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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今天，罗兰·巴尔特出生。作为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他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 苏珊·桑塔格在其所编《巴尔特文选》里这样评价他：“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 1986年，巴尔特去世6年后，他的朋友、文学批评家菲利普·罗歇出版了《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一书，全面梳理了巴尔特的思想源流，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多方面说明巴尔特对文学事业的毕生追求，究诘其思考的出发点及其观点的嬗变情形。
菲利普·罗歇/著 张祖建/译 这本书是1986年在法国出版的，当时罗兰·巴尔特刚去世不久，我正在纽约大学教书。自从他在巴黎街头遭遇不测——被一辆小卡车撞倒——的消息传来以后，我就十分担心，然而朋友们寄来的健康简报却让我安了心。一天清晨，我接到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一个电话，是我的一个在那儿工作的学生打来的。她说巴尔特去世了。我发了火，说了“准是弄错了，不是说有起色吗”之类的话。震惊之余，我决定马上去学校，因为系里对法国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邮件里有个从法国经水路寄来的邮包，正是《明室》一书。书是巴尔特吩咐出版商寄给我的。我刚看完这本书的友情题献，一位同事就跟我确认了巴尔特亡故的消息，同时谈到一些车祸后的情形。巴尔特的最后一本书于我竟然成了天人永隔的辞别之作。跟我当年的好几位朋友不同，严格地说，我不是“巴尔特的学生”。我同巴尔特的关系属于朋辈之谊。友谊是从我的《萨德：压榨机里的哲学》一书开始的。巴尔特慷慨地嘉许这本书，甚至为它写了一篇专文，今见于《罗兰·巴尔特全集》。对于一个年方26岁的青年作者来说，蒙自己最仰慕的批评家亲撰书评，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礼物呢？始于此时的友谊，中断于他的亡故。《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一书跟他的溘然长逝和我的遥祭密切相关。或许，这本书早晚是要面世的，可是，如果没有如此令人痛心的“封笔”，它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书名也许应该稍加解释。很明显，此书不是一个传奇故事，也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尽管为了撰写最后一章，我特意访问了巴尔特生命中的几个重要地点，特别是坐落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法国一侧的圣伊莱疗养院土圩分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尔特在此地治疗肺结核。名之为“传奇”，一方面暗指阿拉贡的《亨利·马蒂斯：一个传奇》——那本文笔优美的书也不是传记，而是向挚爱的画家及其画作致以热情洋溢的敬意；另一方面，这个书名昭示着一种解读巴尔特的方式，强调他对小说的热爱，同时尝试描述他对文学的始终未变的炽热和痴迷。 《罗兰·巴尔特传》是巴尔特去世后第一本全面回顾其著述的书。它今天仍然能够引起读者对一些文本的关注；把它们之间的连贯性弄清了，我们才能全面把握它们的意义所及。这本书特意采取散文而非学术论文的形式，间杂几个跟个人回忆有关的片段；甚至有一篇短文是我仿照巴尔特的文风写的，应读作向他的写作风格发出的心领神会的敬礼。
巴尔特曾经是文学结构主义的翘楚、最知名的法国符号学者，恰如翁贝尔托·艾科之于意大利。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转向“文本理论”，结果却强化了他作为当年以《原样》杂志为代表的文学和政治先锋派理论家的形象。整个70年代，他徒然地脱离了“科学性之梦”，徒然地跟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乃至一切“主义”拉开了距离，因为他依旧被公认为是文学研究的“科学的”和激进的革新者。而且，他去世后的一个时期，在往往把他的著作大大简化的课堂用法里，这个形象照旧出现。实际上，跟巴尔特本人最不相干的恰恰是阅读的“万能钥匙”、批评的“工具箱”之类的说法。
到了1975年，在这个广为流行的“科学的”理论家巴尔特的形象之外，出现了第二个极为不同的形象，令他的某些忠实追随者十分困惑：热衷于自我剖析和自我嘲弄的思想家，擅长讽刺挖苦甚至多疑的美文家。
