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原标题为：“土耳其人阻断商路” 说与西方的近东殖民。
- 作者：王三义，曾任教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年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 提要:因传统商路被阻西欧人才寻求新航路的观点至今流行。但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在崛起,葡萄牙人也尝试探险;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土耳其人尚未控制东地中海的埃及和叙利亚。葡萄牙人在西非的成功掠夺助长了贪欲,他们不愿通过正常商业手段而是通过掠夺获取财富,因此有意避开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保持的地中海贸易秩序。“土耳其人阻断商路”之说源于西欧人对“土耳其威胁”的夸大和对穆斯林的敌意,舆论制造者是后来的欧洲殖民者而非早期的殖民者。
中西学界普遍认为,在传统东方商路被土耳其人阻断(或“阻隔”)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才寻求开辟新航路。[1]但质疑此说之声虽然稀薄也不算新鲜。利布耶尔早就提出过质疑,[2]由于其文章发表较早,多数人并不了解,直到沃勒斯坦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中引用利布耶尔的文章并加以阐述,[3]利布耶尔否定“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的观点才为人所知。雷海宗也对流行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土耳其人阻断商路”之说纯属捏造,是侵略者惯用的手段。[4]否定“土耳其人阻断商路”之说,关键是要解释,葡萄牙人绕开地中海的“舍近求远”之举,动机何在?简单的推断是,如果阻断商路的不是土耳其人,肯定有其他民族。于是有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垄断商路”、“阿拉伯人控制东地中海的商路”、“传统的商路已经衰落”等说法。但所有这些推断有越描越黑的嫌疑。回过头来看,这个说法本身就存在多个疑问。第一,传统商路是否被“阻断”?第二,葡萄牙人早期的探险,只是开疆拓土,还是着眼于商业?为什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并不纠缠于东地中海商路而向更远的地方探险?第三,欧洲人为何无视历史事实,编造“土耳其阻断商路”的无稽之谈?这仅仅是殖民者的一贯做法吗?有如此多的疑惑,商路“阻断”说就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只有这一连串的疑问得到解释,才能从根本上搞清楚“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的来源。 传统东方商路,指运送中国、南洋和印度的丝绸、香料、药材等商品到欧洲的路线。最古老的一条商路即东起中国、经中亚腹地至小亚细亚(中间有多条支线)的商路。经印度洋到达欧洲的商路通常也是两条:一条从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由波斯湾登陆,陆路到达叙利亚,商品由叙利亚转往欧洲;一条是经印度洋过红海到达埃及,再从埃及转往欧洲。这两条商路都要穿过东地中海,而叙利亚和埃及是必经之地。以正常推理,横穿中亚的商路和经过印度洋的商路全部受阻,才能构成寻找新商路的理由。不管哪条商路,都要经过东地中海,欧洲商人从东地中海得到东方商品,倘若其中一条商路畅通,东方商品即可以到达地中海。在西欧人开辟新航路的理由中,似乎东方商路彻底被土耳其人阻断。按照土耳其帝国由兴起到扩张的态势,占据整个安纳托利亚高原,最多只能“阻断”旧的陆上商路;控制红海和波斯湾至地中海的通道,才能彻底阻断商路,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由印度洋至埃及或叙利亚的两条商路被阻与否。14— 16世纪这两条商路的贸易情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商路的程度,现有多种观点,可归纳如下:(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和埃及人征收的重税“阻断了传统商路”;[5] (2)意大利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垄断了东地中海贸易;[6](3)起初是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控制商路,奥斯曼帝国兴起后阻断了东西方贸易。[7]上述三类观点,最明显的缺陷是没有区分早期奥斯曼帝国(局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与16世纪奥斯曼帝国(领土跨三大洲)的差异。土耳其人的崛起经历了13世纪至16世纪漫长的过程, 13世纪晚期时只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到1517年才占领埃及,紧接着向马格里布扩张,成为地跨三洲的帝国。土耳其人并没有一开始就对欧洲构成威胁,即使后来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的控制,也不是“水泼不进、鸟飞不出”的铁板一块(各个属地和帝国本土的关系并不紧密)。各类说法中重要的信息是奥斯曼帝国后来控制了经过东地中海的商路。这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奥斯曼帝国早期不可能阻断商路;其次,只要奥斯曼帝国没有控制东地中海要道,就谈不上阻断商路。那么,奥斯曼帝国控制东地中海前,地中海传统商路是否畅通?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可以不讨论,但因其涉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寻找新航路的理由,还得做简略的说明。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详细分析和结论,[8]再参阅相关文献资料,[9]可以认为,意大利人(以威尼斯人为主)控制了以黎凡特(the Levant)为枢纽的东地中海贸易,而波斯湾领域主要是阿拉伯人把持(传统上如此)。因此,传统东方商路并未彻底中断;意大利人和阿拉伯穆斯林把持了商路的正常贸易。