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歇午”与“夜宴”是《红楼梦》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生活场景。午间和夜晚分别是小说人物睡眠与宴饮发生的时段。从表面看，中午睡觉和晚上宴饮是贾府作息时间的普通一环，与这两个行为发生在其他时间别无二致。 然而小说叙述者别具匠心地将寻常的吃、睡与反常的时间点连接在一起，凝固成“歇午”与“夜宴”这两个叙事时空并频繁复现，使之具备了独特的叙事潜能和文化意蕴。 以叙事潜能论，叙述者借助歇午与夜宴时空展开了众多故事场景与人物关系，这些叙述必须在特定的时间节点进行而不可替换。试想第五回，贾宝玉如果不是游玩中“欲睡中觉”，怎么可能在秦可卿房中“神游太虚幻境”？“静日玉生香”只有发生在午间才符合情理。 同理，如果不是夜宴时空，宁国府丛绿堂前的祖先叹息何以使贾珍“悚然疑畏”，怡红院中的猜枚行令又岂能无所顾忌？微观时间设置的特殊性使得“歇午”与“夜宴”具备了铺排情节的可能和展开叙事的容量。 在文化意蕴方面，小说中存在着成为定例的贾府作息：“歇午”—“夜宴”模式。这一看似谨严的作息实则是对大观园外传统作息的一种背离。午睡的恬静与夜宴的欢愉在作息反悖的知识背景下显得有些刺目。 世俗社会赋予“歇午”与“夜宴”的不良隐喻在大观园中选择性失灵，与其一起改变的是《金瓶梅》开启的世情小说“午战”—“夜宴”书写传统。贾府作息时间看似约定俗成，实则塑造着小说人物的生活面貌，也构成了故事情节赖以铺展的必要时空，增厚了小说叙事的文化维度。 谈到贾府作息的特殊性，我们得先了解贾府的作息时间：根据《红楼梦》第十四回、三十回、五十回、五十五回和五十八回的叙述，贾府作息执行的是早睡早起，每日饔、飧二食的制度：五更（3-5点）即起身，卯正（6点）开始理事，早饭在“巳正”（10点），即隅中前后1，此后的午初（11-12点）是理事、休闲时间。午正（12点）有一个时辰左右的午休。 晚饭时间小说没有明确提到，按古人惯例在餔时，也即申正（16点）左右。晚饭后掌灯，合府人便闭门休息，安排婆子“坐更上夜2，结束一天的日常生活。 贾府作息时间并非一成不变，会因季节和忙闲有所调整。这种变动又可以细分为四种情况：首先是根据不同季节日光的长短进行调整，例如第三十回写宝玉“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的”，第五十回贾母说：“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都属于这种情况。 其次，根据事务的忙碌程度而临时调整作息。小说中描写最多的是丧事，例如第十四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规定“卯正二刻我来点卯”，日常作息很难如此勤勉；又如第五十八回写老太妃薨逝，贾母等人按照朝廷祭祀礼仪执行作息也属此类3。有时，临时变故也会导致作息的微调，例如第五十五回写探春、李纨代管园中事务，二人议定：每日清晨办事，“午错方回房”。 再次，特殊的节令，例如元宵、中秋、重要人物生日等，贾府还会安排夜宴。例如第十七、十八回的元妃省亲、第二十二回的阖府观灯猜灯谜、第五十三、五十四回的元宵开夜宴、第六十三回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以及第七十五、七十六回的荣宁两府夜宴庆中秋等场景。 最后，一日之内的作息调整，还与人物身体状况、心情好坏以及是否歇午等因素有关，例如第三十回，袭人被宝玉不慎踹伤，“只觉肋下疼的心里发闹，晚饭也不曾好生吃”。第六十七回叙凤姐“连说带詈，……连午饭也推头疼，没过去吃。”4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次提到“午饭”，出自列藏本。据研究，这回是后人补缀，并非曹雪芹原笔，故忽略不计5。第二十四回小红劝贾芸回去时说宝玉“今儿也没睡中觉，自然吃的晚饭早”属于此类。整体而言，小说中贾府作息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早睡早起，饔飧二食，歇午为常例，逢节开夜宴。 接着我们比对贾府作息与古代养生知识的异同。先谈早睡早起。