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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庆霖 “循名责实”是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想，语出《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循即因循、依照，责即要求、责问。意为依据其名义责问其实际，以求名实得以相符。此文将对“循名责实”的思想渊源作分析讨论，然笔者才学鄙陋，力有不足，恐不能全面阐释，故仅就笔者所了解之方面略窥一二，如有错误纰漏，望批评指正。 一.孔子“必也正名乎” “循名责实”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子学时代早期，孔子最早提出了“正名”的观点。 《论语·子路》云: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正名，使之名实相符，正其名分也。面对群雄争霸、礼崩乐坏之混乱社会现实，孔子希望重建周王朝之社会秩序，恢复礼乐治国。而社会秩序之建立，必待“正名”而已，在其位，谋其事，明其身份，知其责任，若是不顾名分、越俎代庖，则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瓦解。是故孔子首先提出正名，而后才可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论语·颜渊》中有这样的记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人主能够行君道，爱民治国，人臣能够行臣道，忠君直谏。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斯为孔子所企盼的社会秩序，而这一切的建立，都须依“正名”所能完成。孔子“正名”之思想可视为“循名责实”之滥觞。 二.庄子与名家 《庄子》中对于名实关系有极为精炼的概括，即“名止于实”(《庄子·至乐》)“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乃实之宾位，乃实之从属，无实则无以言名，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一点上，庄子与名家的名实观念不谋而合。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与公孙龙，主张“合同异，离坚白”，其哲学思想较为接近西方近现代之逻辑学。《公孙龙子·指物论》所论述的即是概念与本质之间的关系: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之物没有不通过概念与属性来表现的，然而物的概念与属性并不等同与此物之本体。这是《指物论》最核心的观点，概念与属性大体上可以等同于“名”的意涵。接下来又对此观点予以论证:概念是没有实体的，而物是有其本体的，将虚无的概念同实在的本体等同起来，是不可以的;若是物的概念与属性不存在，物便无从描述体现，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概念属性所表现的，如是，由物的概念与属性所表现描述的“物”，不可等同于被表现的事物本体……此段论述可视作“名者，实之宾也”之注疏。
《庄子·齐物论》中进一步点明了概念、语言相对于真理、实体的局限性: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 言者辩者各立其说，然而其说辞不可为真理之定准，且语言之表达具有很大局限性。一方面“辩也者，有不见也”，其言论出自机心与成见，带有其片面性，不足以为真理;另一方面语言在表达上不足以囊括事物之全貌，即使同一说辞，也会有不同理解，即使同一事物，亦会有不同描述。当去试图形容一个人的相貌之时，便会由衷感受到这种窘迫与无力感，无论语言描述如何精确详细，也无法准确的在脑海中呈现其真实面目，非得一睹真容方可。可见世间万物纷繁复杂，非语言、概念所能尽述。 三.“形名”与“刑名” “形名”亦作“刑名”，通常情况下可以通用，然二者表意亦略有不同。“形名”出自《庄子·天道》: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此所谓形名与名家之名实之意略同。太史公《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申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申子之“刑名”更接近于“循名责实”之意，而商鞅“刑名”之谓，则为信赏必罚，乃法家之刑名，韩非之“刑名”则兼此二者之意。法家将形名之学施之于行政定法、治国安邦，侧重于赏罚分明，以打造一套强大、稳固、高效运转的国家行政机器，通过“责实”实行监察，予以赏罚。 《邓析子·无厚》: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 又《韩非子·奸劫弑臣》: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君主依照法家规划之行政体系建立其官僚体制，并形成监察机构，用以监督官员;臣子奉令行事，所谓“君逸臣劳”。此即为“刑名”思想在政治上的应用。与儒家的理想主义相较而言，法家更具有理性行政精神。春秋战国时兼并战争不断，邦国不断扩大，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方针用以撑起国家之负重，由此，法家“刑名”之学说便应运而生了。 四.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可谓是道法思想的融汇与发展。道家之学，《庄子》侧重“内圣”，而《老子》偏重“外王”，故道法合流实为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之出而应世。汉前无“黄老”之并称，然时人多托黄帝之名为书。西汉初年，黄老之学流行，政治、养生、治学皆喜以黄老为名。黄老之学继承了道家之“因天循道”、“清静无为”以及法家“刑名法术”之学说，并实践于立国布政。 《文子·上仁》: “循名责实，使有司以不知为道，以禁苛为主，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管子·心术上》: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 《管子·白心》: “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注疏:循名责实，则下无隐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西汉初年曹相国之治即是如此，所谓“萧规曹随”，即受黄老思潮之影响。黄老之学中的“刑名”思想与“因循”、“无为”的理念相结合，成为汉初时期的治国之道。国家行政机构只需制定政策法令来“循名责实”，然后便可顺民之性，不必再加以人为干预，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中华书局，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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