里的居延，一般都被理解为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泽（又称居延海、居延塞等）。如果在汉简“里程简”还为面世之前，做出这样的解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也是最有说服力甚或可谓唯一可能的解释，但居延、悬泉“里程简”的发现，完全颠覆了旧有的结论。《史记》《汉书》所载霍去病西征具有标志意义的五个地名（钧耆、居延、小月氏、祁连、觻得），其中有三个，即居延、祁连、觻得，都出现在“里程简”中，可为其西征路线的确定提供较为确凿的证据。 “居延里程简”（EPT59.582）（图1）记载：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缺4行文字）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觻里九十里，觻里置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张掖六十里，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27]   图1：居延里程简（EPT59.582） 图2：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 有意思的是，在敦煌悬泉置遗址亦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图2）出土，所记河西诸驿的里程可与“居延里程简”相补充、相印证，简文曰： 仓松去【纟+鸾】鸟六十五里，【纟+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第一栏)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第二栏)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干齐八十五里，干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第三栏)。[28] 依上述二简，可以勾勒出长安至敦煌之驿程：从长安出发，在泾川一带过泾河，经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等地先到达固原（高平），经景泰芦阳，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然后经大靖一线抵达凉州，再由凉州前往张掖、酒泉、敦煌。汉代的媪围即今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北的窎沟城遗址，[29] 居延置位处媪围西七十里，学界一种意见认为地当景泰县寺滩乡之三道埫附近或白茨水，[30] 另一种意见认为地当景泰县红水镇红墩子村南老婆子水遗址。[31] 由居延置西行九十里至觻里，觻里位于今古浪县大靖镇，再西行九十里至揟次，揟次在今古浪土门镇西3千米王家小庄一带。[32] 如是一来，居延置的所在也就明晰了，其地当在景泰县境内无疑。 居延置应因地名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33] 朐衍原居住于北地郡，在秦国打击下，不断西迁，越过黄河而进入河西地区。[34] 居延置所在的景泰距北地郡不甚远，有朐衍戎留存，当在情理之中。汉武帝圣旨中出现的“居延”乃“朐衍”在彼时的称谓。是见，居延置乃以族名地，以地名置而来。《史记·匈奴列传》在朐衍之前列乌氏，与“居延里程简”一致，依汉简提供的数据，由乌氏到居延置的距离为50里+50里+60里+80里+90里=330里＝137.2千米。说明二者相距不远，属于比邻而居的两个部族。可以看出，作为地名，景泰的居延，出现于秦穆公（？—前621年）时代，是比较早的，至于额济纳旗之居延名称何时出现，不得而知。 前贤拘泥于居延为今额济纳旗之居延泽，所以一直难以合理解释霍去病的西攻路线。由上分析可以看出，霍去病和公孙敖都是沿着河西走廊西行的，只是一路偏南，一路偏北而已。霍去病此行终达祁连山，获匈奴休屠王而止。有意思的是，在悬泉《里程简》中就有祁连置之谓：“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昭武故城地当今甘肃省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表是为酒泉郡属县，地当今高台县宣化、高桥和安定一带，祁连置东承张掖郡昭武县，西达酒泉郡表是县，其南就是祁连山，则以山名地，因地名置。[35] 质言之，“出居延”意为从景泰境内的居延置出发，而非张掖通漠北之居延泽。学者之所以一定要将居延与居延泽相联系，主要在汉武帝诏中有“济居延”一词。居延应为河名当无问题，河流之得名又与朐衍部息息相关，“居延置”则因在居延水（景泰境内的白茨水或老婆子水）之旁而得名。以部族名而命名河流，于史常见，如乌孙河、龟兹河皆是也。如果将居延解释为居延泽，霍去病千军万马，哪有那么多船只使之得“济”？最多只能绕行而已。霍去病所“济”居延必为河流而不可能为大型湖泊。 兹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钧耆之所在。王宗维先生将“钧耆”与今居延以北蒙古国境内的浚稽山相联系，因史书有“涉钧耆”之载，显然可见钧耆不可能指一座山，于是便将钧耆解释为浚稽山南之沙地，认为霍去病自北地郡至浚稽山南沙地，然后折而向南，济居延（泽）而到达祁连山小月氏部。[36] 此说得到王文的认可。[37]《史记》《汉书》明载浚稽山位于朔方郡（鸡鹿塞）“西北二千余里”，《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出居延北可千余里”至浚稽山，由居延至哈密又有千余里，如是算来，霍去病西征路线差不多在五千里左右，即北地至浚稽山二千余里+浚稽山至居延泽千余里+居延泽至哈密千余里≈五千里。即便如王文所说，钧耆等同于浚稽，位处居延东120里，照样还有三千余里途程。古代行军打仗，粮草为先，如此绕道而行，又频繁穿越沙漠地区，孤军奋战，对于以稼穑为主的汉族兵家来说，恐莫敢为也。学界有一种意见，指钧耆即“历程简”中的“钧著置”， 认为“钧著”乃“钧耆”之误。[38] 当非。霍去病西征路线是先钧耆后居延，而钧著置在居延以西，地不相当。 三、霍去病西征路线 《史记·匈奴列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同一史事又见于《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公元前99）“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 这里的“天山”，颜师注为“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祁音巨夷反。今鲜卑语尚然。”[39] 当其为“祁连山”做注时，又言：“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祁音上夷反。”[40] 学界遂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汉代的祁连山指的就是今天新疆的东天山，而河西的祁连山被称作“南山”。