《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凤姐嘱咐宝玉的嬷嬷：“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第六十二回林之孝家的提醒宝玉说：“明日起迟了，人笑话说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倒象那起挑脚汉了。”违背“早睡早起”的作息，似乎就成了懒惰的代名词。 “挑脚汉”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会晚起6，而他们的底层社会地位反过来佐证了晚起象征着怠惰。其实，早睡早起的作息观念很可能脱化自古代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作息。农业社会的体力劳动者利用自然光线进行生产劳作是最经济的生产方式。 与此相关，饔、飱二食制度也与劳作节律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了古代社会以日为单位的微观作息。古代社会炊具笨重，做饭花费时间长，农妇清晨做好一天的饭食，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男性补充能量，飱食基本上也吃早上做好的剩饭。这种饮食制度在宋元以后有了改观，“汉族中已普遍实行一日三餐”7，但在一定范围内，饔、飧二食并没有改变。 据记载，清代统治者的宫廷生活执行饔、飧二食8，这影响了作为近臣的曹寅家族的饮食作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早饭、晚饭描写亦多脱胎于此。这是贾府作息与古代社会微观作息的相同点。 这套行之有效的微观作息得到了《黄帝内经》以来的医学典籍的反复肯定：古典医学认为人的睡眠与营卫之9的运行有关：所谓“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 《灵枢·营卫生会》认为夜半是阴最盛之时，此时阴阳大会，万民皆卧，称为“合阴”10。《素问·生气通天论》也强调夜幕降临，人的“气门”关闭，应立刻休息，否则就会形体“困薄”，百病丛生11。 与夜卧相比，贾府中成为“素日的规矩”的歇午在明清以前的医典中却难以找到系统性的记载。 在明清时代的养生书中描摹“歇午”最精致的首推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12。李渔认为：午睡只有长夏适宜，因为长夏一日，等于残冬两日，如果只有晚上休息，白天不睡，等于以一分休息，抵挡四倍的辛劳，精力肯定跟不上。 从《闲情偶寄》可知，李渔家是一日三餐制的，吃罢午餐，他主张消消食，然后做些事务，待事务未完，自然而然地睡去，最为酣美。所谓“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拋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谈论“午睡之乐”，李渔可谓得其三昧。 康熙初年，李渔曾旅居南京，他在《闲情偶寄》中所记的各种江南文士的精致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理念既是明末清初士人消闲方式的一种总结，又反过来因其巨大号召力而影响了一批当时的士大夫。据学者考证，李渔与曹玺、曹寅父子两代均有交往13，也许李渔的生活审美也藉此渗透到钟鸣鼎食的曹家，进而影响了《红楼梦》的微观时间设置。 贾府作息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歇午”。小说的歇午描写，更为直接的渊源是曹寅《楝亭诗钞》中的歇午诗。翻阅《楝亭诗钞》，《甲戌仲夏二十二日》《磁枕》《晚晴述事有怀芷园》《睡起》《纳凉过杏园食笋》《蓼斋过西轩》《西轩》，以及《楝亭词钞》的《蝶恋花·纳凉西轩追和迦陵》《贺新郎》等诗词都明确提到了“午憩”的内容。 细读这些诗作，不仅是标题，而且从内容可知曹寅对于午睡之乐的深切体会，丝毫不逊于李渔。且看他摹状午睡酣畅：“午汗乍融残睡美，谁破馀酣，绿树风微起”。又看其睡起闲适：“漠漠桐花蜜主声，苇帘自下午风轻。日长可有不厘务，一字香销心太平”14。 