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李玉奇论治胃肠病

●国医大师李玉奇

辽宁中医药大学李玉奇教授擅治脾胃病，在遣方用药方面颇具特色，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表现在善用黄芪治脾胃，重视脾胃升降，注重存津液保胃气，强调量效关系四个方面。

1.善用黄芪，随病巧投出新方
黄芪味甘性微温，能够补气升阳，益卫固表，托毒生肌，利水消肿，素有“补气诸药之最”的美称，善治肺脾气虚、卫表不固和中气下陷等证。李师对各种脾胃病，凡显脾胃气虚证者皆重用之，并针对不同胃病，予以巧妙配伍。如：

配伍柴胡、升麻、枳壳、苦参、黄连以益胃升阳，升清降浊用于治疗浅表性胃炎；

配伍天冬、莪术、桃仁、白花蛇舌草以益气养阴，祛腐生新可治疗萎缩性胃炎；

配伍石斛、知母、桃仁、鳖甲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用以治疗浅表萎缩性胃炎；

佐炮姜、小茴香、白及、海螵蛸、煅瓦楞以温胃弥疡，逐腐祛瘀则可治消化性溃疡。另治其他杂症，李师也喜用之。

如治白塞病可伍鳖甲、牡蛎、柴胡、生地、丹参、地骨皮、胡黄连等；

治疗虚寒泄泻可以重剂黄芪合龙、牡、五味、防风等；

治痹证可配当归、生地、全蝎、附子、草乌、鸡血藤等；

预防胃癌术后复发可辅莪术、白及、水牛角、山慈菇、白花蛇舌草等；

治疗乳腺癌可与茄花、橘叶、柴胡、漏芦、鹿角霜等相合；

对抗化疗毒副反应可配人参、当归、红枣、白术等；

亦可在利尿通淋基础上参入大剂黄芪推动泌尿系结石以促其外排。

2.重视升降，调节枢轴顺气机
气机升降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体生命活动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它是从动态角度对脏腑特性、气化功能及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高度概括。脾位居中央，禀气于胃，灌溉四旁，和济水火，升降金木，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五脏生理活动之中心。五脏本身及其之间的生克制化，皆以脾升胃降的正常为其前提。故而在治疗疾病时应重视气机的升降，尤其是脾胃气机。正如清·吴鞠通所倡导“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其理实本乎此也。
李师用药之精要在于诊治脾胃疾病时，重视调整脾胃的升降功能。

如治浅表性胃炎时，可用清升浊降之法，进而“炎症随浊去而化”。

升发脾阳多选用黄芪、升麻、柴胡等，苦降胃气则配以苦参、黄连、枳壳等。

对反流性胃炎的治疗，采取以黄芪、山药、升麻、柴胡健脾升阳，配以枳壳、黄连苦降胃气，取调理脾胃升降而收功。

而不能只认为病因为气虚不能约束幽门引起幽门失控，此正是异病同治的绝妙佳法，我侪当学而验之。

3.用药平和，首保胃气存津液
李师用药皆以平淡处出新奇，时时护胃气为要领。他提倡应用药平和，切勿辛热或苦寒太过，否则不利于保护胃气阴津。现代已故中医大家蒲辅周曰：“中气虚羸，纯进甘温峻补，则壅滞气机，反而增加脾胃负担，甚则壅滞脾胃之运化，使胃腑更难通降”，李师用药理念与蒲老不谋而合。他反对滥用附子理中丸、八宝瑞生丹等治浅表性胃炎，对消化性溃疡施治的宜忌亦与之相同。再如他反对峻下逐水及猛投滋腻壅补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均无一不体现出他“以平为期，以和为贵”，时刻顾护脾胃之气阴的用药思想，这是极为值得称道的，这正是他临证七十载的最可宝贵的临证经验之升华。此外，李师治疗健脾中不忘治胃，治胃必兼治脾，脾胃兼顾，升清降浊，补消适中的用药思想，亦为李师辨治脾胃病之精妙所在。

