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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以明朝江南地区为背景的游戏，江南百景图中，玩家需要接手一个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江南。玩家的游戏目标就是把江南从一片荒芜的初始设定中，重新兴建起来。这种状态和江南历来带给大家的富庶印象大相径庭。那么在真正的明初历史中，江南真的有过如此百业凋敝，万废待兴的时代么？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吧。  事实上，在建立之初的明朝，因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影响，江南确实是出现过如此这般断壁残垣的景象的，战争给江南市民的生活和城市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强烈的影响。刨除战争的因素，明初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在经济、社会方面施行重本抑末、打击富户、提倡节俭、禁止奢靡的治国政策，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江南的商品经营活动都没有回到战前应有的水平，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   江南经济萧索原因一：各种关于人民的管理制度 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由于明朝统一江南在先，有很多制度都是先于江南地区试验而后推行至全国的，这些制度无疑会在江南地区牢牢地扎根，随即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明初所推行的卫所军户制度、徭役制度、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制度在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管理，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通，从而对江南原有的经济活动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是在江南推行卫所军户制度和更为严格的民户户籍制度，军户不同于民户，军户是由都督府管理的，而民户由户部管理。卫所军户制度要做到“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的效果，即卫所士兵既要种田又要操练以待随时出兵打仗，且军户如若定下便要住进指定的卫所，其户籍、住所永远不能更改，子孙也要跟着世袭。倘若这一军户的男丁都出现不足以继续充军的情况，如生老病死或者逃亡，还要到原籍勾取其他族人充军，这种征兵叫做“勾军”，也是卫所制度中的一环。  不仅如此，军户还需纳税，在朱元璋统治期间纳税的标准是每亩1斗（粮食），到了明中后期，吏治腐败，税还增加到了每亩2.4斗。卫所军户制度于国于民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制度，既可保家卫国又不需民众养活，换一个角度想，军户世世代代都要从军，想要改籍只有获得军功或者皇帝赏识这两种途径，可是哪个途径不是难于上青天的呢？军户的生活岂是一个惨字了得！明初，卫所军户制在江南扎根，上百万军户无法去发展经济，只能投身于农耕和保家卫国的事业之中，在这种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江南经济受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那民户呢？就明朝的制度而言，除了皇室子弟、勋臣高官钦定免除差役的，在户籍上登记了的人户都有属于自己的差役。《明实录》中记载有配户当差的内容，即划分负责军差的军户、负责民差的民户，以及为供应不同的需要划分的匠户、酒户、醋户、司羊户、鱼户等三十多种不同的户籍。《万历大明会典》中记载，洪武二年命令军、民、医、匠户各自以原来的户籍（元朝）为定，违者治罪；洪武十四年建立的人口登记制度—黄册制，其更加严格地规定了民、军、匠三大类户籍，还有灶籍的制盐户、冶籍的坑冶户等。  里甲制是明朝的基层组织形式，是黄册制推行的基础，其规定：110户为一里，以丁粮（按人口所征收的税粮）最多的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这种制度最初的目的是管束百姓，以供服役，实际上淡化了百姓与政府之间的人生依附关系，以里为单位将这110户画地为牢圈在了一起。里甲制配套黄册制在江南地区施行，不仅限制了百姓的从业自由，还限制了经济的自然流通，江南地区原有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受到极大程度上的影响。  不止如此，还有对江南富民经济不利的“验田出夫”的徭役制度——均工夫役制度的推行，如洪武元年修筑南京城，就在江南地区徭役了约三十五万丁夫，这也是由于当时的中原经济因为战争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均工夫役大多摊派给了江南地区。验田出夫，即每顷每年出夫1人，意味着田越多，徭役就越重，可想那些江南地主的利益受损有多严重，江南地主和明朝之间的矛盾的自然也会加深。  江南经济萧索的原因二：迁徙富户或者“帮助”豪族消亡 明初，朱元璋在江南和北方实行了空前规模的强制性移民，主要是把江南富户和北方卫所军户相交换，光是在洪武年间就进行了四次这样的移民，再加上朱棣在永乐年间进行了一次移民，相加所得移民总数大约有133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9%，算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府强制移民了。那迁徙了多少富户呢？据李龙潜学者的《明初迁徙富户考释》可知，当时光是强制迁徙的江南富户就有七八千户，约占洪武年间的布政司以及直隶应天十八府州所统计的富户数的（14341户）一半以上。这种强制性迁徙无疑对江南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江南原有经济活动也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迁徙富户有两种方式，其一举家迁徙，其二抽取支系迁徙。平江人（今苏州）吴宽曾言：“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说的就是强制举家迁徙的情况，从谪徙和死于刑的说法来看，这些富户都是因为犯罪，牵连了全家才被举家迁徙的。