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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字的重要性，从古至今都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人们早已达成共识：若没有文字，就根本不会有中华文明的上下五千年。至于说到汉字造字理论的发展，其实从古至今也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即便有，也不过是一些概念的微调。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叹汉字的严谨性与逻辑性了。 当然，争议虽不多，但学者们围绕“六书”，也还是先后从不同角度进行了 探索研究，从而也针对“六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看法。——研究性学习，这是我们古人最擅长的事情。比如，南唐时期的大小徐。 大小徐，即徐铉徐锴兄弟，二人在前后校订《说文解字》的基础上，不仅留下了“大徐本”与“小徐本”的《说文解字》，也留下了“六书三耦”的理论。从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对“六书”理论的进一步解读；其主要的提出者，是大小徐中的小徐，徐锴。 “六书三耦”，顾名思义，就是将六书重新组合，分为三组。如果说许慎及之前诸位研究“六书”的学者是将其放在一个平面来进行审视的话，徐锴则仿佛有“3D”视角，对“六书”进行新的审视。在徐锴看来，“六书”可以重新分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象形&指事 徐锴认为，象形与指事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内容进行描绘；二者的区别之处在于： 象形所描绘的事物，如日月等，都是相对比较具体的的存在； 指事则略有不同，是对抽象概念的描画，比如上下，客观存在但又不是具体可感。 第二组，会意&形声 我们常说会心一笑，亦或心有灵犀，不外乎是不需要语言便可心领神会彼此的言外之意。会意，正有此意。如此看来，会意字至少会有两个部分组成——未必一定是独立成字的两个部分。徐锴认为，运用“会意”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往往表达的是比较复杂和抽象的概念。至于和“会意”分到一组的形声，表达的往往是比较具体的事物。 其实汉字中还有一类字，我们称之为“会意兼形声”，指的是一个字同时具备两类造字法的精髓，比如“婢”，“女”是形旁，是基本属性的归类；“卑”是声旁，表达的是读音。同时，“卑”又不仅是声旁，有自己的含义；合而言之，表示卑微的女子，自然就是古代所说的“婢女”。 第三组，转注和假借 相较于前两组那四类造字方法，这一组的两类，是相对陌生且较难判断的。自从“六书”理论诞生后，关于前四种的争议基本上没有，或许会微调名称，但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属于造字法；但关于“转注”和“假借”的争议，却伴随始终，直到现在。另外，很多人认为，这两种不属于造字之法，而应该属于用字之法，故此也就有了后世“六书”的“四体两用”之说。 “转注”与“假借”，其实还是有着相对严格的区别的。 对于“转注”而言，其内核是同一含义多个文字并用，比如与“老”相关的字，我们常常称呼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为“耄[mào]耋[dié]之年”，这其中的“耄耋”，皆具有“老”的含义。 至于“假借”，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也不陌生，毕竟中学时代都学过文言文。 “假借”的本质，就是同一个字用在不同的地方——彼此之间在词义上没有丝毫的关系。比如说《鸿门宴》里有一句：“旦日不可不蚤来见项王”，原文中“蚤”，其实就是借来表示“早”的含义。众所周知，“蚤”不过是跳蚤之义，与“早”，有着天差地别。 不可否认，徐锴“六书三耦”的基础，仍是经由许慎整理发挥的“六书”理论，并未能彻底摆脱“六书”而另辟蹊径；但运用多维视角来看待“六书”乃至汉字的变化发展，对后世后人而言，功不可没。 徐锴之后，“六书”理论研究沉寂许久，一直到清王朝统治时期，才再次兴盛。究其主要原因，或许是因为宋明之际，朝廷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相对宽容的；但在清朝时期，兴起的文字狱不亚于是悬在读书人头顶随时会坠落的剑。加之考古发现不断增多，为当时盛行的考据之风又平添了更多佐证材料。如此，“六书”理论研究的“死灰复燃”，似乎就有了水到渠成的意味。其中，既不乏后世尊之为“说文四大家”的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也不乏对“六书”理论进行研究的戴震。前后两类，恰恰代表着文字学研究的两个方向，即：针对前代文字学专著的研究，以及针对文字造字理论的研究。既然是分享“六书”，我们就来看看戴震对“六书”理论的发挥。 徐锴的“六书三耦”，为后辈文字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戴震就是深得其中真味的研究者之一。结合传统“六书”理论及徐锴的“六书三耦”，戴震提出了自己的“四体二用”理论。 在充分肯定许慎“六书”理论的基础上，戴震敏锐地捕捉到汉字的一个显著特征——字形有限而表意无穷。据此，他提出了自己对“六书”的新解读。 在戴震看来，人们对世间万物的认识，不外乎两个角度：形与事（义）；这也是先民最初造字的依据，也就是象形字与指事字的由来。同时，在此基础上，又衍化出更为复杂的、合体的会意字和形声字。这四类，既是汉字产生的根本，也是最主要的造字方法。至于“转注”与“假借”，戴震认为并不是因为字形而获意，为此，只能算作是文字的使用方法，即用字之法。 尤其是“假借”。显而易见，“假借”并没有产生新的汉字，不过是用已有的汉字来表达与之几乎完全不相干的含义。为此，严格来讲，只能算作是用字之法。 很显然，相较于“六书三耦”，戴震的“四体两用”，有了更大突破：如果说诸多前辈学者陷于文字之中，无法对奉若圭臬的“六书”理论提出更多异议；戴震则站在文字之上，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解决着汉字形体的有限性与汉字表意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 纵观“六书”理论的历史发展，清代之前，无论研究者如何变更，“六书”始终都保持着总数的不变；但到了近代，裘锡圭、唐兰、陈梦家等人都根据自己的多年研究提出了“三书说”的理论。笔者作为唐兰先生一门弟子（笔者导师的导师的老师，正是唐兰先生），先来阐述一下唐兰关于“三书”的解读。 相较于传统的“六书”理论，唐兰将造字之法归并为“三书”，即：象形，象意，形声。 目前已存在于我们字库中的汉字，都可以归入这三类。对于任何一个汉字而言，形音义，至少会占据其一。唐兰的“三书”理论，旨在消除“六书”中各造字法之间混淆不清的边界，在文字学界的影响很大。 唐兰之外，裘锡圭与陈梦家也在“六书”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虽然仍称之为“三书”说，但内容却迥然不同。 陈梦家认为，所谓的“三书”，应是象形、假借、形声。 其中，因假借之法而创造的汉字应为基本类型，汉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假借”为主的发展阶段。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假借”不同，陈梦家认为，假借虽然没有产生新的字形，但却产生了新的含义——相较于固有含义，新产生的义项结合文字形体，也当算作是新创造出的字体。另外，陈梦家认为，象形与象意，归根结底都是象形，不过一个是具象，一个是抽象罢了。 在唐兰与陈梦家研究的基础上，裘锡圭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表意，假借，形声。 不难发现，他认为“象形”不够准确，将其更名为“表意”。故此，汉字按照造字法，可以分为：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针对表意字的庞大体系，裘锡圭根据表达事物种类的不同，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在“六书”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对汉字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从甲骨文到简体字，“六书” 让我们看到了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曾如一盘散沙的汉字 在“六书”造字理论的引领下 形成了规范严谨的体系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兴事物 “六书”指导着人们 创造新的汉字来记录表达 …… 坦白说，即便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辅助之下，古人的智慧，也足以令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旁的不说，单就“六书”这穿越千年至今仍生机勃勃的理性思考，考量当下一时一地传布甚广的内容，莫说几千年，恐怕几年后就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不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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