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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凤翔府签判苏轼正式到任，他的直属上司、担任知府的是郑州荥阳人宋选。这位宋知府也是位文人雅士，早年在京师与司马光、韩宗彦、沈遘等人当过同事，调任知府，来到凤翔府也只比苏轼早几个月。苏轼如同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宦海生涯的起点遇到的第一位上司与自己志趣相投，宋选对这个年轻人很青睐，平日以礼相待。这样的领导也让苏轼感到幸运，他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文中说，老哥我现在官虽小了点，但所幸遇到一位好领导，哪怕平日有时疏懒摸鱼，他也往往能包涵。除了宋选，另一位让苏轼感到幸遇的人乃是凤翔知县胡允文，这位胡知县乃江湖故人，当年他曾在蜀中求学于苏洵，有了这层关系，与苏轼自然也相处得相当愉快。 从上司到同僚都是志同道合者，苏轼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群让人好不羡慕。到任之初，闲暇时间还挺多，作为文人，到了一个具有历史底蕴之地，哪怕寒冬腊月，也要将当地的山水名胜好好游览一番。十二月的西北寒气逼人，但苏轼仍冒着风雪前往当地的孔庙谒拜。当然，来到凤翔府的孔庙不仅是拜拜孔夫子这么简单，这里藏有镇庙之宝——十个刻有铭文的石雕大鼓。凤翔石鼓在初唐就已现世，出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至今仍存于世，真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凤翔石鼓的年代约为战国秦灵公或秦襄公时期制作。但在古代，石鼓出土后大家都认为是周文王时期的古物，无数文人墨客前往参观并为之作诗，例如唐代大诗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就曾作《石鼓歌》以记之。  这样一件稀世珍宝，苏轼又岂能只是草草参观？他细心辨认了石鼓之上的铭文，反复推敲并有感而发，灵感上涌，写成一首七言古诗《石鼓歌》。苏轼的《石鼓歌》共有五段，更像是一篇用诗写成的考古笔记。先道“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叙述自己辨认和推敲石鼓铭文的艰难过程，文字蜿蜒又生僻，难认难读，他说连推广古文运动的韩愈都觉吃力，何况自己还晚生几百年。 叙说一通对铭文的推寻过程后，至“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一句起，开始追叙石鼓的历史以及其歌颂其功德之作用。到“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时，苏轼已完全代入历史情怀之中，开始抒发自己对前朝往事之看法，这也是全诗核心所在。诗中说，秦始皇一统六国后，秦政残暴不仁，而始皇好大喜功，到处登山刻石颂功烈，连沉入泗水的九鼎秦始皇都不惜穷尽人力物力去打捞，却没有结果。苏轼认为“神物义不污秦垢”，上天也会令鬼神守护石鼓。苏轼在诗中缅怀上古王化时期，又愤然谴责了秦始皇与其帮凶李斯，以多种比喻状难状之物，不仅使石鼓在其笔下栩栩如生，也借用神话之说以抒发心中的春秋之义。对王道政治的向往，是苏轼一生的政治底色。 接下来的日子，苏轼相继游览了先秦时代的诅楚文碑，作《诅楚文》以记；评析了吴道子与王维的传世名画，作《王维吴道子画》记之；随后苏轼游历各地景观，每至一地，必写诗记之。相继写成《杨惠之塑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几首古诗，包括《石鼓歌》在内，这些古诗一共八首，并称《凤翔八观》。 初入仕途的苏轼虽然看起来很有闲情雅致，但实则也不免迷茫，故而生出“人生营居止，竟为何人卜”之感叹。所幸有爱妻王弗相伴，使远离家人的他不至于太过孤独。平时想念弟弟苏辙，便与之通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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