夏日午后，曹家的深宅大院静悄悄，主人再忙碌，也抵不过一字香销，心归平静。曹寅也是一位得“睡中三昧”者。 曹寅的歇午诗，既是自家情性的抒发，又是古来午睡诗歌传统的一种继承。据研究，唐以前的“歇午”诗以描写闺阁女子的香艳情态为主，到了中唐白居易，歇午所代表的道德意义和生活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这类诗歌的创作“场景由内闱向外庭，对象由女性向男性，题材由单一描写女性色艺情态向描写士大夫闲适生活情趣转变”15。宋代苏轼、黄庭坚等诗人都喜作歇午诗，释道二教的一些诗作也将宗教情怀融入此类诗歌。受到“宰予昼寝”的道德压力，宋代许多歇午诗具有焦虑感。 这点在曹寅歇午诗中已踪迹全无。曹寅充分享受歇午带来的身心安闲。“闲”成为了曹寅在江南文士面前的一种雍容姿态，这种姿态可能也隐含着收揽人心的幽微作用。 《红楼梦》歇午场景的意境，显然借鉴了“歇午”诗歌传统及其祖父的诗歌意境。尤其曹寅的歇午诗数次提到西轩，此处书斋正是曹寅晚年读书、午休之所。 甲戌本第二回脂批曾提示：“'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庚辰本第二十八回脂批也说：“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同回甲戌本脂批的“西堂故事”。据考证，脂批中对“西”的独特情感，意指曹寅父子的书斋西轩16。那么，祖父午睡之乐，自然而然地可能被写进小说中，与叙述者对“西”的敏感一显一隐，共同构成了小说家对祖德的一种追念与致敬。 “歇午”作息存在于儒家规约的模糊地带，“夜宴”则既不符合古典养生知识，又具有物质上奢华靡费的象征意味。从养生知识角度，“夜宴”违背人体自然节律。古典养生著述中此类论述很多，诸如“晚食常宜申酉前，何夜徒劳滞胸膈”17，“晚餐岂若晨餐，节饮自然健脾”18等。 古典养生知识几乎从宴饮时间到美酒肴馔全盘否定“夜宴”的合理性。从奢侈靡费角度说，古人的饮食作息制度直接关乎经济能力。贾府早已入不敷出，夜宴排场无疑会雪上加霜。 《红楼梦》中“歇午”的类似说法很多，举凡“睡中觉”“歇中觉”“午睡”“歇晌”等，都指午间休息的场景。我们关注歇午场景与情节设置、人物呈现相关的三个核心问题：歇午作息与叙事弹性、“午梦”叙事的文化意蕴和结构意义、被观看的“午睡”风景。简言之，即睡与不睡、梦与非梦、看与被看。 1.歇午作息与叙事弹性 先来看午觉的睡与不睡。与符合生理规律的夜卧相比，午睡在贾府的日常作息中很有弹性。它在生理上非必须，故可因叙事需要而设置，也可因叙事意图而不写。睡与不睡，都合乎生活逻辑与艺术真实，叙事弹性与潜能借此得以彰显。 我们讨论几位《红楼》人物的歇午作息与叙事安排：一是以贾母、王夫人为代表的老人；二是以林黛玉为典型的病人；三是以忙人王熙凤和“闲人”贾宝玉。 贾母歇午在小说中很有弹性，到了冬季天短之时，贾母便不敢午睡，寻找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玩笑。其它季节贾母才会歇午。从人物设置上说叙事弹性，贾母因歇午而暂时退场，为其他人的午间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例如第四十回贾母饭后去稻香村歇息，而王夫人“也乘空歇着，……歪着睡着了。”王夫人素日的午休习惯也影响她身边的丫鬟媳妇。歇午的习惯在贾府之中自上而下传导。 林黛玉的歇午时空也是弹性的。病人气虚体弱，黛玉午间容易劳乏。第十九回宝玉来潇湘馆恰遇黛玉歇午，让宝玉别处“逛逛”。叙事者安排宝玉劝黛玉：“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因为古代养生知识普遍认为“饱食即卧，伤也”19。 贾宝玉的养生知识是塑造宝玉关心黛玉的重要工具：因为黛玉体弱多病，传递养生知识正是表达关爱，拉近情感的最佳方式。贾宝玉和林黛玉也只有在静悄悄的歇午时光才有可能同床共枕说着笑话。宝玉近距离嗅到了黛玉的独特幽香，两人在耳鬓厮磨间悄然滋长着情感。静日、幽香、午盹、情话，潇湘馆中的歇午时空成为了宝玉和黛玉爱情生发的重要场景。 叙事的逻辑起点“歇午”的睡与不睡反而不那么重要，一切皆为叙述者驱使。同理，第二十六回黛玉的心事被宝玉猜透，“翻身向里装睡着了。”