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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爱-智慧（哲学）的趣味 ——简论阿甘本的《趣味》  在在启蒙时期，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阿甘本认定，这次巨大变革的根本性文本是康德的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作为清晰合理的知识（sapere）和不能加以合理解释，但同样十分清楚的快乐（piacere）之间的区分，成为启蒙运动所需要征服的目标。滥觞于笛卡尔的启蒙，就是将大写理性和知性的亮光，试图照耀到以往清晰的理性思维所不能涉足的领域。在中世纪，这部分领域被强行划入到神学范畴，用一种神秘论色彩拒绝了有限之人的探索步伐。而理性之光，正是希望通过一种光学上的祛魅，来驱除留在人类思维领域中的一切阴霾。这是大写理性知识的胜利，同时也是神秘性的神学知识的退场。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那些不清晰的晦暗不明的领域最终都势必要被理性之光照耀，任何知识的阴暗角度的残渣势必都会在这种光芒的照射下灰飞烟灭。 当然，柏拉图意义上的科学和快乐的二分（也是中世纪神学意义上的二分）也遭遇到了这次启蒙运动的巨大挑战。毕竟，美的领域，快乐的领域，一直在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都排斥在清晰的科学认识之外。在启蒙运动的号角声中，这个快乐的领域，以及处在快乐与科学之间的爱若斯，即趣味的领域，必然是其锋芒所指的对象。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表现出了足够的雄心： 趣味（Geschmack）基本上既是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从这能力和建基在它上面的对于情感的较大的感受性（这情感是出自上面的反思）引申出那种愉快，趣味宣布这种愉快是对于一般人类，不单是对于个人的私自情感普遍有效的。这就是使人明了：建立趣味的真正的入门是道义的诸观念的演进和道德情感的培养；只有在感性和道德情感达到一致的场合，真正的趣味才能才有一个确定不变的形式。 原先在柏拉图那里的不能被知识所转化的美学，在康德的框架里，也需要变成“一个确定不变的形式”，《判断力批判》事实上就是要去探索被康德称之为一般快乐理论的科学。是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的”人文学科，对于康德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恢弘的计划，第一次将不曾纳入到知识体系中的趣味，变成了一门可以用科学来表述的东西。 不过，康德这么做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明显的代价是，在“趣味”这个概念下，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二律背反： （一）正命题：趣味不植基于诸概念，否则即可容人对它辩论（通过论证来决定） （二）反命题：趣味判断植基于诸概念，否则，尽管它们中间有相违异点，也就不能有争吵（即要求别人对此判断必然同意）。 康德的二律背反看似十分难懂，但实际上表述的是在将趣味变成科学化或知识化的认知之后所产生的问题。在康德那里，为了实现对所有领域的知识化，他将所有的人的知识能力分成了三种，一种是认识能力，对应的是知性，应用于自然，一种是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对应的是判断力，应用于艺术；最后一种是欲求能力，对应的是理性，应用于实践理性中的自由。而《判断力批判》对美和趣味的科学化，对应的正是第二种能力，即愉快和不快的情感的能力。但是，由此在趣味问题上产生了一个麻烦，就是说，无论对于纯粹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我们总归可以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来认识，但是对于美和趣味，我们实质上找不到某种可以清晰使用的概念工具，这就构成作为愉快和不快情感这个学科最根本的二律背反。简单来说，康德的关于趣味的二律背反的意思是：如果存在关于趣味的科学，那么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些关于趣味的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讨论趣味学科的范畴，基本原理，基本问题等等，实质上，要求这门关于趣味的科学，必须有最基本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更为麻烦的是，尽管我们对审美判断和趣味有着某些共通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却无法论辩，即我们无法说清楚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甚至无法给出它的一个准确定义。它无法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更无法像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一样，找到明确的论辩内容，换言之，康德也察觉到，即便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科学，它的领域，它的内容，它的范畴都是无法准确确定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趣味概念，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科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知识的剩余物”（eccedenza del sapere），对此，阿甘本评价道： 康德并没有给出趣味判断的精准定位，……换句话说，这种趣味判断，是知识的剩余物，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种他对之一无所知的判断），而仅仅将其表述为一种快乐，一种无法享受的快乐的剩余物（康德说，这种快乐是普遍共通的快乐，这种普遍共通的快乐已经暗示着是我们无法享受的快乐了）。 阿甘本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与其说康德没有对趣味判断做出定义，不如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做出对趣味判断的准确的概念性的定位，因为趣味本身，就是一个不规则，无法被概念或认识所把握的剩余物，它的存在，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漂浮的空能指（signifier errant），在阿甘本的另一本书里，他干脆将趣味这样的不可能有精准定位，只能作为漂浮的能指存在的名字，称之为符咒（Signatura）。在题为《万物的符咒》（Signaturarerum）这本书中，它谈到这种漂浮的空能指的出现，与其说是揭示澄清了某种具体而真实内容，不如说是对在真实层面上的剩余物的遮蔽，即对某种不可能被化约为我们认识框架的内容的遮蔽，这些内容才是阿甘本最真实的存在。阿甘本说： 按照康德的原则，存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律令，在这里，揭示出其真实含义：存在并不是某种东西的概念，可以让其变成某种物的概念可以驾驭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存在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符咒。 