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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道性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火种，此道不失传，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文化特色总可以保存，机缘一到就会燃成燎原之火。 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诸子百家的学术荟萃，大道不灭，中华文明总能汇集世界各民族异质文化的精华成长为参天大树。因之当今之世，我中华学人欲支撑本民族的文化大厦于不倾，必须先从道学文化的研究做起。眼下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道学文化被边缘化，被歪曲为“无所作为”的“隐士哲学”，成为儒学的附庸。丹道文化更是被江湖化，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大潮中被江湖骗子、邪教道首、流氓无赖等民族败类当作骗钱捞利、收聚门徒、图谋不轨的工具。 其中有几个高考落榜无正当职业的江湖骗子流窜各地，以贩卖与丹道有关的非法印刷品为业，自称独自得了秘诀真传已经通灵成仙，在互联网上以种种化名、道号造谣生事大肆炒作，穷凶极恶地把水搅浑。他们利用全国数千万丹道、佛法、武术、养生爱好者对内丹学的痴迷，将自己歪批曲解的多种道书当丹诀发布广告高价出售，每种定价二百元左右的非法出版物一次竟可发行上万册，非法谋取暴利成为百万巨富。我在长达26年的访道调研中深识此辈江湖丹师、邪教道首、流氓骗子见利忘义、心狠手毒的真实嘴脸，因之下决心将丹道从江湖文化回归到学术的殿堂，打破丹道法诀师徒秘传的旧规矩，逼迫某些有一孔之见的丹师拿出真才实学公开竞争和讨论。我深信，在互联网遍布全球的今天，靠造谣生事和穷凶极恶的漫骂是成不了气候的，事情一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公道自在人心，这些丑类的真面目迟早会被世人识破并受到法律的严惩。 鲁迅先生在1926年5月著文说：“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一切爱好丹道的有识之士是不难识别他们的真相的。在日本军队侵华国破家亡之际，我中华多少好男儿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然而令我深感痛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竟出了那么多卖国求荣、发国难财的汉奸和数百万以屠杀自己同胞谋生的伪军，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像中国这样留下如此耻辱的记录呢！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要办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首先受到的倒是本国内邪恶势力的伤害，因之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上世纪60年代在大学读书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东西南北多种反华势力对中国构成军事包围圈的版图,这副版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使我理解了毛泽东主席在《国歌》中保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含义。 在“文革”前，我日以继夜地拼命读书，总想学成科学技术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不受列强欺辱。在“文革”期间，我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尽职尽责，在卫生系统、化工系统包括30年前抢救唐山伤病员中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和满腔热情。在“文革”后，我在杨石先、钱学森、黄友谋、陈国符、王明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重返科研岗位，在学术上逐步走到国内外同行的前列。2003年我的儿子胡承志结婚的时候，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刘瑞通先生来舍下作客，他对我儿子说：“那时我们都很穷，你爸爸恐怕是全班最穷的。他交不起学费，跑到泊头剧院礼堂门口卖粮票，能有今天真不容易呵！”孩子们听不懂，他们不知道每月26斤定量意味着什么，那是1960年，粮食不够不仅吃不到蛋和肉，那几年恐怕人们连鸡蛋是圆的方的都忘记了，卖粮票实际上就像卖血一样！我在那种条件下考进了南开大学化学系，然而母亲却得胸膜炎、肺结核、骨结核、肺心病卧床八年，我须从每月的助学金中节省出五元钱为母亲治病。我每月伙食费压缩到九元，在食堂里早晚吃萝卜咸菜，中午找菜价最贱的窗口排队买饭，买不起肥皂、牙膏用食盐刷牙。好在那个年代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校领导批准我勤工俭学为学校对面的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刻版，我在腊纸上习得一手仿宋体、魏碑体硬笔书法。范铁汉同学在暑假期间和我一起修路挣了五元钱偷偷寄到我家中，查出后化学系党总支将此事当作“学雷锋”的典型加以表彰，给过我经济支援的还有朱毅和杨铁军同学，他们和我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1999年南开大学校庆老同学到天津聚会时，有个同学私下对我说：“咱们老校长和钱学森都看重你，你听钱老的话改行搞文科是不是上当了？