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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行至隋唐时期，已进入鼎盛阶段。隋朝的统治时期虽然短暂，但其楷书书法的成就不可小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便我们不钻研学习书法也会略有耳闻，这就是王羲之“永字八法”的确立。 关于“永字八法”的产生，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王羲之曾到天台山，被美丽风景深深吸引的他，索性暂住在了天台山顶。当他整日里欣赏日出奇观，眺望云涛雾海，久而久之，竟得到书法灵感。于是他不知疲倦的练习着，直至深夜。这一日，他练字到半夜，疲惫不堪，昏昏睡去。朦胧中，有一位老人在梦中向他走来，并笑呵呵地肯定着他的勤奋，又传授给他一个写书法的秘诀。王羲之醒来后，发现手中是一个“永”字，恍然大悟后更加勤奋练习。于是乎，书法技艺更加高妙。 故事虽然是传说，但王羲之的刻苦勤奋却是尽人皆知的。这“永字八法”传至隋朝，传到了智永和尚的手中。知其缘由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智永俗家姓名为王法极，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虽生卒年早已不可考，但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颇有其先祖的风采。为此，很多读书人都来向他请教，以至于其住所门槛都被踩破，不得已换“铁皮”包裹。其实，智永禅师的书法造诣也并非天生，先祖血脉中留给他最重要的基因，当是勤奋刻苦吧。 智永的代表作为《真草千字文》，他先后写了800多本分送各地僧人。从这一作品来看：起笔时，锋芒毕露，斩钉截铁；收笔时圆润含蓄，深沉内敛；字体工整严谨，笔法生动活泼，颇有韵味；结构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为此，有人甚至认为，书法作品从王羲之开始，至隋朝智永，是最优秀的集大成者。毕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可算作楷书的发展与成熟阶段，但还是摆脱不了“隶书”的痕迹；至隋代智永，不仅完全摆脱了魏碑的隶书意味，更完善了“王派”楷书的风骨。不由得想再次感叹：隋朝虽然短暂，但却如此辉煌；唐朝若没有隋朝奠基，恐怕也很难呈现盛世局面啊！ 禅师之外，隋朝楷书也不乏碑刻代表作，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现藏于河北正定龙兴寺内的《龙藏寺碑》，以及清朝嘉庆年间出土于陕西清平县的《董美人墓志》。 《龙藏寺碑》是隋开皇六年时雕刻，共30行，每行50字。“开皇”，是隋朝开国之君杨坚的年号。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将其收录在自己的金石著作《集古录》中。《龙藏寺碑》记载了隆兴寺的建造过程，这使得它具有了较高的史料价值；王国维曾评价它“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足可见其在书法艺术上的承上启下之功。 《董美人墓志》则是隋文帝杨坚的第四个儿子蜀王杨秀为纪念自己的爱妾董氏亡故而作。从字体来看，以方笔为主，方圆并用；起笔时方正而有棱角，转笔处外方内圆。其布局平正有序，疏密有度，精致含蓄的同时，给人秀雅婉约之感。难怪自唐初以来，就被众多书法家所推崇。 虽皆为同期楷书代表作，但二者的风格意境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龙藏寺碑》沉静肃穆，稳重大气之外，兼有“世事洞明”之感；《董美人墓志》则多少还保留着一些魏碑楷书的特点，用笔方圆结合，厚实遒劲与秀美挺拔兼而有之。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的风格发展极为多样，至隋朝，风格已经基本统一；至于后来唐朝初期的楷书，则在此基础上更为定型。书法家们几乎都按照同一派别在发展，这就是“王派”楷书。唐初最具代表性的楷书书法家，当属虞世南。 虞世南，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其政治地位可见一斑。他先后经历了南朝陈与隋朝，进入唐朝为官时已年过六十。后人将其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成为“唐初四大书法家”，其书法老师便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永禅师。勤学苦练的虞世南，深得王派楷书的精髓，清朝人在评价他的书法成就时盛赞：“虞世南《庙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师。”这里的《庙堂碑》，就是虞世南的六十九岁时书写的代表作《孔子庙堂碑》。 为孔子书写《庙堂碑》的有很多人，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有虞世南。碑文书写于唐武德九年，是初唐楷书碑刻的经典之作。碑文记述了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重修孔庙以及分封孔子第三十三世孙孔德伦为襃圣侯的盛事。从书法的角度来看，笔法粗细均匀，浑厚有力；端庄静穆，稳健从容；精致柔美，干净疏朗；给人优美体验的同时，更有着祥和宁静之感。无怪乎清末明初杰出的金石文字学家、书法艺术家杨守敬用四个字评价其书法造诣——风神凝远。 同为“初唐四杰”的欧阳询，其少年命运堪称多舛。自幼父母双亡，全赖他人收养，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据说欧阳询练习书法极为用功，看到好的碑刻会不眠不休地反复观摩、研究，甚至几天几夜都不回家。起初，欧阳询以王派书法为师，反复练习；后逐渐形成自己的书风特点。其风格刚劲有力，清爽疏朗，整齐有序。其代表作《九成宫碑》，被称为唐初楷书的最高典范，兼具王派楷书的清丽秀雅与魏碑的棱角分明。当时唐高祖李渊就曾说过：“想不到欧阳询书法都传到高丽国”，高丽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足可见欧阳询的书法艺术在当时传布之广，影响之深远。 初唐四杰之三的褚遂良，近取虞世南与欧阳询书法之精髓，远师魏碑汉隶之变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有《倪宽赞》，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笔法书风上来看，活泼清丽，变化有序。有人认为笔法有些夸张，其实倒不如看作是风度翩翩，不受约束之态。当然，褚遂良的这种“夸张”风度，在有些时候表现得过于突出，雕琢与轻浮的痕迹就有些明显了。 初唐四杰中的最后一位薛稷，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其书法堪称前三人的继承与发展。虽师法前三杰，但也有侧重：欧阳询、虞世南为基础，褚遂良为特色，并进一步突出了褚遂良笔意婉美劲瘦的风格。晚唐书法大家柳公权的“柳体”以及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都可从薛稷的书法作品中看出端倪。 我们常说，物质基础与文化思想是会相互影响的，放在书法风格的形成上也分毫不差。隋朝的代表作皆出自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位时的创作，初唐的作品皆出自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这两位皇帝其他不必说，至少在厉行节约上是不谋而合的。为此我们就看到，无论是隋朝还是初唐，其作品讲究法度的同时，更端庄清丽，瘦劲坚韧，不得不说，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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