直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商人从东南亚进口胡椒、珠宝、丝绸以及其他欧洲人需要的商品,但他们自己很少有组织地进行与欧洲的贸易。欧洲商人来到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商业中心,收购这些贩运来的商品以及奥斯曼本土的商品,然后装上欧洲船,运到欧洲市场。这里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东地中海自中世纪以来的贸易规则和“秩序”没有中断。地中海有意大利人几个世纪的贸易网,而近东内陆则有穆斯林的商队。布罗代尔认为,西方商人不去阿勒颇、大马士革、开罗、士麦那及更远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商队世界。商队运输有严格的组织并受到严密的监视,往返频繁,而且比海路交通更有规律,其效率极为明显。“波斯的丝绸不可能轻易离开地中海而从别处转道,英国人和荷兰人做过尝试,都未能成功。”[10]胡椒和其他香料是海运商品,荷兰人可以挡住其去路。可见,地中海和近东特殊的“贸易秩序”西欧人还是不容易打破。[11]很显然,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说,谁控制了传统商路并不重要,真正让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望而却步的是传统的贸易规则和原有的“秩序”,这是“阻隔”商路的关键。事实证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准备进入原有的“秩序”,通过正常商业手段获得利益,他们要掌握直接获取财富的主动权,需要另辟蹊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愿在原有的商业链条上获得利益,并不意味着他们非得另找一条“商路”。从葡萄牙早期的历史看,不去地中海经商,可以选择出海探险,直接获得财富,后来证明他们做到了:土地、黄金和奴隶都得到了。发现通往印度的航路,并非是寻找新“商路”。研究西欧人殖民探险的学者已经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葡萄牙探险者最初并没有去印度的明确目标。一个证据是,葡萄牙关于东方的真实的地理和商业知识是在到达印度后获得的,到达印度前,葡萄牙人并不完全了解东西方商贸的具体路径。[12]另一个证据是,寻求东方基督教王国,成为葡萄牙人航海的一个目标。中世纪的地理知识中,“把尼罗河而不是红海当作亚洲的起点,因此把现代的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领土划入亚洲,同样,也扩大了`印度'一词的含义,包括现在的非洲的东部。当时人们认为,历史上曾有过数个`印度',其中一个生活着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皇帝(教士国王),他统治着一个国土辽阔、人口稠密、非常富饶和十分强盛的国家。教士国王这个传奇人物对于阐明葡萄牙扩张的目的以及扩张的方式,具有重大的意义”。[13]葡萄牙人把埃塞俄比亚国君与教士国王联系起来,因此要设法到达埃塞俄比亚。《葡萄牙简史》的作者J.H.萨拉依瓦等西方学者都持这种看法。[14]距离印度到底有多远,葡萄牙人其实并不清楚。当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发现塞内加尔河之后,想到可能是尼罗河,以为离约翰的基督教王国不远了。[15]其次,葡萄牙最初的探险只是为了移民垦殖和掠夺财富,“寻求一条通往非洲南部到达印度洋的海路”的计划是后来才提出来的,即在若昂二世提倡探险和发现的时候才提出来的。[16]据笔者看来,葡萄牙人的航海还与领导者的观念和意志直接相关。可以肯定,葡萄牙冒险家不是温和的布道者,而是凶狠的殖民主义先驱。至少“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17]从葡萄牙的《征服几内亚编年史》、《亚洲几十年》、《圣曼努埃尔编年史》等葡萄牙游记作品来看,其特点和主题就是歌颂冒险,海外扩张几乎符合每个阶层的愿望,而这种“民心所向”也是葡萄牙取得成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征服者的事业能够前赴后继,除了利益驱动之外,主要还在于冒险家前辈为冒险事业承担了很大风险,付出了代价,后辈没有理由放弃。[18]穆斯林曾统治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是在反抗和驱赶穆斯林的斗争中崛起的。首先,与穆斯林为敌并非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西欧人最初的扩张(十字军东征),一个诱因是拜占廷帝国的富庶,另一个就是打败穆斯林的愿望。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北角的殖民及争夺,也是在宗教热情驱使下与穆斯林作战。[19]诺曼·卡特指出,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他的祖先——安茹王朝的英国贵族初步具有种族主义倾向,而亨利首次把种族主义思想应用到国家政策中。亨利鼓励掠夺和贩卖黑人奴隶,毫不掩饰他的种族主义观念,他认为白皮肤就是“优良”的标志,白人就是优等人种,有色人种只配当奴隶,没有资格进天堂;以前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修士让百万阿拉伯穆斯林、柏柏尔人和犹太人信仰基督教,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它使伊比利亚半岛居民的血统不再单纯。[20]亨利决心要纠正这种“错误”,开拓由优等人统治的广阔世界。 到达印度的航路开通后,达·伽马在印度洋上展开杀戮。1502年,葡萄牙人到达今天的坦桑尼亚的基卢瓦,背信弃义地拘押该城的首领。在接近印度时,遇到一艘载着380名朝圣客的船,达·伽马下令抢劫后放火烧了船,幸存者仅有20人。在进攻印度卡利库特城时,先把向他们提供鱼的38个渔民吊死在桅杆上,然后炮轰卡利库特。1503年达·伽马离开印度时,掠夺从红海驶往印度洋的阿拉伯船只,以此破坏埃及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1505年,另一个殖民者阿尔梅达率领舰队出发了,他的任务是夷平所有印度和非洲的伊斯兰商业城市,在沿途的关键港口设立堡垒,保护葡萄牙到印度的航线。阿尔梅达沿途抢劫了好几个东非沿岸的城市。1507年,阿尔布克尔克率舰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抢劫、烧毁两岸的村庄,打死许多阿拉伯人,用残忍的手段对待被俘者(砍手、割耳、割鼻)。