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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下半年，我接手一个初一新班，班主任为徐忠山。我在这里实习时的指导老师徐云生任另一个班的班主任与语文老师。我在教一个初一班的语文的同时兼教学校唯一的高中班——戴帽子性质的高中班的历史。全校那时也只有这个高中班。因为学生绝大多数是寄宿生，所以，是要晚自修的。让人十分感动的是，虽然说班上也安排了值班老师，但事实上这些孩子十分自觉，没有老师与有老师完全是一个样。除去极个别学生或许会在晚自修时间打盹之外，绝大多数同学会鸦雀无声地看书、作业，直到下晚自修、学校熄灯。这些同学的食宿条件同样可想而知。记得那时他们粮食需要自己从家中带，一个星期大约有一两天有荤菜，其余日子不是青菜汤、就是豆腐汤，就一样菜蔬而已。让很多人无法相信的是，就在那个高考录取率非常之低，一些三年制普通高中某些班级可以“光头”——拿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零录取”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两年制的高中班，应届毕业生中竟然有位女同学考取了大中专——卫生学校。这位女同学后来成为我嫂子的在人民医院的同事。由此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些学生在这过程中的努力与付出。不过，对于我这个非常年轻的“兼职”性质的历史教师来说，记忆最深的还不是这个“戴帽子”高中班创造的这一奇迹，而是在我与这些学生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建立的感情。那时我只有20刚出头，我的学生大都在16岁上下。年龄上甚小的差距，让我们拥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比如说，我喜欢运动，而他们中也有不少同学喜欢乒乓球、篮球，因此，课余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打球。有时候，我也会跑到学生宿舍里，询问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与他们谈学习、谈生活。其中一位同学毕业后做了漆工，在江南工作期间，有客户要求他们将家中廊柱上绘上盘龙，但他不会画画，便请我画了一条盘龙寄给他，他打算采用复写的方式进行复制。我将盘龙画好后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寄给了他，只是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能够用上。还有一位学生在校期间当兵去了，临走之间，我为他刻了一方印章留作纪念。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同学到部队后，他的排长竟然是我的姨弟高军！也因此，我姨弟在发觉我这个学生想考军校，但一时难得如愿闹情绪的时候，还写过一封信，让我给我这个学生做做思想工作。30年后的某一天，我这位当年亦师亦友的学生向我问起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当兵离开学校之后，班上一位同学犯了错误，他曾经写信让我帮助那位他们过去关系很不错的同学，这事还记得不？但是说实在的，对这件事我已经一点也无法回忆起来了，这让我十分惭愧——作为老师，我没有能够尽到做老师的职责。与此同时有的往事我还历历在目，但他却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比如说，1982年的暑假，我曾经与他还有另一位同学一起，到邻县西场镇拜访在本地有一定影响的某位书法家与篆刻家。去西场镇的路上有一段路淹水，一位热心的农民见我们衣冠整齐主动提出背我们过去。这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同学今天的生活工作情况如何？这是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数年之后我离开那所乡村学校调进城里，结婚、生子、工作，忙忙碌碌，除去个别学生之外，我跟多数学生失去了联系。而我这位学生告诉我，他们这个班上后来有不少人考上了普通大学、军校，眼下有在法院工作的，有在税务部门工作的，有当狱警的，也有在民政部门等机关工作的，还有做小老板的等等，就总体来说，大多数同学的发展和生活还不错。而我面前的这位学生，在部队里后来考上了军校，成为了军官，于10多年前转业到了地方，如今在政府部门工作。作为老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是自己的学生能够学有所得，是他们日后的生活能够幸福——并且他们的这幸福与我们有关。因此，当听到我这位30年前的学生如此介绍，十分的欣慰。并且我相信，他们当年的那些老师，我的同事们假如听到这些，也一定会产生与我同样的感觉。那时，我还教两个初一班的美术。这两个初一班级的班主任一位是张祖辉，另一位是孙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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