你如不改行说不定是咱们这批学生中唯一能混个'院士’头衔的呢！”我告诉他正是因为我听了钱老的话，所以时隔30年这次同学聚会时我最显年轻。这些年我出版了820万字的著述，光一本《中华道教大辞典》就546万字，身心大量透支损害了我的健康，1995年几乎百病缠身过劳而死，若非以殊胜因缘习得丹道，岂能有今日自己作得了主的体魄！因之近几年学生告知有几个匿名鼠辈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造谣生事恶毒漫骂时我一笑置之，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从业单位地址；不敢对自己说的话举证事实负法律责任；他们满口江湖黑话，聚徒敛财、制造神迹、出卖非法印刷品的罪行无法掩饰；他们像抗日战争期间发国难财的汉奸一样是丧尽廉耻的社会渣滓！修道领域本应为大德、硕儒、高人、雅士相聚之乡，今乃为奸商、恶棍、贪夫、骗子藏污纳垢之地，鲁迅所斥之劣根性一至于斯，岂不痛哉！某地几个经商的丹道爱好者改行推销道书，被当地政府部门查封、拘留、罚款，本来此事与我毫无关系，想不到其同伙竟在互联网上发贴子咬牙切齿咒骂我迫害他们。我受杨石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影响固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平生不屑与权势者周旋，更犯不着同一些和我素无芥蒂的民间人士大动干戈！看来正邪终难两立，这件事教训我对过去热情支持民间丹道爱好者的态度变得慎重起来，并在拙著中增加了不少揭露江湖术士骗局的文字。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性气功大潮，多数学练气功的人民群众和气功师何尝不是一心为了增进身体健康，后来少数伪气功师装神弄鬼靠新闻炒作发了财，于是许多道首、神棍一拥而上非法捞利，终于搞臭了气功的名声，造成灭顶之灾。由于钱学森老师早就来信提醒我气功界鱼龙混杂，不要被坏人利用，因此我那时专心从事丹道调研，没参加气功界的任何活动，没和气功师交往，因此没受任何干扰。 今天那些靠互联网和某杂志以秘密形式组成的地下丹道团体又步上原来那些伪气功师奸商化、邪教化、帮派化的老路，正在实施组织邪教、坑骗群众、危害社会的罪恶勾当。由于我自己也是在老一辈学者的扶掖下从艰苦的环境中走出来的，因之对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城镇、无学历和固定职业的青年丹道爱好者非常同情和爱护，尽管我每天写作十多个小时连学术界的会议都不参加，但当听说他们托多种关系千辛万苦找上门来时，我都热情接待畅所欲言。我平生个性率真从来作不得假，对各阶层的人都推诚相见有问必答，确实也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乃至支持了一些民间学术活动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内部刊物。 本寂文观禅师曾云：“除却华山陈处士，何人不带是非行！”我花了二十余年时间跋涉江湖深入山林和江湖丹师打交道，其中难免在社会上留下一些是非恩怨的传言，这些年轻的丹道爱好者竟然也曾奔走于多位丹师的门下。有几个来访者分别同我见面后就大骂某丹师欺世盗名等诸多丑事，并说该丹师还收30万元拜师费搞男女双修，又对我有过交往的另一丹师赞不绝口，说该丹师临终遗言教他们找我拜师学道。他们几个来访者不明白我和某丹师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种“仇恨”，我访道的实际情形也非如社会上所传。因为凡我参访过的丹师必有一技之长，道德品质也不会那么低下。其实某丹师把门坎设高些也有好处，这至少用经济手段限制了某些江湖道贩的纠缠，这点钱比他们从某丹师那里骗得的前辈丹家手稿非法邮购所得的暴利少多了。这几个年轻的求道者在遭到冷遇后不久就化名在互联网上发出帖子造谣生事，并以此向某丹师作晋见礼。我取得教训后也提高了门限，就是没有相当学位和职位者概不接见，并逐步积累了识别这些社会渣滓的经验，这批人求丹道的目标不是修道而是谋利，在互联网上的言语也多凶狠刻毒，足以证明他们仅是浮上水面的污垢。鲁迅先生1931年10月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说：“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仍旧沉下去！”（《二心集》） 行文至此，不妨向丹道爱好者介绍一种拜师求道的方法，称作“跟师诀”，乃先师知非子所传。所谓“跟师诀”，就是跟定一个确有真才实学的内丹学家，在学问和修证上全盘接受老师的思想，做到和老师理、事、法合一，直到形似、神似、心似。京剧演员张学津先生师从马连良先生学戏，真正做到了貌似、声似、形似、神似，丹道的“跟师诀”也应如是。放牛余居士云：“蚂蝗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时我上天！”要真正得到真传实授，不向老师交心是不行的，不仅修丹道如是，作学问也如是。年轻的丹道爱好者奔走于多名丹师门下求道，最忌在长者之间搬弄是非，攻击一个吹捧一个，有此类行为者，一望而知其决非载道之器。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尝自戒对年轻的丹道爱好者要适当宽容些，有的年轻人出于对前辈内丹学家陈撄宁先生的厚爱和崇拜，一言不合便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发了些骂阵的文章，我自觉也不是他们几篇文章就能把我打倒的，只要他们静下心来安心修道作学问，仍然前程光明，过往之事未可深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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