1509年,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附近,阿尔梅达指挥的葡萄牙舰队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联合舰队。1510年,阿尔布克尔克占领果阿,下令处死城内所有的阿拉伯男子、妇女和儿童。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重新占领霍尔木兹要塞(葡萄牙的占领达百年之久),牢牢控制了波斯湾的贸易。[21]一位印度尼西亚人首领批评葡萄牙冒险家:“你们这些人远离自己的家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占领土地,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你们身上除了无限的贪婪之外没有一点正义可言!”他们远涉重洋,“为的是取得上帝不曾给予的东西”。[22]总之,葡萄牙人只想通过掠夺获得财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毫不手软。没有资料能证明,葡萄牙早期航海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开辟一条贸易之路,是为了和东方民族进行公平的贸易;倒是有丰富的资料证明,葡萄牙人为后来的欧洲人开辟了一条殖民掠夺之路。既然葡萄牙人航海探险目的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不完全是为了贸易需要,问题似乎一目了然:开辟新航路与土耳其人阻断商路不相关。这里还有若干变数有待澄清。土耳其的崛起和扩张过程几乎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同时并存,[22]当奥斯曼帝国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葡萄牙已经有几十年的探险历史了; 1516— 1517年奥斯曼帝国先后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时,距离葡萄牙占领休达城(1415年)已经一个世纪了。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控制东地中海时,葡萄牙人已经胜利到达印度卡利库特了。本来这段历史是清楚的,但学者对“奥斯曼崛起”的看法差距很大。有的学者把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作为奥斯曼帝国崛起的标志,有的学者把1517年占领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霸主地位形成的标志,有的学者则把1354年奥斯曼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作为帝国崛起的标志,理由是土耳其人此后进入欧洲,直接威胁到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国家。倘若以1453年作为奥斯曼帝国崛起的标志,那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探险活动一半在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前,一半在帝国崛起之后;倘若以1517年土耳其人称霸作为一个重要标志,那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主要探险活动都在此前完成;倘若说1354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崛起,那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有的探险活动都在帝国崛起之后。让我们来看看否定“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的学者的观点。利布耶尔认为,“ [土耳其人]并非蓄意阻塞通道。如果从整体上讲,他们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们的声名狼藉的消极和保守主义而增加向东方交通的困难… …贸易路线的改变不是土耳其人造成的,而是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并对他们不利”。[23]沃勒斯坦同意利布耶尔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消除土耳其人在葡萄牙人的印度洋贸易兴起中所起作用的神话”,“现在有两点是被普遍接受的:葡萄牙海外探险先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东部地中海的香料贸易的衰落先于葡萄牙人进入这一地区。而远非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导致东部地中海通向欧洲通道的阻塞,因此推动葡萄牙寻找通向亚洲的绕好望角之路”。[24]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建立横跨三洲的军事帝国后,既威胁地中海商业主角威尼斯,也与后来的荷兰、法国、英国形成对抗,的确“阻隔”了荷、法、英的东方商路,因为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至17世纪对欧洲有过较大的威胁。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差别在于土耳其人对哪些欧洲人造成了威胁。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威胁子虚乌有,但对意、荷、法、英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雷海宗先生指出,西方人为了殖民需要,惯用“捏造”侵略借口的手段。这一点很重要。不过,西方人为什么在土耳其问题上这么做?还有其他因素。14世纪时,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关心的是保护他们的海上航线,“他们相互争夺,却不去光复耶路撒冷或进攻土耳其人。教皇发起的对安纳托利亚沿海的宗教战争,得到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支持。不过,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持久的战争是出于保护其商业利益,并非为捍卫基督教而战”。“`十字军东侵'作为一种历史事件早已消逝,但作为一种观念并没有消亡,相反它延续了几个世纪,它为欧洲列强间的战争辩护,它激励着海上探险,它使查理五世那样把十字军事业当作责任的君主的政策陷于混乱。