[41] 其实，颜师古注《汉书》，注重校勘文字、考订史实、纠正旧说、训释疑难、文字释义和音韵训诂，[42] 但一般不释地。就颜师古对“天山”“祁连山”的注释，明显在于释义而不在于释地，仅解释山名含义而未言天山与祁连山为同一座山脉。北方阿尔泰游牧民族萨满教习俗，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都会依山傍水住牧，都会形成当时当地的“天山—神山—圣山”。匈奴人所称之天山有多处，非限于一地，汉代史籍欲令人清楚明了不同天山地望之所在，新疆者以义称之，河西者以音称之。[43] 正因为在匈奴语中天山被呼为祁连，故而在古文献中天山有时又被称作祁连天山，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曰：“天汉二年（公元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盐铁论·诛秦》亦谓：“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浑邪率其众以降。”[44] 如果不加“天”字，则一般皆指河西走廊的祁连山。[45] 对于第二次战役的路线问题，学术界争议较多。《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46] 依上引“悬泉里程简”，“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觻得置和祁连置相距123里，匈奴被击败后，首领逃至鱳得，在那里被霍去病擒获。觻得也就是后来的张掖郡治。若将祁连山置于东天山，未免与觻得过于遥远。[47] 王文认为从“扬武乎鱳得”开始，讲的是汉武帝对霍去病及部下战绩的褒奖。[48] 揆史书所载之文，一气呵成，前因后果，环环相扣，将之解释为前后二部分，反有割裂文意之嫌。 霍去病之攻祁连山，《史记》《汉书》皆有记载，只是该山被王文解释为东天山了。从这个思路出发，王教授将霍去病的行军路线构拟如下：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马岭镇）→浚稽山南沙地（蒙古国境内）→居延（居延泽）→小月氏（今新疆哈密一带）→东天山（图3）；而与之分路而行的公孙敖所部行军路线为：北地→陇西→河西走廊→东天山。[49] 王教授明言，霍去病是沿着草原之路到达居延泽的。果若是，则其西征天山，只有一条道路可行，那就是出北地郡由灵州渡黄河，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进入蒙古国境马鬃山（非河西走廊之马鬃山），沿“漠南道”西行，途次哈密进入天山。 “漠南道”的大体路线如下：由今新疆哈密往北行，进入今蒙古国西南、阿尔泰山以南的多水泉地区，又东经察罕敖包周围的湿地，行至今查干托洛盖一带，由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的马鬃山南行，进入今我国内蒙古境内，到达今乌拉特后旗，又沿阴山北麓东南行进至今包头市，又东行经呼和浩特东南的和林格尔，又东经今山西大同、河北张家口、北京市密云县，再东至“漠南道”的终点今辽宁朝阳。[50] 其中的马鬃山，见于北宋使者王延德的《高昌行纪》：“次历阿都族，经马鬃山，望乡岭，岭上石龛，李陵题字处。”[51] 此马鬃山位于蒙古国境内，地处阿尔泰山和戈壁阿尔泰山之间，因形似马鬃而得名。王延德由马鬃山南下而入居延泽，再沿弱水南行，进入河西走廊，再西行进入东天山。 王文认为，霍去病的军队就是由蒙古国境内的马鬃山南行至居延泽，然后再西行哈密，最后直取东天山。这一构想完全不能成立，因为居延海向西是无路可通的，要么向南沿弱水至张掖，然后循河西走廊西行，要么向北至马鬃山，然后西行。由马鬃山出发到居延海绕一圈再回到马鬃山，这圈子兜得不小，却无任何意义。再说，尽管由马鬃山向西到达哈密是有漠南道（图3）可通行，但这条道路古来只知有使者往来，从未见大军通行，那么，这条道路能否容得下千军万马，看来也是需要考虑的。  图3：漠南道示意图（张多勇绘） 霍去病第二次出征，时间是在夏季，这个季节牧人一般不会带领马匹入沙漠的。赤日炎炎，沙漠地区尤甚，人畜体力消耗都很大，极易导致脱水或灼伤。该季节马匹适合在草地或近水边地区活动；而由北地郡西北行至浚稽山区域，需要穿越两个大沙漠，即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须知霍去病所率队伍皆为骑兵，马蹄尖细，容易陷入沙中，在沙漠中行走都很困难，更别说急行军了。不若骆驼掌宽大，受力面比较大，不易陷进沙里，行走缓慢，适宜在沙漠中穿行；马匹在坚硬地面上奔跑速度很快，但耐力不足，无法在沙漠中长时间奔跑，容易脱水，而沙漠之地水资源严重缺乏，水分补充不及时就会严重妨碍马匹的战斗力，甚至导致死亡，耐旱力与骆驼不可同日而语。 就军事谋略言，霍去病善长途奔袭，其第二次西征理应沿着路途平坦、近捷、物产丰富且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而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军由陇西出发而征河西中部的匈奴，道路已经熟悉，第二次出征同样的地区，理应走熟悉的道路。舍熟悉的道路不走而偏走陌生之途，令人费解；如果沿河西走廊西行，马匹需要的草料和豆饼随时可以得到补充，而走沙漠地区和道路崎岖难行的“漠南道”，则后勤难以保障，古来为骑兵大忌；漠南道距匈奴腹地甚近，既危险又不符合霍去病一贯的速战速决战术，也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王宗维言霍去病第一次西征的进军路线“只能在不南不北，既不深入羌中与强大的西羌部落相遇，致遭阻击，又不接近匈奴本部，惊动匈奴主力，前来鏖战，陷入重围。当时，霍去病只能在匈奴统治势力薄弱和接近西羌本部的边沿地区，即两大势力的结合部穿行而过，才能迅速到达休屠部地，达到轻骑出击的目的。”[52]此论颇得鹄的。虽然是针对霍去病的第一次西征而言，若用诸第二次出征，其状亦应相合。 在霍去病西征之前，西汉中央政府即已加强对兰州黄河以南地区的管辖，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榆中县。秦朝大将蒙恬于公元前214年设榆中县，地当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西汉榆中当沿袭而来。以理度之，霍去病第二次西征，应先由北地郡到达榆中县一带，秣马厉兵，然后循第一次出征路线而行，避免以疲惫之师远征，这样才有必胜的把握。 若按照王文所构拟的线路，霍去病军需要穿越沙漠，然后沿路途回远、水草匮乏且远离城邑聚落的沙碛之路——“漠南道”而行，由北地郡至直达东天山，孤军远征五千里，即使今天的现代化军队，恐怕也是难以完成的。王文之所以如此推想，当与前文所述没有机会看到悬泉里程简的诸前辈学者一样，把《史记》《汉书》中“居延”误解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北部的居延泽了。 祁连山原本为河西走廊南部之山，与新疆东天山没有多少干系，汉代的“敦煌、祁连间”指的就是河西走廊地区。这个问题，其实早在清末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中其实业已辨之甚详，认为“若伊吾北之天山，终汉世未尝全属于汉，安得谓祁连即西域天山乎？”