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在全国鼎鼎有名，而在我们平楼村，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远不如东南小学家喻户晓。在平楼村，上过东南大学的仅一人而已，而上过东南小学的比比皆是。因此，所谓名气大小，你要看在什么地方说起。 按照旧时的行政编制，隶属范楼公社的平楼大队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一个是我们平楼村，另一个则是村子东南五里许的岔口村。大约是出于公平之见吧，当年，大队把学校建在两村之间的一块野地里，官称平楼小学。对于小学的命名，岔口村的人一直存有意见，而平楼村的人却又不甚珍惜，多体面的事情偏偏不以为然，随口就把建在村子东南的学校称作东南小学或是东南学校了，就像把村子南边一块高高的沙坡地叫作南沙岗子一样多么简便贴切。岔口村的人，是否会把那个学校叫作西北小学呢，也不得而知。 小时候，在我眼里，东南小学真的很远很大。出了村子，沿着长满柳树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要走好一阵子，好像总也走不出土路两边茂密的庄稼地。我不记得，那许多年，在那里，我到底都学到了些什么。但是，小叔那一帮高年级的调皮学生曾经让我羡慕且追随，而上衣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钢笔的老师们，则让我心生敬佩。直至离开家乡多年以后，还经常梦里回到那个土墙院子，要么是围着院子绕来绕去却总也进不了校门，要么是倚门靠窗探头探脑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班级。痴情如此，恐怕远远不止我一人吧。 我最后一次去东南小学，是1986年的夏天，我刚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天下午，我突然觉得该去东南小学看看，就骑个破旧的自行车过去了。曾经悬挂铁钟的那棵大槐树还在，树下一片阴凉，一群大约是村干部的人在开会。我一看人多，就不打算靠近了，转身想走。这时，有人站起来大声叫我。回头仔细一看，竟然是我初二时的语文老师廉传瑞先生。赶紧放下车子，跑了过去。四年不见，廉老师已经从牛庙初中调到这里当了小学校长。那一年，全公社参加高考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而考上本科院校的不到十人，我们大队就我一人，算是凤毛麟角一回。我考取大学的事，估计，廉老师已经是知道的了。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很是欣慰的样子，问我啥时候开学鼓励我好好干之类的话说了不少。我读初二时时，廉老师教语文课，又当班主任，我是学习文员，也是他的课代表。我能考上大学，与他当年的关心训育是分不开的。我知道，那一会，当着众多人的面，廉老师是很自豪的，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是他的学生。 此后，一直到东南小学毁弃，我再没去过一次。廉老师早已是退休多年了。 在这样一篇专门回忆东南小学的文字里，说到老师，竟然没有首先提及小学时候的先生们，这不是我的初衷。一篇像样的文字，一般都自有其脉络和气韵，所谓文章生成不由人。 人这一辈子，能够记住几个人呢，而这几个人里面，会有小学时候的老师吗。或者这样说吧，人这一辈子，能够记住几个老师呢，而这几个老师里面，会有小学时候的老师吗。 在东南小学的几年里，教过我的老师有好多人，当时我比较敬佩的有朱士民、徐永成、徐永先等几位，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数朱士民老师。关于朱士民老师，十几年前，我曾写过名为《背影：二十年的匆匆》这样一篇文章。目送那一袭瘦弱的身形，回味当年朱老师对我的提携、鼓励，感叹时光流逝总是无情，若干年后师生的相遇只能以恩师瘦弱的背影匆匆见示。文章发表后，据说朱老师看到了，他很感动，当他遇见我父亲时，说，“想不到这么多年了，泰平他还记得当年的事情，还能记住我。”后来，我几次打算春节回老家时专门去看看他，都没成行。很简单的事情，都没做好。无意之间，辜负了多少亲情师恩。 永成老师、永先老师，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课也讲得好，很能抓住学生。可惜的是，他们都没能坚持下来，先后离开了东南小学，去做了别的行当。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永成老师决定离开学校时，我们非常舍不得，同学们纷纷向原本清贫的家里要了几毛钱，凑在一起，到村子的商店里买了脸盆、毛巾什么的，送到他家里作为留念。永成老师到底是去了西藏还是新疆，倒是记不得了，总之是很远的地方。后来，我们还给他写了信，尚未离开的永先老师选出几封比较好的在班里读了，然后都给寄了出去。我写的信也是在班里读过的，当时很是引以为荣。永成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他家儿子的事情，由是我们得知那是个相当聪明的小家伙。果不其然，后来，善彬老弟从东南小学就读到了东南大学。这不是东南小学的骄傲吗。 说到东南小学的骄傲，前后算算，应当还有不少一批人吧。如今，他们事业有成，衣着光鲜，生活在天南地北，出入各类场合，看惯了繁华热闹。