脾胃病与其他脏腑关系密切。由于药物、饮食、情志等，均可伤及脾胃，故如何顾护脾胃，不仅为治疗脾胃病，亦为治疗其他脏腑病证成败之关键。清代名医徐大椿曾言：“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故对怎样选药，李师力求一“平”字，突出平补平泻。如脾胃郁热或湿热，每弃大黄、芒硝、黄芩、龙胆等以防峻下或苦寒太过，化燥伤阴，而喜用连翘、焦栀子、滑石、蒲公英、豆豉、百合、蚕沙、射干、胡黄连等甘苦微寒之品；补气慎用红参、野山参等温热峻补，而常用党参、黄芪、白术、茯苓、薏苡仁等；补阴恐熟地、龟板、沙参、麦冬等过于滋腻，而取石斛、知母、枸杞子、山茱萸等清凉平淡之品；即使寒甚，也慎用附子、干姜，虑其“壮火食气”，而每参入小茴香、炮姜等温而不燥之味，以图“少火生气”；便秘也喜用桃仁、杏仁、郁李仁、皂角子、黑芝麻之类润下药。此外，在补药中为达到补而不腻，常加炮姜、小茴香、枳壳、甘松、砂仁、蔻仁等以理气。正如李东垣所言：“若用辛甘之药佐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李师遵吴瑭“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治脾胃思想，在七十载临证中渐达出神入化之境并日臻完善，使其终成一代以治胃疾享誉海内外的国医大师。

4.重视量效，身躬践行斥陋习

药物剂量与疗效之间确有千丝万缕关联。日本汉方医学家丹波元简曾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而日医矢数道明与藤本健更明言：“汉方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药量。”均一致反映出中药剂量与疗效有很大关系。民谚也谓：“是药三分毒，有病病当之，无病身当之。”这种药物疗效随剂量变化的关系，即现今所称之“量效关系”。中医方剂中存在君、臣、佐、使之分，李东垣说：“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使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又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李师亦认为，在分清疾病轻重缓急的基础上，临床适当增加用药剂量，每可获起效快，作用强，疗程短的效应。然而，当今很多中医师对于药物配伍、对君臣佐使的搭配理论漠然处之，常常无视病情轻重缓急，不辨患者职业、年龄、性别、喜恶与季节、地域等因素，或根据现代药理研究而随意堆砌，方中分不出君臣佐使。对此现象李师均予以有理有据地批驳，他比喻说：“这诚如一辆马车套上四匹马牵动着车轮滚动，从车行的快慢中无法计算出哪匹马使出的力量大小，这怎能体现出药味君臣佐使的作用。

药物剂量与疗效之间确有千丝万缕关联。日本汉方医学家丹波元简曾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而日医矢数道明与藤本健更明言：“汉方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药量。”均一致反映出中药剂量与疗效有很大关系。民谚也谓：“是药三分毒，有病病当之，无病身当之。”这种药物疗效随剂量变化的关系，即现今所称之“量效关系”。中医方剂中存在君、臣、佐、使之分，李东垣说：“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使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又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李师亦认为，在分清疾病轻重缓急的基础上，临床适当增加用药剂量，每可获起效快，作用强，疗程短的效应。然而，当今很多中医师对于药物配伍、对君臣佐使的搭配理论漠然处之，常常无视病情轻重缓急，不辨患者职业、年龄、性别、喜恶与季节、地域等因素，或根据现代药理研究而随意堆砌，方中分不出君臣佐使。对此现象李师均予以有理有据地批驳，他比喻说：“这诚如一辆马车套上四匹马牵动着车轮滚动，从车行的快慢中无法计算出哪匹马使出的力量大小，这怎能体现出药味君臣佐使的作用。应清醒地认识到处方药用量之多少，乃是辨证论治的首要环节……”（来源文献作者：王晓戎，马继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