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特瑙山上海德格尔的小木屋 1960年代，诗人保罗·策兰在给朋友汉斯·本德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技艺意味着手工，是一件手的劳作。这些手必须属于一个具体的人，等等。一个独特的、人的灵魂以它的声音和沉默摸索着它的路。只有真实的手才写真实的诗。在握手与一首诗之间，我看不出有本质的区别。”把“诗”和“手”放在一起谈论，这种方式深得海德格尔哲学的精髓。 马丁·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889年出生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海德格尔曾经以成为神职人员为目标，后来却“阴差阳错”走上了哲思之路。1918年，海德格尔成为胡塞尔的助教，在胡塞尔指导下学习现象学，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了使他声名鹊起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上世纪二十年代，魏玛共和国在右翼势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纳粹党慢慢登上了彼时德国的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犹运动，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却在1933年加入德国纳粹党，并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发表了大量的纳粹言论。一个本该被视为智慧代理人的哲学家，却走上了通往“叙拉古”的道路。 海德格尔哲学前期和后期存在一个重要的转向，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问题出发点是“此在”（Dasein），关注“此在的存在”，也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本身”此时隐而不显。到了后期，“存在本身”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真理”来自于“存在的召唤”，具体的方法是“艺术”和“诗”。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存在主义“改造”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此在”的解释学出发，哲学被定义为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的根乃是“实际生活经验”，解释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实际生活经验”显示出来，“存在论的解释学”意味着生活经验本身是可理解的，“实际生活经验”是非对象的、潜伏着的、发生着的生活境遇，它给“人”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这个“人”不是主体，而是一种境遇化的，完全投入实际生活经验的一个“人”。  马丁·海德格尔 德国哲学家 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恰恰是对《存在与时间》的“内在的批判”，解析“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史，唤起非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这种历史化的视角，意味着遗忘之前有一个“无蔽”的时期，海德格尔认为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存在本身”无蔽而彰显，要回到这个开端，必须从“哲学”转向“思想”，“形而上学”代表了一种“表象性思维”，“表象”（Vorstellen）就是把一切都设立为“对象”，主客分离，而“思”则是非对象性的，“思”要求一种生存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向着物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具有根基性，与大地归为一体，人可以从大地那里能够获得一种稳固根基的持存状态。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自从柏拉图宣布将诗人逐出城邦后，哲学家和诗人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海德格尔认为正是柏拉图终结了“思”的第一个开端，开始了哲学的开端，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他那里，形而上学走上了自身的极端，趋于终结。荷尔德林等诗人重新发现了被遗忘的“存在本身”，诗人们开启了“思”的开端。 近代风起云涌的哲学革命之前，哲学被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是在一个相当宽泛的意义上谈论哲学的，“哲学”来自于古希腊的“Sophia”（智慧）观念，不仅指对各事物本质和内在关系的认识，也指把这种认识运用于理论和实践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是形而上学，也是认识论，既是“理论科学”（数学、物理学），也是“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近代以来，各门学科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形成新的学科，古老的哲学需要重新定位，这个任务在康德那里被完成了，康德将哲学的任务的规定为“批判”（Kritik），在德语中，批判不仅有批评之意，也有反思和审查的意思。