你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出身东南小学的任何痕迹，但是，繁华褪尽，午夜梦回，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惦念起曾经的土墙大院，曾经的野趣童年。 东南小学，一个土墙院子，两排土墙瓦屋，学生最多时不过八个班级。现在想起来，整个学校还不如我们三队的牛屋占地面积大一些。教室里简陋到连一张课桌都没有，全是土墩子上架上一块长长的厚木板，五六个孩子挤坐在一排，而板凳则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黑板呢，估计就是让村里的木匠手工拼制一块长方形木板，再刷上黑漆就成了。除了校长，老师们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他们的身份大都是民办教师，工资微薄，其他待遇几乎没有。如此等等，老师和学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都不容易。 1974年，我六岁。那一年的九月，跟着一群比我大的孩子们来到小学校，自己报名上了一年级。这里的所谓小学校，其实是村中晁家的一排老房子，其时也就只剩下一年级的一个班而已。到了二年级，就搬到了东南小学。其时正属文革期间，课虽不怎么正常，学校大致还算是平静的。1976年下半年之后，从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开始，紧跟形势的种种活动倒是越来越多，深揭猛批、实现四化之类的宣传、演出、会议不时举办，标语满墙，口号连天，人心浮泛，老师学生自然也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关于当时学校的种种情形，我在写朱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已经说了不少，这里不再提及。 东南小学，留给曾在那里读书的每一个学生的记忆，可能都不尽是一样的吧。但有这样几件事，兴许我们会有着共同的印象。 农历五月，麦收之后，学校会停课几天，组织学生去生产队收割过的麦地里捡拾麦穗；而十月之末，则会带着大家去棉花地里，捡拾生产队不再摘拾的余棉。每天下午，我们把捡拾来的麦子或是棉花带回学校，由老师称好斤数，记下来。等这些麦子、棉花卖出去之后，每个人会发给相应的一支钢笔或是几块零钱。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事情，觉得比上课有意思的多。每当这两个时节，村庄周围的田野里，到处是挎着箢子低头寻觅的的小学生，一派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景象。 还有，五年级时，学校要让我们上晚自习，那时叫灯课。于是，每晚，长长的木板上点燃了一排墨水瓶改制而成的煤油灯，一屋黄黄的火苗，呼呼闪闪，相互辉映，却不甚分明，而黑黑的浓烟则弥漫不去，闻之令人皱眉。 不好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有些捣蛋的家伙总是爱给人起个外号，连几任校长都没放过……还比如，我攒钱许久才得以买到的一本新华字典，被某同学借用却久不归还，等要来时已经破损不堪，我气急之下，扬手把它扔了。 突然想起来，学校南面那一片沙地上，村里的赤脚医生种了好多的中草药，有红花、芍药、薄荷、薏米等等。放学的午后，我会偷偷跑进芍药地里，掐一枝含苞欲放的花朵拿回家，插在一个装满清水的玻璃瓶子里，一日看三遍，期盼花开早，最终却没见芍药开放过。也曾伙同几个同学，躲进高高的红花丛里，呆坐许久，在嗡嗡嘤嘤的蜂鸣中，一时不辨身在何处。 有一个人，虽没在东南小学任教，实是我的启蒙老师，也堪一记。她的名字叫文玲君，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知青。我上学的时候，她已经在村子里呆了好几年，她的水平远远超过东南小学的民办老师们，我汉语拼音的准确掌握首先得益于文老师。我到东南小学后，她又在村里教了几年一年级。后来，她是啥时候离开平楼村的，我就不记得了。 过去的一切都像一个梦境，仿佛真真切切如在眼前，回头去看却又飘渺无踪。我们明明是从那里走来，却好像那么不可思议。乡村小学整合的那一年，我们的东南小学复归于一片野地。几代人的念想，再没有着落之处。 作者简介雷泰平，1968年出生，江苏丰县人，现居徐州。工作之余，偶尔写作。有作品90万字，散见于《散文》《黄金时代》《人生与伴侣》《文汇报》《人民日报 海外版》《华夏时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扬子晚报》等50余家报刊，被《作家文摘》《意林》《杂文选刊》《小小说选刊》及各类新媒体大量转载，入选多种语文教材及读本。曾获华东地区第13届、14届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江苏省第12届、13届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两度获得“晨报文学奖”。非任何级别作协会员，无任何结集出版。图片除署名外，其它均来源于网络 转载请注明出处“温馨微语” 转发是对作者最大的鼓励 我与10W+之间只差您的一个转发 觉得不错，请点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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