趣味是一个符咒，一个遮蔽了真实存在的东西，这种真实存在是概念的剩余物，一种无法强行被概念和知识所消化的实在物。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指出，康德的普遍的趣味判断的科学，在更宏大意义上，是那种认为可以去臣服一切晦涩和神秘领域的科学的计划遭遇到其极限，即存在着一个真正无法被知识所消化硬核，而对于这种硬核，康德的做法仅仅是将其变成了一个无法精准定位的能指，而不是像其他概念一样，变成真正科学知识的概念。这样，趣味成为了康德知识论中的一个独特的剩余物，它是一个空能指，但它又被康德宣称为是一种知识和科学，这是康德关于趣味判断的二律背反的最深层原因，即康德的知识论消化了他所不能消化的东西，而无法消化的东西并没有在他的知识论中消失，而是作为一个知识的剩余物，以符咒的方式呈现出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知识论的恐惧，而用符咒对这个剩余物的封印的价值，仅仅在于，让知识论看起来跨越了不可跨越的鸿沟，成为了一种完全而圆满的知识体系，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消除了，而是被遮掩了，一旦我们小心翼翼地端详诸如趣味这样的带有符咒性质的能指时，其被封印的魔力就会蜂拥而出。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趣味是一个能指，一个无法被知识认识的能指。在康德的知识论中，它又被“知识”化了，它作为快乐和不快的情感，成为康德的第三批判。于是，阿甘本认为，康德的雄心遭遇到了其不可跨越的挫折，表面上建立了可以超越柏拉图以来的科学与快乐，真理与美之间的鸿沟的康德知识论，实际上只是将问题转化了，也就是说，在柏拉图那里只有可以认识的知识，但是，在康德这里，由于趣味判断的出现，出现了不可认识的知识，这个不可认识的知识就是启蒙以来创造了一个扭曲的产物，它创造了过剩的，而无法精确定位的能指，但同时趣味也消失了在柏拉图时代中赋予它的爱智慧的含义，这是一种没有爱欲的趣味，一种被拔出了毒针，并被漂白了的趣味，趣味沦为了剩余物，沦为了一种无法认识的知识。 有趣的是，阿甘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产生了无法认知的知识，也产生了无法享受的快乐。在诸神分割了科学与快乐的二分之后，这种辩证法的魔咒就一直套在二者身上，一旦现代启蒙试图用知识来消除这种二分，在辩证法的另一面，快乐也完成着对应的运动：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在出现了趣味这种无法认识的知识之外，也存在一种无法享受的快乐，它们仅仅是尺度和判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因为美学的对象是我们知道的东西，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恰恰是我们无法享受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章的分析中，价值形式就是拜物教，实际上，这种拜物教并不是基于使用价值（它建立在享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而交换价值恰恰是我们无法享用，也无法理解的对象。 在阿甘本看来，和以趣味为中心的美学一样，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一个空能指，即交换价值，这个东西实际上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作为一种无法精准定位的空能指被创造出来，并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主宰。于是，我们从对使用价值的享用性快乐，转变成为对交换价值的抽象的非享用性快乐，这是一种空洞的快乐，我们的快乐被抽离了享受的根基，它本身变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副产品。我们同样可以说，对于美学而言，其中心概念趣味是一种空洞的抽离了认识的知识，它将具体的趣味变成一种普世性的和共通性的抽象，从而越发无法理解。有趣的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在其代表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中恰好证明了康德美学中的抽象趣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两个对立的关系，即无法认识的知识和无法享受的快乐，被扭曲地绑定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莫比乌斯圈上。 这样，我们看到，康德的作用仅仅在于，他将柏拉图的科学与快乐的二分，替代为另一种二分，即无法认识的知识与无法享用的快乐的二分，康德没有恢复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圆满的人的概念，而是用审美之人（homo æstheticus）和经济之人（homo œonomicus）的区分取而代之。知识前进的步伐并不是通天的巴别塔，相反，知识越进步，这种怪异的剩余物越多，我们便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无法认识的概念和知识，也在日常生活中制造越来越多的无法享用的快感，也就是说，抽象知识是将人进一步阉割，甚至捣碎的利器，原生性的知识和快乐在其搅拌越来越面目全非，我们的感知所能感触到的东西，所能把握的东西越来越少，碎片化和撕裂化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 这或许可以看成是阿甘本对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的声讨的檄文。他们宣告宏大叙事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本身就是自笛卡尔和康德以降的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他们的逻辑就是无法认知的知识和无法享用的快乐二分的直接逻辑。因此，在阿甘本看来，唯一可以破除这个魔咒的，是恢复柏拉图时代真正的趣味，而不是作为一种无法认识的抽象的普世性的趣味。这种趣味正是爱-智慧，即哲学。在今天，哲学不仅没有终结，这种爱智慧的学问，从未迫切到如此程度，因为摆脱碎片化思维的境遇，杜绝无法认识的知识，无法享用的快乐的唯一希望是通过我们作为有限之人的爱，重新将柏拉图那里的科学与快乐的二分衔接起来，我们需要爱-智慧，我们需要哲学。 这或许是2016年，阿甘本将自己新书取名为《什么是哲学？》（Che cos'è lafilosofia?）吧，在阿甘本看来，恢复哲学的名望才是摆脱现代性困境的重中之重。“通过对智慧的爱，来溯及那原初的大写声音，那个尚未分裂的不可言说的缪斯女神，让真理之光从美的丛林里穿过，表象（apparenza）与存在（essere）之间的裂缝也不再有效。”这也是《趣味》一书结尾处的阿甘本留下的希望的火种：“热爱智慧，即哲学，意味着：美需要拯救真理，而真理也必须拯救美。而这两方面的拯救需要用认识来进行。那么，只有这样的快乐，即将快乐和知识重新合在一起的快乐，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理想，而这种快乐就是趣味。”在那一刻，趣味就是对真理的爱，是真理和美的结合，也在那一刻，我们实现了真正的哲学。 👇支持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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