康德继承笛卡尔以降的理论主义传统，他的理性批判规划带有强烈的“奠基”色彩，康德把哲学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他不仅在理论（科学）方面强调哲学的重要性，也赋予了哲学对实践（智慧）的重要性。康德将“哲学”视为对“智慧”的“爱”，这隐含了向科学和智慧不断趋近，却永远无法到达的意思，他无意中加速了当时已经处在分裂之中的“精神”的统一性。  伊曼努尔·康德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随着“科学”和“智慧”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古典时期精神的完整性宣告破碎，“价值”和“事实”一经分离，便再也无法弥合。 康德之后登上思想战场的是德国浪漫派，原初统一性的丧失成为了时代的难题，对荷尔德林而言，回到“故乡”也就重新回到了原初的统一性，这条路不在哲学之中，而在艺术和诗歌中，荷尔德林说：“哲学，这门科学的冷峻的崇高跟诗有什么关系呢?我有把握地说，诗是这门科学的开端和终结。正如米涅瓦出自朱庇特的头脑，它也是出自一个无限的神性的存在的诗。到最后，在诗的里面，不可调和的东西重新汇聚在诗的充满秘密的源泉里。” 通过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发现了诗歌，在非形而上学的“诗”与“思”中，保罗·策兰注定要与海德格尔“相遇”。  保罗·策兰 继里尔克之后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保罗·策兰并非诗人原名，诗人原名保罗·安切尔，1920年出生于布科维纳的切尔诺维茨，1918年之前，这里是奥匈帝国的领土，帝国解体后，此地变成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保罗·安切尔出生在一个德裔犹太人家庭，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德语、罗马尼亚语和希伯来语的教育。1941年，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切尔诺维茨的犹太人被赶入隔离区，不久便遭到驱逐，安切尔的父母被关进了集中营，双双死在里面，母亲因不能劳动被一颗子弹射穿了头部，他在诗歌《冬》中写道：   下雪了，妈妈，雪落在乌克兰： 救世主的光环是万千颗粒的愁苦。 在这里，我的泪水够不到你。 往日的招手只留下那默默傲世的一别…… 我们就要死去：棚屋你何不眠？ 这风，也像被驱赶者那样逃散…… 是他们吗，那些在炉渣中冰凉的人—— 心旌飘飘，臂是烛台？ 我在黑暗中依然故我： 柔能解愁，刚则断肠？ 我的星辰中有一架洪亮的竖琴， 琴弦生风，直到根根扯断…… 弦上偶尔悬着一朵时光玫瑰。 正在熄灭。一朵。永远的一朵…… 那会是什么呢，妈妈：成长还是创伤—— 是否我也陷进了乌克兰的积雪？   二战期间，安切尔在轴心国的同盟罗马尼亚从事强迫性劳动，1944年这里被苏联解放，安切尔在布加勒斯特做了编辑和翻译，此时他使用了笔名策兰（Celan），Celan是诗人姓氏Ancel的罗马尼亚拼法相同字母的异序词。1947年，策兰偷偷离开斯大林铁幕统治下的东欧来到维也纳，他从这里转往巴黎，在巴黎高师谋得一个德语讲师的职位。策兰为人低调、谦逊和内向，他当时已经是欧洲很有名的德语诗人了，但在巴黎高师并不为人所知。策兰的同事，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回忆过一件关于策兰的事，在一次学院院长的行政会议上，院长的致辞表明他不知道策兰是谁，德里达的一个德语同事对院长说：“但是，先生，您知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语言教师是现存于世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  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 集中营的经历让策兰和海德格尔间接的同“死亡”产生了联系，一个是间接的承受者，一个是间接的实施者，这种的对立，策兰在《死亡赋格》中用低沉的语调“尖叫”道：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它 我们在正午喝在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墓那里不拥挤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他玩着他的蛇他书写 他写着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呀 玛格丽特 他写着步出门外而群星照耀他 他打着呼哨就唤出他的狼狗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犹太人在地上让他们掘个坟墓 他命令我们开始表演跳舞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早上喝在正午喝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住在屋子里的男人他玩着蟒蛇他书写 他写着黄昏降临到德国他的金色头发呀 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呀苏拉米斯我们在风中 掘个坟那里不拥挤 他叫道到地里更深地挖你们这些人你们另一些 现在喝呀表演呀 他抓去腰带上的枪他挥舞着它他的眼睛 是蓝色的 更深地挖呀你们这些人用你们的铁锹你们另一些 继续给我跳舞 清晨的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正午喝我们在早上喝我们在傍晚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住在那屋子里的男人你的金发呀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呀苏拉米斯他玩着蟒蛇 