事实上,意大利诸王国在15世纪末终于接受了`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令人不安但又不能避开的邻国'的事实。”[25]也许威尼斯人最初认为,土耳其人在陆地生活,在海上并不值得畏惧,“但奥斯曼帝国的陆上征服逐渐对大海呈包围状,从而预先取得了制海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犹如晴天霹雳,土耳其人一举夺得了控制大海的要冲城市。”[26]威尼斯不能抵抗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但设法与这个庞大帝国周旋,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土耳其帝国对威尼斯的存在投下很大阴影,威尼斯因此逐渐丧失活力(尽管威尼斯出色地抗拒了土耳其人达两个多世纪)。威尼斯的地位后来被大西洋岸上的安特卫普取代”。[27]在大西洋岸边的阿姆斯特丹兴起前,热那亚还有不到一个世纪(1557— 1627)的辉煌,它“不露声色”地统治欧洲。阿姆斯特丹所接替的不仅是安特卫普,而且是在热那亚时代仍占主导地位的地中海。[28]其后的历史是荷兰、法国、英国先后试图主宰地中海世界。 奥斯曼帝国占领叙利亚和埃及后,的确达到它的强盛时期。1538—1546年间,土耳其巩固了它在亚丁的地位,从而确立了在红海的控制权。此前土耳其已经夺得麦加及伊斯兰其他圣地。此后红海成为装载香料的船只驶向开罗、亚历山大和地中海的主要航道。不过,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时代(1520—1566)主要向波斯和巴尔干用兵。塞利姆二世(1566—1574)和穆拉德三世(1574—1595)沿着北非海岸展开军事行动。1569年侵入塞浦路斯,其后围攻突尼斯。1571年的勒班陀(Lepanto)战役,是西班牙和奥斯曼土耳其双方一场激烈的海战。土耳其舰队被摧毁,突尼斯之围被解。但勒班陀战役并不能阻止土耳其人西进。1574年土耳其人再次攻打突尼斯,并迅速向马格里布推进。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试图在摩洛哥阻止穆斯林军队,但没有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援助,塞巴斯蒂安在阿尔卡萨战役中捐躯(西班牙于1580年吞并了葡萄牙)。1593— 1606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土耳其进行持久的战争。[29]由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不团结,土耳其人16世纪建立起包括东欧和北非在内的大帝国,唯有法国和土耳其建立联盟,法国在黎凡特地区获得许多商业特权。[30]不过,对奥斯曼帝国的强大不能高估。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并未能彻底夺得摩洛哥、直布罗陀和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也未能主宰地中海;在东方,它未能征服波斯,波斯形成无可逾越的障碍,使土耳其无法取得面向印度和印度洋的重要据点。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势力对伊斯兰的挑战也不能低估,欧洲优胜的航海技术为阻止土耳其人闯出波斯湾和红海起了一定作用。[31]可见,不是土耳其人阻碍了葡萄牙,相反,葡萄牙也是阻止土耳其人继续扩张的力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时,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在探险。1497年达·伽马出发向印度洋进发的时候,挂着英国国旗的卡伯特(意大利人)船队也在大西洋上,卡伯特发现了布列塔尼亚海角、诺瓦斯科夏(在今加拿大),并在格陵兰岛、拉布拉多、巴芬岛、纽芬兰岛附近探险;意大利的阿美利哥·维斯普奇开始了他的穿过加勒比海的航行,沿佛罗里达海岸,绕过墨西哥湾。[32] 16世纪前半叶,英国的航船到达奥斯曼帝国的港口,但没有建立永久的商业据点。倒是有一个叫杰金森的英国商人,于1553年在阿勒颇被素丹苏莱曼一世接见(当时苏莱曼一世正准备攻打波斯),获得了在帝国境内和法国人及威尼斯人一样自由贸易的权利。杰金森和他的同伴们被允许带货物进入奥斯曼港口,不过,他们的商船在奥斯曼帝国管辖区内悬挂法国旗。直到几十年后,伦敦商人才热衷于建立特许商业公司,获得与法国人一样同奥斯曼直接贸易的平等权利。1570年,英国人进入地中海,接管了被禁止经商的天主教商人的市场,[33]1577—1580年间才商讨签订政府间的商业条约。1581年黎凡特公司的建立,开创了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商业贸易的基础,此后两个多世纪,在素丹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英国的领事和外交官员都是黎凡特公司的员工。尽管实行垄断,公司的商业命运在漫长的历史上还是起伏不定。[34] 荷兰船于1596年在科纳乌斯·霍特曼的率领下首次进入印度洋。1598年,荷兰派遣的船队实现了环球航行。到1600年时,荷兰海军已经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构成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威胁,荷兰人开始抢夺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之间的远程贸易。此后,荷兰人先后与葡萄牙人、英国人在印度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35] 1622年,靠荷兰和波斯人的帮助,英国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霍尔木兹,但英国必须把战利品和关税的一半交给荷兰和波斯,同时宣布进出霍尔木兹的荷兰和波斯商船永远免税。[36]在荷兰人控制了印度洋之后(即1625年前后),英国人的利凡特公司的贸易受到不可弥补的打击。[37] 17世纪葡萄牙受到荷兰的挑战, 1641年荷兰人占领了安哥拉等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和南美洲的殖民地, 1648年至1654年间葡萄牙人彻底失去在印度洋的殖民据点, 1641年马六甲被荷兰占领, 1644— 1656年锡兰被荷兰完全征服。葡萄牙人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38]由此可见,从东地中海、波斯湾到印度洋,都是欧洲人在争夺,没有土耳其人什么事。