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职责——让审判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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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波

对中国人来讲，律师属于“舶来品”。

律师起源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罗马时代，当时，罗马共和国以及罗马帝国正处于演变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制定了各种法律，其中有一项叫做“保护人制度”，就是保护人为被保护人进行诉讼代理的法律制度。

为了研究、使用这些法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研究法律的“保护人”，他们即能够与行政法官们进行交流，提供自己的法律意见；又能为百姓们提供法律服务，并且能够代替百姓参与诉讼。

由于这些人对社会的稳定有益，罗马皇帝就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大教侣”这种可以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

于是，专业律师应运而生。

当时古罗马的法庭是怎样的，律师又是如何给人辩护的？在当时，能够起用这种制度，还能有一种诸如律师的“大教侣”，专门跟法官们对着干，当面辩论法律问题，对那些犯了罪的人，有职业人给他们辩护，按照法律规定，来定罪、定刑、量刑，以确保犯人的合法权利。

可惜的是，当时中国与世界交流不多，中国人没有把这种职业引进来，以至于把皇帝们都宠坏了，想杀谁就杀谁，多少人被冤枉而死，如韩信、晁错、岳飞、袁崇焕、谭嗣同等人，那时候，倘有律师制度的话，或许这些英雄们也不至于致命，造成千年冤案，让他们死不瞑目。

中国引进律师这一职业比较晚，清末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出现了许多“租界”，外国律师屡屡出现在租界里活动，渐渐地，还会在中国法庭担任辩护人。

在外国这种法律文化的影响下，1910年，大清政府出台了《大清刑事诉讼律》，终于有了律师参与诉讼的规定。可由于这种新思想与中国当时的法制以及儒学相悖，大清的律师制度还没有能够完全彻底地执行，大清政府就一命归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律师才渐渐进入兴盛时期。那时候，出现过有名的律师，曹汝霖、章士钊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律师。

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是在文革后的1979年。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有印象，在那场红色风景中，人们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完全退化，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在对待刑事犯罪方面，人们还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态度，而对律师这种新生事物，心中仍然还是当成洪水猛兽一般对待。

记得1984年，我们区发生一起抢劫案，案件是在公园里，照相馆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给游客照相时，突然，被一青年抢去了相机，就在青年朝公园外逃跑时，被其他工作人员制服、捉获。当时恰逢严打，抢劫的青年被判徒刑5年，青年不服判决，特意从北京请来了律师，上诉到市中院，当时，这案子有些轰动，而律师在法庭上辩护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为了这起案子，法院发出公告，这起案子不但要公开审理，而且还有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这无疑于一颗炸弹，整个市里爆炸了。开庭那天，法庭上挤满了人，人们争先恐后，以求先睹为快。

法庭开庭，原告一方由检察官组成，被告方的辩护，则由从北京请来的律师担当。开庭之初，双方便唇枪舌剑展开了辩论，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影视剧里面的争辩。

论辩之时，法庭达到高潮，似乎成了控方跟律师的舞台，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检方认为，被告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实行抢劫，影响极坏，必须予以严惩。律师则认为，犯罪嫌疑人虽说抢了相机，却没有使用暴力、胁迫的手段，在法律上，暴力应该是采用武力、人身攻击等手段；胁迫是威胁、强迫，被告没有使用这种暴力或是胁迫，按抢劫罪来判决，是适用法律不当。

我那时候小，不懂得法律，只知道坏人就应该判刑。

然而，这位律师是北京来的，见过大场面，口才又好，面对法庭，侃侃而谈，给人以舌战群儒的快感，猛然间，我有种冲动，幻想着将来要学好法律，当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律师。

法庭上，给犯罪嫌疑定性的辩论几乎已经完成，又开始对量刑展开了辩论。律师乘胜追击，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摆观点，讲事实，论法律条文，指出这种抢劫，数目极小，况且被告认罪态度较好，又没有给社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建议无罪释放。

律师的辩护词太精彩了，以致于赢得阵阵掌声。虽说后来二审改判青年人1年徒刑。通过这件事，不能不说，青年人能够被改判，律师的作用毋庸置疑。也让大家认识了律师这个新的职业。

当年针对律师这个新生职业，人们也是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坏人抢东西就应该判刑，怎么可以给坏人辩护呢？如果是杀人犯，难道也能辩护无罪吗？

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杀人犯同样能够辩护无罪。要紧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就是律师的任务。”这是对“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句话最大的巅覆。从法律角度看问题，欠债不一定还钱，杀人也不一定偿命。

越来越多的律师活跃在法律这个大舞台上，所以，律师这种职业，也造成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很容易让人把律师当成生活中的反派人物。

当然，律师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在他们的罪行面前，感觉到心服口服。

萧乾是一个红色作家，是曾经奔赴二战的中国战地记者。对于纽伦堡审判的结果，他感到有些不解，面对那些杀人如麻的战犯，动用了千万美元的资金，1000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上百个专家证人做鉴定，每个纳粹战犯都指定了法律援助，然而，审判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三分之一的人被判无罪，萧乾感到有些太善待这些战犯了。

无论萧乾的自我感觉怎么样，历史车轮总是在滚滚向前。许多年之后，萧乾在反右以及文革中数次被打倒，他才“醒悟”，许多当时被认定有罪的，多少年后，却发现错了，经不住时间的检验。

而恰恰是纽伦堡审判，其“本身就是本极好的历史教科书”，萧乾终于明白了。

这大概就是律师的历史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