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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古诗词“怀才不遇“主题深思考

 初高中古诗文 2021-03-09

136.古诗词“怀才不遇“主题深思考

作者:gkgushiwen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主题,选入中学教材的很多。略微回想一下自己学过的课文,就能列出一大串名单,其中不乏屈原、李白、苏轼等诗文名家。面对如此庞大的“怀才不遇”群体,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诗文中所流露出的“才”究竟是什么?他们若真的有“才”,为何不为当世所用?个人的“才”如何和社会的“需”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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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才不遇”多与“壮志难酬”“仕途失意”联系在一起,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指引下,加上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有力促动,读书人 “学而优则仕”, “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一直把做官从政作为正途。视“济苍生,安黎元,佐明君,强国家”为己任,是怀着极大的政治抱负步入仕途的。

       然而,“宦海浮沉莫测”,官场自有一套规则。做一个正直的人尚且不易,何况是要面对官场的黑暗与残酷:同僚相妒,朋党倾轧,小人得势……,当理想照进现实,不由的让人失落和消极。好在还可以遁入道家,“穷则独善其身”,超脱世外以作逍遥之游。但明知有路却不能走,内心不平之气终难消除,自恃才高却无法得到任用,或得到任用却无法尽情施展,“物不平则鸣”,于是用生花妙笔将这仕途蹭蹬化作文字,以浇胸中块垒,这才有了我们读到的千古吟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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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这些自感“怀才不遇”的作者所说的“才”,指的是政治才能,而不是文学才能。在政治才能受到压抑或打击,变得失落痛苦时,无奈的他们只能借文字排遣内心苦闷。文学更多是一种工具,一种附庸,一种消遣,一种点缀。《左传》中早就说过,“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著书立说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如果我们将“怀才不遇”中的“才”理解为文学才能,那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怀才不遇”者,以诗文而论,当之无愧。

       “怀才不遇”的古代知识分子的确让人感到惋惜,从侧面来说,正是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君主的昏聩和政治的黑暗。如果说他们能达观面对仕途的挫折,积极乐观,自信顽强的生活,坚定自己的操守,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如果只是牢骚埋怨,一味怪罪外在环境,甚至恶意攻击和诽谤他人和社会,看不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和缺点,那就是错误的。实际上,“怀才不遇”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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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古代由于专制制度盛行,缺乏民主,真正的有识之士会更难施展自己的才华。简言之,“怀才不遇”是很正常的事,并不是一个人受了多大的冤屈,周围的人都是小人,社会完全坏掉了。在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中,应该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而已。社会也不可能让每一个读书人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怀才不遇”只是作者的一面之词,我们还得联系具体的人和事来分析这个问题。

       既然“怀才不遇”是指施政治国方面的才能,不指诗文方面的才能,治国就不同于作文。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说起来简单——只是一句话,做起来可难。这些文采横溢的读书人素以耿直自居,恃才傲物,只要自己受了委屈,就埋怨奸人当道,朝政晦暗。把不能施展政治抱负归结为政治环境的险恶。在这里不禁要问,假若他们有政治方面的才能,就会处理好从政过程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活而不死板,变通而不守旧,因为如果要实现政治抱负,改变不合理的现状,首先就要学会适应这个环境,进而在特定的时机在改变不合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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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是标榜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清高自守,那何必要来官场,早去做个隐士岂不省心?重要的是,怎样做到外圆内方,既能处理好与自己政见不合者的关系,又能将大多数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时他能坚持操守,遵守原则和底线,坚定不移的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只可惜,这也是个理想而已,我只是说,要尽量做到而已。所以“怀才不遇”,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反映出了其政治才能的蹩脚和低劣。

      文人治国,很可能误国,治国更多需要的是理性和谋略,写文章更多的需要感情和辞藻,一个是治国安邦,一个是满纸华章,根本就是两码事嘛。臣子且不论,就说文人皇帝,国家治理的如何?

      那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词采驰名的南唐后主李煜被俘,终于国破身死。还有书画兼通的宋徽宗不也在靖康之难中被金人掳走?治国不同于作文还在于文章可以删改重写,而国家一旦出现施政方面的失误则难以挽回巨大的损失。

      你说你能富国强兵,服众安民,要执政者对自己委以重任,可一旦出现了失误谁来负这个责任?同时,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张三李四王五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到底采用谁的意见,执政者需要一个综合斟酌考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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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想一想,发牢骚的大多是政治不成功的文人,成语不是有“江郎才尽”吗?一旦从政,并且做到了高级别的官位,哪有用笔杆子发无聊牢骚的时间,正是江淹政治才能得到施展,他的文学成就就失落了,不能把牢骚写的更形象更生动了,也不能成为美文而流传后世了。不错,政治家中的文学家是有几个,但不多,诸如韩愈,王安石等,不足以代表这个整体。

       得不到赏识和任用,上至煊赫的当朝宰相,下至卑微的小吏都会有这种感受,都会发出“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感慨。只不过这些话从那些高官厚爵者嘴里说出来总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让人不太相信。

       毋庸讳言,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才华的人。一个人的“遇”与“不遇”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经世致用”,学了知识,有了才华,就要学以致用,将才能验证于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是读了两句子曰诗云就自以为会治国,或者是学了屠龙之技就想雄霸天下,那就错了。

     才华不是用来炫耀的,有没有才社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不是个人能随便改变的。若一个人生前郁郁不得志,即使他死后有什么超前的思想,杰出的成就,乃至为后人所敬仰,从当时的社会来说,他无疑就是个失败者。虽然有所谓的才华,但他没有成就感,没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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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并不否认哪些在人类历史上有深邃思想的大家,他们在世时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去世后却被人们奉为大家和哲人,诸如:孔子、梵高、卡夫卡。但对大多具有一定才能却在社会上找不到立足之地的人而言,只能是说明他们自己出了问题,他们的才华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才华,那只是自我欣赏的幻影而已。

       如果社会不能接受和认可自己,退不能养家糊口,进不能尽一己之责,这种才不要也罢。儒家传统教育给了他们圣君贤臣、国泰民安的理想,却没有教给他们在现实中如何实现,他们摸索着、哭喊着、牢骚着……

       说白了,读书人凭着自己的文采耍两下笔杆子,怨妇哭诉,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也不必太认真。不妨姑妄听之,不要动不动替他们打抱不平。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学语文课本中大量此类篇目,我们不禁要问:编者是要藉此抨击古代社会的黑暗?抑或赞赏孤高自赏的傲世人格?广而言之,人人都会遇到就业问题,如果在就业时过多强调 “怀才不遇”的自我感受,不顾社会需求,是否是不合时宜的?有识者鉴之。

【后记】

     其实,过去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文人治国”的弊病,并试图加以矫正。自唐宋以诗赋取士以来,国家日趋衰弱,特备是宋代,其文官队伍庞大为历代之首。虽然经济发达,但却不能抵御外侮,终至灭亡。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很重要的是就是取消诗文取士的制度,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文人治国的弊端。

      顾炎武《日知录》,其中有文人之多一节,讲得很有意思。试引述其中几段话。宋刘挚训导子孙说:“士当认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黄鲁直说:“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宋史》记载欧阳修与学者谈论,从来不提文章如何。只谈政事,并且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可以看出,顾炎武反对华而不实的文章之学,提倡学问是用来经世济民的,特别是沦为卖弄辞藻,夸夸其谈的文人,尤为可鄙!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意义。总而言之,写文章(尤指诗文)与治国是两码事,文章当中是一个英雄的,现实当中没准是个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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