没有犯罪的富户也会被安排上抽取支系迁徙的方式，如洪武辛未秋，袁州府胡姓三兄弟先后离家迁徙到南京；永乐年间，允许子代父迁。抽取支系迁徙的方法虽然没有举家迁徙这么严重，但迁走青年这种釜底抽薪的方法，也会使这些富户大伤元气，故有几年之间“豪民巨族，刬削殆尽”的说法。 明代梁潜所著的《泊庵集》中记载，被迁徙的富户不仅要“俾自营生业”，还要“受廛”，也就是受里甲制的编制，应向朝廷缴纳赋税，承担徭役，故被迁徙的富户在这样的政策下大多破产，如《明史》中记载的明朝学官黄润玉迁徙至北京，“与同役筑室城北闾，倾訾给徭赋，垦圃鬻蔬以为生，人或不堪其劳瘁”。《明会典》记载抽取的支系亲属迁徙，留守江南原籍的，应当承担本籍该承担的徭赋，还需对被迁的支系亲属负有供送财务的义务，双重赋税让本就四分五裂的家庭雪上加霜。 记载于《明史》之中且流传最广的是江南第一豪富沈万三的故事，沈氏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吴下，明初曾率先向朝廷输粮纳银，后又出钱助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并请以银犒军，太祖却认为犒劳三军是僭越的行为，想要杀掉沈万三，因马皇后竭力劝谏，才免于一死，最后全家流放云南，家财悉数抄没。虽然经后世考据，沈万三在元末时就已离世。《明史》毕竟是由清朝人撰写的，或许是误把向明太祖献上巨财的沈氏二子沈茂、沈旺写成了沈万三的事迹，但沈氏家族在太祖在位时覆败和满门籍没是没有争议的。 “明祖之籍富民，……非有叛逆反乱谋也，徒以拥厚赀而罹极祸，覆宗湛族，三世不宥”。这些富户被迁徙并不是因为犯罪，只是因为太富有了，虽然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对缓和江南土地财富过度集中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迁徙这些主导江南经济的富民对经济一定会造成负面影响。 江南经济萧索的原因三：抑商与“海禁”政策的推行 明朝开国后，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明太祖仍然选择了重农抑商的老路子，不能否认的是他休养生息的政策确实让农民吃上了饭，但依赖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江南地区也因此被限制了发展。除此之外，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对依靠海商贸易的部分行业造成了冲击，海禁政策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太祖在抑商方面主要有三个动作：一是严禁去农从商，二是抑制商人地位，三是倡导节俭抑制消费增长。首先来看严禁去农从商，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此谕强调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各守其业，以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手段，从而确保农业发展。同时还加强了对商人的管理，如规定行商需要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才可以外出经营，在城镇开店的坐商需要在所在城镇办理占商籍的户籍登记，后者类似今天的工商经营执照，若无路引或者占商籍都视为违法经营，“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 再来看看抑制商人地位的动作，如洪武十四年下令:“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明朝虽然肯定了商人是四业之民的组成部分，认为商贾不可或缺，但是呢，在律令上又贬低商人，如上就表明商人地位低于农民。明朝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治安管理，并没有给商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给予可靠的保障，在《江南百景图》这个游戏里都能常常见到盗贼、强盗，其偷盗抢劫对象都会瞄准有钱的商人，明朝小说《拍案惊奇》中描写了徽州府商人程元玉，“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大得利息”，一日，收了货钱行囊丰满，在返回途中遭遇劫匪，行囊在内的所有财物都被洗劫一空。可见商人被抢劫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连最基本的人身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商人在明朝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的思想支配下，太祖格外注重倡导节俭以省去不必要的费用，并以自身的节俭行动来引导文武百官与皇宫内各类人员的消费趋向。野史中记载朱元璋在一次退朝回宫的途中，看到两个太监穿着靴子在雨中行走，大致是因为这样极易损坏价格昂贵靴子，便斥责这两个太监，还让左右杖打这两太监，随后命令文武百官在雨天需要穿雨衣雨靴上朝。再就是对官员的俸禄也有严格的把控，如实物占比大于钱财占比，通过限制了官员的购买力来提倡节俭。节俭虽然是中华民族好美德，但过度节俭会限制了民众的购买力，从而限制消费的增长，阻碍依赖市场需求的商品经济发展。 除以上抑商动作来限制江南经济发展，还有严格的海禁政策实施的影响，如洪武十四年前后，屡次强调“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还在《大明律》中规定：“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随后还采取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废县徙民等更为严厉措施来推行“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的海禁，摧毁了宋、元以来江南沿海地区的繁荣昌盛的海商贸易，阻碍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明初，太祖通过控制劳动力、迁走富民和抑商海禁政策等手段来打压江南的经济，江南地区的经济也因此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小编不否认朱元璋在其他治国理政方面的明智之举，但究其明初江南经济萧索的原因，确实离不开这些政策施行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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