那么,为什么西方人要编造“土耳其人阻断商路”的借口?很显然,一是利益,二是意识形态的需要。除了前述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在17世纪之前向近东的渗透和争夺,我们可以放开历史视野,看看18世纪以后西方人在东地中海的行动,利益冲突等问题一目了然。18世纪苏伊士、埃及和红海再度引得欧洲垂涎三尺,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争夺十分激烈。在法国本土乃至国外,无人不想开凿苏伊士运河。法国大使德拉埃要求奥斯曼素丹同意红海自由通航以及“设立商行”的自由,未获允准。“审慎但又顽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黎凡特商道可能重整雄风深感不安, 1786年派人在开罗打听消息。同年,法国上校爱德华·狄龙经奥斯曼高级官员特许,前往埃及考察经红海和苏伊士地峡开辟与印度的交通的可能性”。[39]再联系1798年拿破仑侵入埃及, 19世纪英、法、奥匈、意、俄插手近东引发的“东方问题”,英法争夺苏伊士运河开凿和使用权的斗争, 20世纪初期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等等,足以证明欧洲人几个世纪里对近东利益的追求多么迫切。既然近东利益“志在必得”,找个借口有何困难?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基督教欧洲正在开展海外扩张,这座城市的失守,使欧洲人一下子感觉到自己处于屈辱的最危险的防守地位。”[40]这就可以解释,欧洲人为什么对土耳其的“威胁”那么不能释怀。由于土耳其在陆上和海上对欧洲造成的军事威胁,使欧洲人对穆斯林产生普遍敌意,欧洲的反土耳其恶意宣传不断增加。从15世纪80年代起,西欧就渲染土耳其人反基督教文明的暴行,夸大土耳其人的野蛮,西欧知识分子制造反抗土耳其的舆论。此后,“在神学上对伊斯兰的恐惧转向种族上对土耳其人的敌意,他们认为土耳其人把异教伊斯兰的威胁带到了基督教西方的大门口,伊斯兰教基本上变成了土耳其人对付欧洲人的宗教。”[41] 1480—1609年之间法国出版的书籍中,涉及土耳其人题材的很多,其中充斥着与反土耳其战争有关的内容;一些木版画描绘戴着穆斯林头巾的土耳其人的凶狠面孔以及狂乱的战争场面。各种耸人听闻的文学书也在流行。其实欧洲人对土耳其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了解很少,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不像宣扬的那样。例如,奥斯曼帝国没有强迫巴尔干半岛的居民伊斯兰化,而且,帝国征收的赋税不重,[42]这些是历史事实。宣传与实际的不相符,表明西方人是有意为之。尽管西方人有意夸大土耳其人的野蛮和落后,然而,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早期阶段,土耳其人并没有中断与它的欧洲邻居的联系而孤立于欧洲文明之外。例如,他们很快得知“地理大发现”,一张由土耳其绘图员绘制的1513年的地图上,已经有南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是仿照葡萄牙的海图绘制的(而葡萄牙海图是哥伦布航海图的复制品)。当然,土耳其人未能分享地理大发现的成果, 16世纪奥斯曼征服埃及后重新打通陆上香料贸易的路线,商队转运香料比绕过好望角的海运风险小,只是土耳其人获益不多(因为过境费再次降低)。[43]这则史料说明,奥斯曼帝国打通了香料之路,而不是阻塞了香料之路。17世纪后期,香料贸易逐渐衰落,主要是欧洲人对香料的需求减少。[44]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承认土耳其人对匈牙利、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威胁,也指出:到16世纪末土耳其人与西方人保持活跃的贸易。[45]还有学者指出: 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能够控制巴尔干半岛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不过,土耳其人不能或不愿管理他们的贸易,海关官员和税务官由拉古萨人充任,奥斯曼衰弱之根在那时就已埋下了”;“当然,奥斯曼土耳其人给近东带来稳定的秩序,保障了跨肥沃新月地带的贸易路线的安全;远征埃及的战争与当地马木鲁克之间的争夺已经终止”。[46]奥斯曼帝国并不是地中海贸易的破坏者。这一历史事实,欧洲人竟然视而不见。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再加上列强间的争夺,使荷兰、英、法、俄等国控制东地中海的愿望长期难以实现,“土耳其阻断商路”顺理成章成为殖民者争夺近东利益的借口。制造这种说法者是这些后来的殖民者而非早期的殖民者。因为,像“航海家”亨利那样的种族主义者,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只有蔑视,也许不认为是威胁。况且,商路阻隔与否,不完全是早期殖民者所关心的。早期殖民者急于发财致富,未必愿意按照传统方式经商。我们的视角向后延展,观察18—20世纪欧洲人在近东的侵略史,足以印证欧洲探险者的一贯行径以及欧洲强国对近东利益的长期追求,也能够解释14—17世纪围绕东方商路的诸多问题。注释： [1]Carlo M. Cipolla, Gun, Sails,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European Expansion, 1400— 170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5; Edward Potts Cheyney, European Background of American History, 1300—1600,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66; Carton J.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4; James Edward Gillespie, A History ofModern Europe, 1500—1815, New York, 1939.