此处她的“睡”是心事被人窥知而难为情；而“不睡”则是不想让宝玉走，情意绵绵，这也是叙事弹性的体现。 小说写王熙凤歇午也是叙事弹性实足。为了表现王熙凤有歇午习惯，小说的设计了她夏日午间要“歇一个时辰”，然而她的歇午时间虽固定，效果却并不好，“止能睡眼不能睡心”20。 第六十七回写凤姐发现贾琏偷取尤二姐，“便要了拐枕歪在床上闭着眼睛打主意。”终于想出毒计来摆布尤二姐才罢。贾府每日事繁，凤姐的歇午也必是“忙人假寐”。 另外，王熙凤还有午间“秘戏”的爱好，这同样使她得到休息。发人深省的是王熙凤的另一重身份是病人，她的病因正是“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可以说，“睡眼不睡心”和“年幼不知保养”的午休为王熙凤的病症日增埋下伏笔。 谈到宝玉歇午，叙述者所设置的叙事弹性同样很强：让宝玉做梦，便安排他午后困倦，“睡中觉”于秦可卿房中；想安排他调戏金钏，便不令他困倦，使其闲游逛。闲与不闲，睡与不睡，皆可在歇午时间发生。歇午之设置机动灵活，叙事潜能充裕，故每每为其所调遣。 值得注意的是，叙事弹性有赖于叙事时间设置的唯一性。第三十回写宝玉“调戏”金钏儿，只能发生在王夫人歇午时。 一天中的其它时间，王夫人房内肯定是丫鬟、婆子一大堆，他又怎能有机会，更重要的是有心绪与金钏儿单独相处，说出那些“我只守着你”的话？歇午时间设置是这个场景唯一可能发生之时。 同样，王熙凤的午间“秘戏”当然可以挪移至晚间，便再正常不过，然而想从冷眼旁观中用“侧笔”“曲笔”写出，而非平铺直叙，涉于狭邪，也只能设置在歇午时空，亲近且有体面的仆人前来送宫花之时。 王熙凤的午间“秘戏”与贾宝玉的午间闲游，一明一暗，一实一虚，恰好构成对照，同时它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微观时间设置对于《金瓶梅》以来的世情小说时间设置传统的一种承继与超越。 2.“午梦”叙事的文化意蕴和结构意义 次看梦与不梦。睡、梦相连，也往往具有相关性。《红楼梦》叙事从“睡中觉”到“做午梦”的过渡，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红楼梦》的梦境研究成果已很丰硕。笔者的关注点在于梦境与午睡的关联性，也即午梦与夜梦在文化与叙事层面的不同。这也是叙述者偏爱午梦的原因所在。 首先，午梦叙事绍续了“人生如梦”的叙事传统，有着深厚的前文本资源和文化厚度21。《红楼梦》中的众多“午梦”，其前文本包括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以来的“黄粱一梦”叙事。 这些叙事有的是“昼寝”，但在叙事上启迪了《红楼梦》中凝固于特定时间的“午梦”。午间小憩与夜晚睡眠最大的区别是时间短暂，午梦中历尽一生繁华，醒来黄粱米饭还没炊熟，漫长的一生与短暂的一晌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时间落差，敦促人们切勿沉迷于过眼云烟的功名利禄。然而在叙事传统演进过程中，整体叙事结构之内的情节日益繁密化，使人不知何者为真，何者为梦。 及至《红楼梦》，小说叙事数度跳脱于梦醒之间，更是追求“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叙事效果。相形之下，夜梦由于生理上睡眠时间较长，不具备这样故事时间“短暂”的特征，因此时间势能相对不足；更进一步谈到时间势能的产生过程，夜深人静，不容易寻找到与梦境时间相对应的平行时空参照物，例如炊熟黄粱米饭，或者“看着猫儿、狗儿打架”等，因此午梦比夜梦更方便展开叙事，表达主题。 其次，午梦场景也受到追溯祖德因素的影响。从曹寅诗词中可以找到详细的午梦经历。《楝亭诗钞》中有则长篇诗序22。诗序中记录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夏，曹寅在句容驿站的一场午梦。 梦境中的“投琼之戏”并非他所擅长，醒来后他与门客谈论梦的吉凶，真如“梦中说梦”。蚁穴“斗争”也许正是曹寅的“化胥”之境。经历梦中繁华后，诗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游戏”，得失无须惊讶。回顾诗序中欧阳修“札闼洪庥”典故23， 暗示着曹寅的这场午梦很可能结局不祥。