1974年罗兰·巴尔特和朋友们的天安门一游照，回国后他写作了《中国行日记》一书。中国人的名字未知，这四个法国人，从左至右分别是：弗朗索瓦·瓦尔（Seuil出版社编辑）、索莱尔斯、马塞兰·普莱内和罗兰·巴尔特（图片源自豆瓣网友@Dorothee）。第二个形象是他本人通过1975年出版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促成的。这是一幅狡黠的思想自画像。《恋人絮语》(1977）及其在读者和媒体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这个形象更加鲜明。一度宣称“作家已死”的作家难道不是胜利重返了吗？甚至有传言说，他有意成为小说家……对于这种假定的改弦更张的说法，记者们趋之若鹜，批评界也为之噪动不已。美国散文作家苏珊·桑塔格一直十分关注法国先锋派，她认为“晚期巴尔特”体现了很有19世纪味道的法国式时髦，把自我剖析和精致文雅合为一体。另外一些人，例如茨维坦·托多罗夫，在这个认同主观性的巴尔特身上已经看不到他们从前的老师的影子：在法兰西公学文学符号学的讲座里，他竟然不去赞扬他本当讲授的符号学，反而颂扬文学。他还说，假如人类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学科，只保留一门，那么这门绝无仅有的学科就是文学——学科之王。因此，围绕着罗兰·巴尔特的“思想形象”，在他遭遇车祸的时期正逢极度混乱之时。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看法至今未变——巴尔特作品的整体性从来就不是问题，他献身于文学的一贯性也毫无疑问。从喜爱阅读“古典”文本到探索当代写作的新路子，他始终在践行这种献身精神。早在20世纪之初，保罗·瓦莱里就认为“文学为求生而摆脱文学的命运”；巴尔特同瓦莱里有很多同样的担忧，却不屈从于人们宣告的衰落。在他称作对于文学的“撕心裂肺的爱情”里，我看到了他的思想整体性和批评作品的勃勃生机，而且至今仍然这样认为。为了证明这个信念，也为了通过将巴尔特的每一个“阶段”置于同一行为的起落变化之下，从而给予其公正的评价，我一篇不落地重读了巴尔特的全部作品——当时《罗兰·巴尔特全集》尚未问世。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可是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从未感到难以担负，而且从中获得的发现令人欣喜。例如，我幸运地找到了巴尔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尼采和悲剧的）。这篇文章他本人早已丢失，也不记得是否发表过。其实，它确曾被发表在一个不起眼的学生刊物上，如今位列《罗兰·巴尔特全集》之首。
以上是这本现在以中文呈献给读者的书的由来；也可以说，这仅仅是它的史前史，因为它的历史将由读者您在阅读中延续下去。它是否已经成了常言所说的陈年老酒，这得由您来评判。我只知道我如今会为它增添什么，那就是，增写一章，专谈青年巴尔特对戏剧的热爱。当然，也加上了一些有关他在法兰西公学所授课程的思考。那些课我几乎一堂未落地都上过，它们在我这本书出版以后很久才形成文字。实际上，当今的批评研究很多都集中在这些曾经长期难以觅得的课程上。
我不认为当今有一种“主导的”解读巴尔特的方式，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方向，尽管国家不同，变化也很大。无论从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写作着眼，大量针对“作家”巴尔特的研究多少取代了针对理论家巴尔特的研究。巴尔特有关影像的著述同样引人注意；《明室》有卓越的深思熟虑，然而对摄影图像并不友善，有趣的是，如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它却成了研习摄影和电影必备的参考书。我们还可以提出人们对“道德学家”巴尔特的明显兴趣，这既是从法国道德学家的意义上而言（例如他评论过的拉罗什富科和拉布吕埃尔），也是从伦理学思想家的意义上而言的，有时两义兼有。再者，不可忘记，在最后的著作里，深受萨特影响的巴尔特呼吁他所说的“私用现象学”。这一点也很引人注意，特别是在现象学（重新）频现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法国。
2015年将逢巴尔特百年诞辰。其人我们已经失去日久，其著却令人惊讶地依然年轻。当年，无论是文坛还是人文科学领域，他身处几乎一切论争的中心。跟那个时代（笔者那个时代）相比，如今阅读他的大学生诚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只要翻开他的书，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感受到跟我当年一样的震撼，受到同一魅力的吸引，因为这些充满智慧和宽容的作品超乎寻常地开放，远未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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