德加兹·加亚尔等:《欧洲史》,蔡鸿宾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年;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年;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一编·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王觉非:《欧洲五百年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 17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 [2]A. H. Lybyer, “ 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outes of Oriental Trad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 1915, p. 588.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417— 418页。 [4]雷海宗的基本见解是:(1)东方经红海和波斯湾至欧洲的两条商路,由伊斯兰商人和意大利商人把持,葡萄牙人无法染指,所以急于寻找直达远东的航路;(2)当葡萄牙为首的西欧人探险时,土耳其人还不曾登上历史舞台; 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土耳其势力还没有发展到东地中海的埃及;(3)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后,就回过头来破坏阿拉伯商人的活动,割断了旧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线;(4)西欧人开辟了新航路后有计划地堵塞了旧商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重开旧商路的努力因西欧人的阻挠而未成功。西欧人说土耳其人阻断商路,纯属捏造。这是雷海宗先生在清华大学课堂上的讲述以及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参见刘桂生:《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在雷海宗先生世界史课上所受到的教益》,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第69— 75页;《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第327—329页。 [5]Carton J.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p. 417. [6]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年,第32页;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347— 348页; John Merriman,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p. 39;约·彼·马吉多维奇:《世界探险史》,屈瑞、云海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年,第113页; Denys Hay, Europ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89, p. 397; David Nicholas, The Trans formation of Europe 1300— 1600,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5, 279. [7]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一编·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第368页;王觉非:《欧洲五百年史》,第3页; Edward Potts Cheyney, European Background ofAmerican History, 1300— 1600, pp.32— 38. [8]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第106、108、115— 119页。 [9]参阅J.C.Hurewitz(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 vol.1,1535—1914(European Expans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 [10]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548— 549页。 [11]David Nicholas, The Trans formation ofEurope 1300— 1600, p. 266. [12]引文据弗兰西斯科·德·哥马拉《印度史》(译文见《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 1950年,第17— 22页。参见耿淡如等译:《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年,第146— 153页;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第309— 310页。 [13]A. H.德·奥里维拉·马尔格斯: 《葡萄牙历史》,李均报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年,第39— 40页。 [14]J. 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等译,澳门:澳门文化公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4年,第128页; James Edward Gillespie, A History ofModern Europe, 1500— 1815, p. 58. [15]James Edward Gillespie, A History ofModern Europe, 1500— 1815, p. 58.J. 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第128页。 [1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第16页。