他叫道更甜蜜地和死亡玩吧死亡是从德国来的大师 他叫道更低沉一些现在拉你们的琴尔后你们就会 化为烟雾升在空中 尔后在云彩里你们就有一个坟你们不拥挤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在正午喝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他用子弹射你他射得很准 住在那屋子里的男人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他派出他的狼狗扑向我们他赠给我们一个空中的坟墓 他玩着蟒蛇做着美梦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 玛格丽特是德国文豪歌德《浮士德》中的女主角，苏拉米斯则是希伯来圣经《雅歌》中的女主角，德国人和犹太人，这在战后一直困扰着策兰。策兰以德语来创作他的诗歌，德语对策兰而言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同时是母语和杀人者的语言，使用这种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德里达在讨论母语时说：“母语既是负载我们的居所，又是为我们所负载的房子，从生到死，永远无法摆脱。” 1951年，策兰开始接触海德格尔，阅读过程中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批注。在海德格尔那里，自荷尔德林、里尔克和特拉克尔后，策兰成了他最欣赏的诗人，他向策兰赠送了自己的十多种著作，并亲自安排策兰的诗歌诵读会。詹姆斯·K·林恩在《策兰与海德格尔》一书中认为两者之间有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这场对话是在两者并未作出任何交流和沟通的情况下做出的，林恩指出策兰在没有阅读海德格尔之前，已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海德格尔了。双方在对方的显现中找到了自身的共鸣，海德格尔对存在之澄明，语言的运行方式的关注，使得策兰找到了自己诗歌的合法性，海德格尔则在策兰的诗歌中找到了“诗所道说的东西中去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诗启示思的产生，思是诗意之思。 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使策兰保持着与这位哲学家在认知上的差异，“死亡”是他们对话的核心，这关乎“大屠杀”和“见证”，“见证”是海德格尔一直回避的话题。 西奥多·阿多诺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 阿多诺曾言道：“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阿甘本认为这句话讨论是见证的不可能性问题，也就是诗歌、语言的不可交流性问题。从词源上说，拉丁语中有两个词与见证(witness)有关，一个是testis，这个词是指在法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那个人，即第三方。另一个是superstes，指一个活过了某事件的人，即从头到尾经历了一个事因此可以作见证的人，也就是幸存者。这样，幸存者的见证就有了逻辑上(就见证而言)和语言上(就证言而言)的不可能性。一方面，由于幸存者卷入了事件，他就不是第三方，不具有法律要求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的证言不是对于现实中所发生事件的体验，而是对于过去事件的记忆和回忆，是一种不在场的语言表达。阿甘本没有否定幸存者的努力，只是从逻辑和语言上指出了“见证”的不可能性。 米歇尔·福柯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 福柯在《词与物》中分析了表象的确立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认识论领域的事，在非认知层面，则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这时候，人作为表象之物，赤裸裸的呈现在毁灭意识的威胁下。通过阿甘本的分析我们知道，奥斯维辛使得对“死亡”的表象变得不再可能。 这种不可能性恰恰赋予了见证与诗歌的可能性，策兰诗歌的独特性在于他所传达出的一种沉默，伽达默尔认为策兰晚期的诗歌中越来越传达出一种“词语中的寂静的死寂”，这种沉默不是指诗歌不可言说，而是说诗歌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对声音的描摹，词语失去意义，语言也就无法交流。 海德格尔反对将“语言”单纯视作人类功能的说话，对语言本质的探求要将“语言”从认识论的语言观中拯救出来，还原语言的存在论意义。海德格尔将语言看作存在的居所，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说：“语言之本质现身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道说是存在之说话，显现在诗中，世界在道说的“澄明着”和“掩蔽着”之际被“端呈”。思与诗是道说的两种方式，思不是追问，而是一种自行道说，是对允诺的倾听，诗是纯粹所说，是一种道说。“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海德格尔曾举例说，一个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说话，但绝不是道说，与之相反，某人可以不说话，在沉默中却道说了许多。 在沉默中道说，阿多诺敏锐捕捉到了策兰诗歌中的这种意义： “策兰的诗歌充满了羞愧感，那是因为艺术在面对痛苦之时，既无法在经验上加以把握，又无法使之升华为崇高。他的诗歌试图通过沉默来言说最极端的恐怖感，从而使那些诗歌的真正内容转化为否定性的。