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红楼梦》的创作与曹寅的某些具体诗歌意境有相关性，但微妙的是，“梦中说梦”恰可作为《红楼梦》的一种解读视角。曹寅“梦中说梦”的奇妙体验很可能成为曹雪芹长辈间口耳相传的一些家族秘辛，甚至成为小说创作的记忆底色。 最后，“午梦”还具有结构全书的叙事意义。假如我们将百廿回本的《红楼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以甄士隐午梦始，又以贾雨村午梦终。 小说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叙述者都选择“午梦”作为结构全篇的要点，不仅是因为“文人气”24，更重要的是甄士隐、贾雨村这两个人物设置本身的功能性。二人在小说开篇即被作为故事套层外的见证者，设计他们可以迅速进入的午梦时空对小说的整体结构进行预叙与总结在叙述技巧上是一种精炼笔法。 同时，从“午梦”的微观塑造上讲，前八十回安排甄士隐、贾宝玉两度午间梦到太虚幻境，不仅点出太虚幻境在故事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是从不同侧面渲染这个梦幻桃花源：甄士隐梦中听到一僧一道“且行且谈”，直到想跟随二人进“太虚幻境”，不想被“忽听一声霹雳”，醒来便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甄士隐将所梦之事“忘了大半”，大概率没进太虚幻境。脂批说叙述之妙正在于此。 试想以甄士隐的笃诚方正，将见识到怎样一番太虚幻境？境由心生，料想也必不如贾宝玉所经历之脂粉香艳、繁华梦渺。果如是，又何必落墨！恰到好处地安排甄士隐午梦惊醒，为贾宝玉再梦太虚幻境的描写留有余地。既避免了重复之嫌，又可使叙述疏密有致。 3.被观看的“歇午”风景 歇午叙事中，午睡的看与被看同样值得关注。夜晚睡眠因为贵族家庭的森严规矩，能够被观看的可能性仅限于本房内，不可能被众人所围观。午间的睡眠则不同，由于时间的公共性和空间的自由度，“歇午”在《红楼梦》中时常成为被“观看”的风景。 我们先来看小说中哪些人物的午睡被“观看”： 第一类是女孩儿们，例如黛玉的“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第二十六回）与湘云的“醉卧芍药茵”（第六十二回）可以被观看，还有丫鬟金钏儿的睡态（第三十回），第四十八回惜春的睡态按照情理自然也在众姊妹眼中，但小说的叙述重点在香菱不在惜春，故未写“被看”。 第二类是贾宝玉，小说中围绕宝玉昼寝“被看”甚至被不同姊妹“看”展开了不少情节，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关节。 第三类则是为描写前两类人物午睡，而被拿来作对照的人物，二进荣国府酒醉的刘姥姥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第四类人物是在前两类午睡场景中被顺带提及的午睡人物，例如第三十回午睡的王夫人。这类人物不是叙述重点，也没有作为审美对象被观照。我们称这类人物的午睡为“功能性午睡”，而前三者则相应地称之为“场景化午睡”。 “功能性午睡”的主角以贾府中年高有德的长辈居多，例如贾母、王夫人。“场景化午睡”是叙述者刻画人物性格，展开叙述逻辑的重彩之笔。 接着，我们关注那些观看女孩儿和贾宝玉午睡的人物。 第一是午睡所在处所的主人，例如第五回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睡中觉”，那么秦可卿自然可以“观看”宝玉的午睡，秦可卿的“看”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的一个潜在视角。 第二是午睡人物的贴身丫鬟仆从们，例如宝玉歇午时刻，袭人和晴雯乃至小丫头小红都是潜在的“观看者”。 第三是前来探访午睡人物的访客，一般而言，女孩儿和贾宝玉的午间访客局限于大观园中的姊妹们，例如第三十六回宝钗、黛玉、湘云先后看宝玉之睡态。 在观“睡”者与被看者中，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宝玉。他午后闲游最常去的是潇湘馆。