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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话：顾随先生的书，是少有的我一直想看下去的书。他对诗词的鉴赏，非常地精到。尤其是顾先生，他是有感情的，有态度，很有性格。他评价诗歌，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他最看重的是诗人的精神，积极地入世精神，大担当，最喜欢哪种勇于面对任何困境的行动派，赞赏这样的英雄诗人。如曹孟德。他也赞赏那些拥有炙热感情的、真诚的人。如陶渊明，如老杜。如辛弃疾。他看不上那些沉迷在自我世界的诗人，自怨自艾的诗人，精致唯美的诗人，消极避世的诗人，即便是诗仙李白，在他心里欣赏其诗才，但看不上其出世的精神，也看不上其经世的才干。终归，谈诗词，诗的表达，诗的语言，诗的感觉，是和诗人的精神是同等重要的，恰如一阴一阳。且看几段摘录。  文学所追求的即矛盾的调和，是一，是复杂的单纯。说此是一也成，一以贯之；说是佛家的禅也成、道家的玄也成。总是，在文学上、哲学上矛盾的调和乃是很紧要的一点。既有便非无，既无便非有；既无，他何能作如是想？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某人欲作辟佛伦，入夜沉思不寐。其妻曰：“有何为？”曰：“为辟佛，大盖世原无佛。”其妻曰：“原无佛，何用辟？”某人恍然大悟，乃信佛。——既无，凭理说还是有（无是事而有是理）。 周清真（周邦彦）在北宋词中地位甚为重要，北宋词结束于周，南宋词发源于周。宋人词史中有两大作家不在此作风内，一苏东坡，一辛稼轩。苏东坡在周前，自不似周，且周亦不曾受东坡影响，二人水米无交，互不相干。稼轩亦写长调，然亦不继承谁。稼轩在南宋不曾受人影响，但是呢，影响了别人。刘过，陆游，刘克庄等。 天下凡某人学某人，多只是学得其皮毛，故于学时不可一意只知模仿，不知修正。文学上不许模仿，只许创作，止于受影响。受影响于模仿不同，模仿是有心的，亦步亦趋；影响是自然的，无心的，潜移默化的——此为中国教育说。 尼采所说超人，是人，而他做的事了不得。中国道家所说的“超人”，是超脱人世，超脱人世离我们太远了。有这样一个故事：某僧行脚，遇一罗汉，度化之行水面。僧曰：早知你如此，我用斧将你双脚剁下去。僧之话真是大善知识。在诗中，余喜陶渊明、杜工部，便因为他是我们一伙的。太白便不成，他是出世。屈原是天才，真高，虽写的腾云驾雾，作风是神的，而情感是人的。但是究竟有时觉得离得太远，不及稼轩离得近。 在中国词史上，所有人的作品可以用四字扩之——无可奈何。稼轩乃词中霸手、飞将，但说到无可奈何，还是传统的。“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忧、惧，无可奈何。 回到《祝英台近·晚春》，此是稼轩代表作，至少是代表作之一。余初读时喜欢后三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此少年人伤感；其后略经世故，知道世事艰难，二三十岁喜欢“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四十多岁以后才懂得“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三句是最美的。 辛有英雄的手段，有诗人的感觉，二者难得兼而有之。这一点，辛很似曹孟德，不用说心肠、正义、慈悲，但他有诗人的力、诗人的诚、诗人的感觉。在中国诗史上，盖只有曹、辛二人如此。诗人多无英雄手段，而英雄可有诗人情感。曹和辛于此二者盖能兼之。老杜不成。老杜也不免诗人之情胜过英雄手段，便因他老杜只是“光杆儿”诗人。稼轩是承认现实而又想办法干的人，同时还是诗人。一个英雄太承认铁的事实，太要想办法，往往不能产生诗的美；一个诗人能有诗的美，又往往逃避现实。只有稼轩，不但承认铁的事实，没有办法去想办法，实在没办法也认了；而且还要以诗的语言表达出来。稼轩有其诗情，诗感。中国诗，最俊美的是诗的感觉，即便没有伟大高深的意义，但美。如“雨雪霏霏”，若“杨柳依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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