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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47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在沪设立，上海金融不断发展。历经政府债券与纸币发行等一系列重大金融变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正式成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 为什么这场革命会源于一个政治极具动荡的北洋时期？什么是上海形成金融中心的制度性根源？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4月13日，在上海法律金融研究院主办的第121期鸿儒论道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马德斌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强调当时游离于传统中央集权政府控制之外的上海公共租界与海关税收体系，赋予了中国的商业和银行精英团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自治，从而促进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兴起。 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史争论的一大问题是，中国经济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宋朝还很发达，到康熙时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马德斌表示，细分来看，中国的货币发展，尤其是纸币发展是超前的。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之前中国就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纸币，中国很早就认识到货币的交换功能，货币的价值来自交换，而不是来自货币本身商品价值的功能。 回顾货币的演变过程有利于理解上海近代货币制度的转变。马德斌介绍道，和商品货币相比，中国近代，法定货币相对早熟：北宋时期，我国就发明了交子与纸币。后来纸币在元朝被延续下去，明初特别推行，最终都难以避免超发的命运，面临崩溃的结局。 这主要是由于纸币背后缺乏制约制度造成的。明朝政府高度中央集权，在发行纸币时不受任何政府之外的制约。因此一旦经济出现下行的状况，政府就会超发。“乱发以后它自己（政府）也知道在市场上的价值维持不住了，所以收税也不收纸币了，政府发的纸币它自己不收回的话信誉很快就垮掉了。”他说，明代纸币的垮塌对中国后来货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辅张居正上台后推行的“一条鞭法”，有效地缓解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商品贸易由纸币逐渐转变为白银。最后政府规定银两作为交税的媒介，对整个货币体系，中国经济的白银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因为政府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民间也找到了一个新的货币媒介。”马德斌说，18世纪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旺盛，银价走低，货币供应充足。直到1802年鸦片流入中国，白银外流，银两的短缺对整个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财政形成了巨大问题。 “清政府是独裁专制的政府，并不一定需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马德斌介绍道，明朝规定了税收可以用白银来交，当白银的价格走高后，下面的税交不上来了，对清政府统治形成威胁。 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繁荣的出现，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有清朝官员提出把整个货币体系去银化，采取纸币交易以应对危机。后期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还是走入了银的道路。可见法定货币虽然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监督机制，又会重复以往的错误。 “很多经营制度，包括中国很多制度创新与18世纪欧洲货币创新有紧密的关系。”马德斌介绍道，18世纪英国采取金本位制度，后来走上重商主义道路。重商主义贸易有盈余，就可以有很多金银，是国家强盛的表现。 上海与伦敦有一定相似性，伦敦是如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呢？马德斌表示，英国很长时间是隔绝欧洲的，欧洲最发达的地方起先是意大利，到后来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也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伦敦开始也有个金融中心，但是比较小。马德斌笑称，“我刚去伦敦的时候也不知道，我还特地去百度。”这个金融中心独立、自治，甚至有自己的警察，光荣革命后成立的苏格兰银行就坐落在哪里。后来随着大宪章的签订，这个“城中之城”的界限逐渐被模糊了，但它仍是英国的金融中心。 “欧洲金融中心的发展最早都是跟这些比较独立、自治的城市有关系，比如阿姆斯特丹。”马德斌解释道，光荣革命邀请荷兰国王执政，对英国经济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来政府发行公债没有一个有序的体制，你可以想象它可以把公债发给一个商人，当时不还就没有办法找他，”他说，“现在通过英格兰银行、国会，英格兰银行对公债保障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整个公债的二级市场，推动伦敦成为金融中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前是以政府公债为主，真正的股票市场非常非常少，公债市场的形成对金融市场的促进具有深远意义。 而在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英国金属货币供应基本上都是金属为主，银行成本非常少，到后来存款银行券大大增加，货币体系完全改变了。马德斌认为，以前经济盯住几个金属，后来金属引发出新的货币。没有金属货币数量上的增长，英国整个经济增长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货币供应不上，会产生通货紧缩的问题。 除了存款银行劵外，私人银行券形成公共租界的货币基础。私家银行既可以通过信誉来发行，也可以兑换成金银货币来发行。比如苏格兰，实行的就是自由银行体系。 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中，对国内银行界起到最大影响的是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有一个叫怡和洋行的分支，专营鸦片、丝绸、茶叶等业务，是亚洲最大的商行。汇丰银行也有苏格兰背景，公司在香港注册，完全模仿苏格兰银行。“苏格兰银行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它没有一个中央银行，但是靠自己私家银行的治理。”马德斌说，通过成立银行协会，对社会公开信息，银行有足够的储备保证纸币的信誉度。 战争爆发后，有大量难民涌入公共租界；另一方面，公共租界的繁荣也吸引了有钱人购房置业。公共租界最早由多国商人联合成立，小刀会起义之后，中国丧失对外侨居留地的控制。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包括日本人全部加入了租界，形成一个公共管理经营的体系。公共租界的政权也相对稳定，税收自己管理，自负盈亏。 承担管理职责的机构是工部局。工部局里面有一个纳税人大会，在西方的英国人只要缴纳足够税额，就有权选取这些工部局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再去雇佣庞大的政府机构。马德斌认为，公共租界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国家利益的延伸，而恰恰是当地的西方经济的延伸。最后它慢慢演化为西方的资产经营，包括议和银行、汇丰银行，他们的利益是和在中国的经营者站在一起的。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最先在中国发行纸币。“中国人不相信纸币了，结果发现西方银行将纸币拿过来就给你银元或者给你银两，它的承诺非常坚定。”马德斌说，通过一段时间在租界的推行，很多中国人相信纸币确实有它的道理。 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改革。实业家上海宝山县人张嘉敖模仿汇丰银行成立清政府户部银行，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一样，到了北洋政府的时候，财政各方面出现很大问题。因为这些银行发行纸币都是以白银作为储备，不能超发，否则兑换拿不出钱。北洋政府强制要求超发，张嘉敖巧妙利用在公共租界的优势，躲开了北洋政府的制裁。之后，将中国银行股份全部私营化，总部迁到上海，奠定了上海早期成为金融中心的基础。 在旧上海华洋混杂的年代，北爱尔兰人赫德把中国海关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国的海关体系“垮掉了”；帝国主义列强因为没有人收税，所以成立自己的海关。海关当时只是清政府的机构，后来变成独立的机构，它的税收变得非常稳定，不受干预，甚至形成整个中国当时国债市场一个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来源。 赫德之后，安格联成为继任者。安格联对海关担保的使用起到了最大的作用，包括旧中国政府的内债。海关同当时的国内经营局商量，把剩下的钱用作担保国内的内债，结果又将整个内债独立于政府之外。 南京政府初期时，中国的股债市场发展得更大，包括成立独立委员会、债权人持有会，这套体系保证了公债进行。“不管怎么说，从北洋政府开始，一直到南京政府初期，整个公债市场发展还是非常健康的。”马德斌表示，上海当时公债的交易量也非常活跃，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易。 公债后来被作为发行纸币的重要抵押，对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公债是最大的证券行业，整个银行业通过现代银行协会联系起来，跟政府有很多交涉，每次政府出现任何不还或者任何危机的时候，都用这个手段干预政府经营问题。后来蒋介石撕毁承诺，金融市场全部垮掉，面临崩溃的局面。 “上海当时的金融建设很重要的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制度，今天也许没有直接的意义，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值得借鉴和考虑的。”马德斌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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