第二十六回写宝玉在窗外听得黛玉心事，进来又看到黛玉“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 贾宝玉是将黛玉的睡态当作审美对象来看待的。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外貌描写很多，但是描摹黛玉午睡初醒之态的，此是标志性一处。黛玉的睡态之美，皆从宝玉眼中看出。 与此不同的是湘云的醉卧情态。湘云醉酒发生在宝玉生日这天的午后，是在“众人”眼中看出，也包括宝玉。宝玉等人对湘云的醉卧“又是爱，又是笑”，爱的是她天真烂漫的性格，笑的是她醉卧石凳的憨态。湘云与黛玉身体禀赋不同，性格各异，因而午间睡态也就呈现出差异。 第二十一回叙述者曾通过宝玉的观看呈现过二人的清晨睡态，而第二十六回与六十二回黛玉和湘云的两次午睡睡态，也恰好构成了对照。黛玉和湘云二人是被贾宝玉看到睡态最多的女孩儿。叙述者借宝玉的目光审视这两个美丽的女孩子，接纳并欣赏两种截然不同的睡态之美，体现了小说身体审美的通达与包容。 宝玉不仅看人午睡，而且也被看：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秦可卿、袭人等四个丫鬟都守在身边，然而这一处描写毕竟是隐而不发的。 小说描写不同女孩子观看宝玉午睡情态的是第三十六回。夏日午后，宝钗“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顺路进了怡红院，看见“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身旁”，于是跟袭人一番交流。袭人出去走走，宝钗坐下代绣宝玉的肚兜。宝钗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宝钗眼中的宝玉，没有睡态，只有声音。 叙述者安排之妙就在于，宝玉梦中喊骂的声音恰与自己有关，宝玉在梦中无意识地否定了宝玉与宝钗的“金玉姻缘”，而肯定了黛玉与宝玉的“木石姻缘”。 这在小说中是一个关键节点，却从宝钗偶尔听到中得来。与薛宝钗“任是无情也动人”的目光不同，林黛玉眼中的宝玉是有身体情态的：“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黛玉看到了宝玉的衣着：“银红纱衫子”，以及体态“随便睡着”，而宝钗眼中的宝玉只是“在床上睡着了”。叙述者就是通过这些微妙的差异对比显示出宝玉在黛玉和宝钗心中不同的地位。 在《红楼》人物午睡的看与被看角度上，有两个特例：一个从未被观看午睡的主要人物薛宝钗，一个“被观看”却并非女孩儿的刘姥姥。我们先看薛宝钗。薛宝钗的睡态在小说中一次都没有被描摹，并不是因为宝钗没有“睡中觉”的习惯，而是因为宝钗的性格使然。 贵族淑女被人观看“歇午”，这既于礼法不合，又失去了“任是无情”的本色。因此，薛宝钗的午睡因叙事需要而被省略了。宝钗的体态与形容，也只有在褪下红麝串的时候才会被宝玉偶然间审视观察，大概不可能在午睡中被宝玉偷看了去。 另一个特例是刘姥姥，《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午间刘姥姥在大观园如厕起身不辨路径，误入宝玉房中。因吃醉酒，“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随后被袭人发现。叙述者不仅动用了人物的视觉，而且调动了听觉、嗅觉来描摹刘姥姥睡态的不堪：“鼾齁如雷”“酒屁臭气”“扎手舞脚”。 如此睡态，却睡卧于宝玉精洁的卧房，人物与空间格格不入，充满喜剧效果。叙述者写刘姥姥的睡态，恰为与园中姊妹、宝玉的优雅睡态作一对照。园外世界的午睡情态被园中人观看，有此反衬，园中宝玉和女孩儿们的午睡情态，才更称得上优雅唯美。 《红楼梦》的“夜宴”时空是小说浓墨重彩描绘的场景。我们从贵族作息与深夜欢宴的调试、长夜时空中的宴饮氛围以及夜宴场景中的特殊人物关系三方面讨论小说“夜宴”时间设置问题。 1.公宴与私宴：贵族作息与深夜欢宴的调试 《红楼梦》中的夜宴场景并非贾府作息常例，而是在上元、中秋、生日等特定节日才会有的盛宴。受“禁夜”传统影响，夜宴场景的集体时间与个人时间冲突，似乎较之“歇午”更为明显。 贾府夜宴，不论“公”“私”，都是贵族家庭作息法度与永夜欢愉的精神诉求之间的一场博弈。