[17]Robert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 1350,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p. 94. [18]Henri Pirenn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Invasions to theⅩⅥ Century,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Norton, 1939, pp. 206, 492. [19]Norman F. Cantor, The Last Knight: The Twilight ofthe Middle Ages and the Birth ofthe Modern Era,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pp. 229— 234. [20]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5年,第45— 50页。
[21]John Merriman, A History ofModern Europe, p. 40. [22]奥斯曼帝国扩张史中,关键的事件有: 1338年,土耳其人完成对小亚细亚的征服; 1354年奥斯曼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占欧洲的格利博卢半岛; 1362年,夺取亚德里亚堡,进而侵占了马其顿平原; 1384年,攻占索菲亚,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 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 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60多年之后,土耳其人于1516年占领叙利亚; 1517年征服埃及。 [23]A.H.Lybyer,“ 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Routes of Oriental Trad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CXX,1915,p.588.利布耶尔把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衰落“归因于贸易的结构性的转换等因素。 [2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17— 418页。
[25]Denys Hay, Europ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pp. 280, 282. [26]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40页。 [27]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41、151— 154页。 [28]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201页。 [29]David Nicholas, The Trans formation ofEurope 1300— 1600, p. 280.
[30]James Edward Gillespie, A History ofModern Europe, 1500— 1815, p. 32. [3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539— 540页。关于勒班陀战役以及波斯国力的强盛使土耳其在地中海扩张受阻的观点,引自C. Boxer, “ The Portuguese inthe East, 1500— 1800,” in H. V. Livermore(ed.),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3, p. 221. [32]James S. Olson et al.(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European Imperialis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 690.
[33]David Nicholas, The Trans formation ofEurope 1300— 1600, p. 280. [34]J. C. Hurewitz(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Documentary Record,vol. 1, 1535— 1914, pp. 5— 6, 8, 10. [35]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Europe, vol.Ⅲ , Book 1,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41— 43, 57— 62.
[36]Ibid., p. 77. [37]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39页(引Paris B.N.的观点)。 [38]David J. Sturdy, Fractured Europe, 1600— 1721, Oxford, UK; Malden, MA: Blackwell, 2002, pp.116— 117.
[3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553页。 [40]H. G. Koenigsberger, A History ofEurope: Medieval Europe 400— 1500, Harlow, Essex, England:Longman House, 1987, p. 340. [41]David Nicholas, The Trans formation ofEurope 1300— 1600, pp. 280— 281. [42]Andrew Pettegree, Europe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 261— 262.
[43][44]Eric Lione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2003, p. 179. [45]David Nicholas, The Trans formation ofEurope 1300— 1600, p. 8. [46]Eric Lionel Jones, op. cit., pp. 17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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