[53]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霍去病的第二次西征，应由北地郡出发，然后沿着河西走廊西行，具体行军路线为：北地郡（治马岭县，今甘肃庆阳市环县东南马岭镇）→钧耆水（具体位置不详，应在景泰东某地）→居延水/居延置（今甘肃景泰县境内）→小月氏（位处今甘肃武威与甘肃张掖之间）→祁连置/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市南）→鱳得（今甘肃张掖市）。（图4）  图4：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祁连山行军路线示意图（张多勇绘） 四、结语 史载大月氏的故乡在“敦煌、祁连间”，但近期学术界有一种倾向，把敦煌解释为新疆天山之博格达山，[54] 将祁连山解释为新疆东部的巴里坤山，把焉支山解释为哈密的哈尔里克山。如是一来，大月氏的故乡也就被界定在新疆东天山一带了。有幸的是，敦煌悬泉置与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有里程简，可确认霍去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攻伐河西休屠王并没有绕道巴丹吉林沙漠和蒙古国而至居延泽，而是由北地郡西行直达河西，由景泰县境内的居延置西行，越小月氏而达张掖、酒泉之南的祁连山，俘获休屠王而止，与东天山略无干系。居延置、祁连置之设，皆以地名置，可证祁连山就在河西走廊之南。将敦煌、祁连山、焉支山地望搬迁到东天山，证据不足，尚有待进一步探讨。只要不拘泥于“居延”就是“居延海”，而是将之理解为居延置，则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敦煌历史文化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021-GMA-004）。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男，河南邓州人，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燕山大学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导，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敦煌学、中外关系史研究。 注释：
[1] 《史记》卷一二三《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29—2930页。 [2] 《史记》卷一二三《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30—2931页。 [3]《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0页。 [4]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2页。 [5] 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4页。 [6]陈作义：《休屠王城比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3—155页。 [7]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1—3162页。 [8]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第391頁；[日]榎一雄著，斯英琦、徐文堪译《小月氏和尉迟氏》，《民族译丛》1980年第3期，第48页。 [9]內田吟風「月氏のバクトリア遷移に關する地理的年代的考證上」『東洋史研究』第3卷第4號，1938年，第29—56頁。 [10]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4页。 [11] 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综考》，《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31页。 [12]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4—115页；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页。 [13]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33页；王建新、王茜：《“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27—38页；姚大力：《河西走廊的几个古地名》，《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59页。 [14] 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5页。 [15]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考古调查——铜石并用时代至希腊化时代》，《文物》2014年第7期，第54—67页。 [16]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2017年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7期，第4—30页。 [17]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橫田禎昭「河西にちける匈奴文化の影響——沙井文化考」『中國古代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雄山閣，1983年，第154—188頁；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第14页；杨富学：《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页。 [18]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4页；李水城、水涛、王辉：《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第251页。 [19] J. G. Andersson, 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5, Stockholm, 1943, pp. 197-200. [20] 周祖谟：《尔雅校笺》“释地第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21] [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09页。 [22]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79页。 [23]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1页。 [2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考古》2015年第7期，第3—1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2012年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1期，第40—53页。 [25] 樊丽沙、杨富学：《“禺氏之玉”斟议兼论月氏的原居地问题》，提交“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与断代研究工作坊”（敦煌，2021年6月25-29日）论文。 [26]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3页。 [2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研究——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95—396页。 [28]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29]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刘再聪：《媪围古城今何在》，《丝绸之路》1997年第1期，第45—46页。 [30] 李并成：《河西走廊东部新发现的一条汉长城——汉揟次县至媪围县段长城勘察》，《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0页；李并成：《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1期，第58—65页。 [31] 高启安：《汉居延置所在置喙——以居延里程简E.P.T59582为中心》，《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7—111页。 [32] 李并成：《河西走廊东部新发现的一条汉长城——汉揟次县至媪围县段长城勘察》，《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0页。 [33]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3页。 [34] 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述》，氏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77—112页。 [35] 戴春阳：《祁连、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2页。 [36]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75页。 [37]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28页。 [38] 陈秀实：《汉将霍去病出北地行军路线考——〈汉书〉“涉钧耆济居延”新解》，《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85—87页；高启安：《汉居延置所在置喙——以居延里程简E.P.T59582为中心》，《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6页。 [39]《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3页。 [40]《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1页。 [41]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3页。 [42] 王智群：《二十年来颜师古〈汉书注〉研究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4期，第58页；孙显斌：《〈汉书〉颜师古注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9—61页。 [43] 刘义棠：《祁连天山考辨》，氏著《中国西域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第20—21页；李艳玲：《西汉祁连山考辨》，《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2期，第26页。 [44] [西汉]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88页。 [45]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史學雜誌』第11編11號，1900年，第3頁。 [46] 《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0页。 [47] 戴春阳：《祁连、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97页。 [48]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2页。 [49]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1页。 [50] 钱伯泉：《<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的笺证和研究》，《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第25页；张多勇、李并成：《〈西夏地形图〉所绘交通道路的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36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4—255页。 [51]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30页。相同记载又见《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2页，应引自《挥麈录》。 [52] 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75页。 [53]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四，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第283页。 [54] 其实，敦煌不应理解为某一地点，应为河西走廊西端某一区域的名称，以盛产瓜而得名，突厥语借用波斯语或梵语，称瓜为tawuz，“敦煌”或为“tawuz”之音译。见杨富学、熊一玮：《“敦煌”得名考原》，《敦煌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5—114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