它们模仿一种潜藏在人类的无能为力的唠叨之下的语言，甚至是一种潜藏在有机生命层次之下的语言：这是属于石头和星星的死语言。当有机生命的最后残留被抹除之后，本雅明在波德莱尔那里发现的东西，即其诗歌中光晕之消失，便在策兰诗歌中得到了表现。他在字斟句酌上的极端做法和他的唠叨之声混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伟大的诗人。” 面对策兰的诗歌，阿多诺收回了当初的话，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说：“长久的受难有权利表达，就像一个受折磨者必须喊叫一样；这样，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应该再写诗可能错了。” 奥斯维辛之后，诗人和哲学家间的这场“隐匿的对话”，深刻的改写了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生态，对不可见证的历史创伤的表达，不再以词对物的直接抵达为目的，转而致力于揭示拉康“象征界”的符号意指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言说主体在创伤面前的失语状态，这也是策兰诗歌的独特性所在。 乔治·阿甘本 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并于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 1967年，策兰第二次来到柏林，第一次经过柏林是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那一晚，党卫军和纳粹分子疯狂的捣毁犹太人的商店，焚烧犹太人的教堂，在安哈尔特火车站，策兰目睹了这一切。这次策兰“故地重游”，安哈尔特火车站已经在战火中被毁，只留下正面支撑在那里，策兰在朋友带领下参观柏林，路过了“伊甸园”公寓，当年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左翼政治家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这里被残忍杀害，在当局对凶手的所谓“审判”中，当法官问及李卜克内西是否已死了时，证人的回答是“李卜克内西已被子弹洞穿得像一道筛子”；当问及罗莎·卢森堡的情况时，凶手之一、一个名叫荣格的士兵这样回答：“这个老母猪已经在河里游了”！ 策兰在《你躺在》中写道： 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 被灌木围绕，被雪。 去狂欢，去哈韦尔河， 去看屠夫的钩子， 那红色的被钉住的苹果 来自瑞典—— 现在满载礼物的桌子拉近了， 它围绕着一个伊甸园—— 那男人现在成了筛子，那女人 母猪，不得不在水中挣扎， 为她自己，不为任何人，为每一个人—— 护城河不会溅出任何声音。 没有什么 停下脚步。 库切在《保罗·策兰和他的译者》一文开篇就提到了这首诗，他指出：“策兰顶住了要求他成为一个把大屠杀升华为某种更高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诗’的诗人的压力，顶住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把理想的诗歌视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审美对象的正统批评，坚持实践真正的艺术，一种'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的艺术；它命名，它确认，它试图测度已知的和可能的领域。”把刽子手和杀人犯的语言不经修饰，直接黏合在诗歌中，“筛子”和“母猪”显示出了诗歌的力量。不需要太多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诗歌在“沉默”的“尖叫”。 约翰·马尔克斯·库切，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策兰一直避免使用“大屠杀”一词，在他看来，类似的词似乎暗示日常语言有能力说出它向其作出姿势的事物，进而限定并掌握该事物。在一次公开演说中，策兰说：“在那些丧失之中依然保存着一样东西：语言。它，这语言，依然没有丧失，没错，尽管发生那么多事情。但它却必须经受自己的无言以对，经受可怕的缄默，经受招来死亡的语言的千百个黑暗。它经受却无法说出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它经受事情的发生。经受而仍能再次显露，被这一切所'丰富’。” 这一年七月份，策兰应海德格尔的邀请，拜访了他在弗莱堡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回到巴黎后，策兰写了一首名为《托特瑙山》的诗： 金车草，小米叶， 从井中汲来的泉水覆盖着星粒。 在小木屋里， 题赠簿里—谁的名字留在我的前面？ —， 那字行撰写在簿里，带着 希望，今天， 一个思者的走来之语存于心中， 森林草地，不平整， 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 生疏之物，后来，在途中， 变得清楚， 那个接送我们的人， 也在倾听， 这走到半途的圆木小径在高沼地里， 非常潮湿。 “圆木小径”是海德格尔一本小册子的名字，通往圆木小径意味着对话和和解，这条小径“非常潮湿”，非常困难。 1970年4月20日，犹太教逾越节当天，策兰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一跃而下，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荷尔德林传》，在翻开的那一页，策兰划下了这句话：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 故事好像结束了，一首诗有可能在韵律上“结束”了，意义上却还没有“结束”。 “是石头决定开花的时候。” 编辑：孔舒越、罗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