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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凯: 谈书法创作中的哲学意蕴(中)

 timtxu 2021-03-28
刘金凯: 谈书法创作中的哲学意蕴(中)

笔者:您谈到书法家应当具备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思辨能力,应当具备透析矛盾和达成对立统一的能力。这些在书法创作中居于何种地位呢?

金凯:哲学为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多年的书法实践和学术思考告诉我们,凡是历史上的书法经典和传世书论,每幅每篇都闪烁着哲人的思辩智慧。书法中的轻与重,疾与缓,强与弱,顿与挫,提与按,正与欹,以及浓淡、干湿、刚柔、动静、方圆等等,无不贯穿着辩证关系和对立统一观点。就创作而言,是否能够处理好一系列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否能够辩证地、联系地、全面地,而不是机械地、孤立地、片面地运用这些基本法则,这是区分成熟书家与非成熟书家的重要标志。试想,如果看到一幅写的过分工整、艺术含量平平淡淡的作品时,往往是一扫而过,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相反,当你看到一幅跌宕起伏充满矛盾而又能够化险为夷、充满激情的作品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驻足痴望,舍不得离去。这就是书法艺术的哲学魅力。

笔者:主流哲学,对主流审美包括对书法的走向起到了哪些导向性影响呢?

金凯:以魏晋南北朝为例,这400年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最纷乱的时期,然而就意识形态而言,它也是史上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儒、释、道对社会产生着交织性影响,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此间,道学曾对佛学进行了选择性扬弃,对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等问题从哲学角度进行了新的阐释,产生了新的唯物史观,继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主流意识——玄学。当代著名学者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而晋人的书法是“被解放”的一种哲学表现“。在社会混乱的背景下,在主流意识的哲学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更加崇尚自然和自由,更加追寻简约与超然。这一点,从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等经典中,足以领略晋人的的哲学主流所产生的审美态度。

笔者:魏晋之后,也曾出现过一些试图改变书法“中和之美”走向的现象,但在徘徊、碰撞、尝试之后,为什么多以回归“中和之美为主流呢?

金凯:“中”与“和”是一种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矛盾平衡状态。儒家美学的核心是“中庸”“中和”,不用赘述。老子也讲“和”。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讲的都是对立统一观点。从书法角度说,“中和之美”就是对书法中若干矛盾的平衡,是“度”的把握。王羲之在《笔势论》中认为,一旦打破平衡,打破中和,人们就会变得以美为丑了。因此,无论是他的书法,还是他的书论,均堪称中和之美的典范。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历史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本质上是对中和美学的推崇,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社会审美的主流取向。

笔者:曾经由于佛教的盛行,推动了“写经体”、碑刻、摩崖石刻的大量涌现。如何看待佛教对书法产生的影响呢?

金凯:赵朴初先生曾经讲,如果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历史地看,由于佛教的广泛盛行,对书法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书法艺术的表现更加广泛,更加多彩。大家知道,历史上诸多佛家都是书法大家,如智永、怀素、弘一法师等。佛家认为,书禅同趣,书禅一味。强调的是感悟、修行、洗礼。佛教讲的“平常心是道”,与书学上的观点是相通的。比如,“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书学的重要观点,本质上与“平常心是道”一脉相承,都在强调“返璞归真”。弘一法师曾经讲:“不完整的形式和有缺陷的事实,更能表达内心的真实存在。”傅山也曾经针对“过于雕琢”、“过于俗媚”的书风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美学观点。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傅山讲的“拙、丑、支离、直率”,是针对“巧、媚、轻滑、安排”而言的,核心是在倡导“归真”、丢弃“俗媚”。这一点需要完整理解,谨防误读误解,切不可把“丑陋”、“怪诞”“拙劣”等同于“返璞归真”与创新。如果这样,就完全扭曲了先贤们的本意,就会把书法艺术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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