只不过由贾母主导的“公宴”无人敢议，而贾宝玉等人的“私宴”则受到的阻力大些，最不能为贵族作息所容纳是下人们的“夜局”。 然而令人错愕的是下人们的“夜局”却是贾府出现频率最高的夜晚活动。家族命运的衰落隐含在小说大大小小的“夜宴”与“夜局”之内，而叙述者对大家族内部运行失衡的反讽也寄寓其中。 贾府中除了公共夜宴之外其它的夜间宴饮，似乎都在贵族作息约束范围内，包括最受宠的宝玉的生日私宴。在“群芳开夜宴”开始之前，林之孝家的带领众婆子前来巡夜，嘱咐宝玉早睡早起，宝玉只能从命。 林之孝家的有权威不仅由于她年高有体面，而且在于她巡查上夜，代表长辈威严。她的要求代表了长辈的要求，贾府长辈不会轻易依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也说明怡红“私宴”是《红楼》夜宴中最特殊的一次。 怡红“私宴”的特殊性还表现在这是一场主子与丫鬟们混坐一处、其乐融融的“私宴”。如果是贾府“公宴”，无论昼夜，经过长辈特许，奴婢围坐一桌是一种恩赏行为，例如第三十八回的螃蟹宴，鸳鸯、琥珀、彩霞、彩云、平儿等大丫鬟都“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围坐而食。 即便如此，主子和奴仆也必须分坐。亲密如王熙凤和平儿，王熙凤叫平儿陪她吃饭，平儿也只敢“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凤姐儿吃了饭”。可见贾府中奴婢即便主人许可，依然不敢同坐。那么未经过长辈许可的主仆围坐，显然有违大家规矩。这也是怡红寿宴必须安排在夜间悄悄进行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有违上夜，还是主仆杂坐、彻夜畅饮，将“群芳开夜宴”限定在“别大呼小叫，惹人听见”的环境之中，都是这次“夜宴”的必然安排。正因为如此，更显得欢宴难再，群芳易去。 果然，欢宴后不久，晴雯被谴、芳官出家、四儿遭逐，群芳渐次消歇。长辈视角对宝玉与女孩儿们“夜宴”时空的压制与否定，正是叙述者良苦用心之所在。嗣后的抄检大观园、王夫人谴晴雯都已伏脉于怡红“夜宴”的极欢畅之时。 然而，怡红“私宴”终究还是要进行，这尤其体现出贾府作息与夜晚欢宴之间的调试可能。一来是宝玉仗着贾母、王夫人的宠溺，料想即便被上夜之人知道，也无甚大不了；二来也是到场的大观园临时管理者李纨、探春为怡红“私宴”提供了一定限度内的合法性。 请看李纨对夜宴的表态：“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李纨的话表面上是回答黛玉，实则是叙述者借李纨之口回答读者。贾府中的重要人物如宝玉的生日，是可以举行“夜宴”的，虽然触犯了“夜聚饮博”的规矩，但是因为“并无夜夜如此”，也就可以商量，可以变通。 李纨的话摆明了是为“群芳开夜宴”找理由。由于作息制度本身的弹性，怡红“私宴”便顺利举行，并未遭到拦阻。然而，这个事件透露出的是贾府作息制度因人而设、因事而异的本质。 怡红“私宴”的举办，不仅是贵族作息乃至大家族运行机制的一次自我调试，也是贾宝玉及其所处的怡红院在贾府秩序中拥有特殊地位的必然结果。因此，《红楼梦》所写夜宴虽多，只有贾宝玉有资格在生日这天夜晚开“私宴”，其他人的生日要么是日间宴饮，要么便是贾母做主开设的“公宴”，与宝玉“私宴”有本质区别。 2.夜宴与昼宴之别：长夜时空的宴饮氛围 《红楼梦》着力描摹了六次重要的“夜宴”，除了在公私宴饮之间进行对照之外，叙述者还将“昼宴”作为“夜宴”描写的参照系，突出夜宴时空独特的宴饮氛围，显示出独到匠心与深挚情感。 先来归纳大观园日间宴会的基本特征。《红楼》“昼宴”无论宝钗替湘云请螃蟹宴（第三十八回）、大观园秋爽斋宴请刘姥姥（第四十回）、还是芦雪广烤鹿肉（第四十九回），都是在“天气晴朗”或是雪后初霁的景致中举办。 具体宴会时间则饔、飧二食皆可，相较于夜宴更灵活。宴席的中心人物不固定，有时是贾母，有时是众姊妹。席间的叙述焦点则集中在吟诗等风雅之事。这三场“昼宴”前后总有诗社活动相呼应。 与此相反，“夜宴”中心人物除怡红夜宴外，皆为贾母。同时，夜宴主题也较少涉及吟诗等风雅之事。换言之，吟诗作赋不是夜宴的核心场景。元妃省亲中姊妹赋诗仅是十个场景中的一环；“凹晶馆联诗”也发生在中秋夜宴结束之后。这不仅是小说“夜宴”与“昼宴”的主题之别，也是《红楼》“夜宴”与才子佳人小说夜宴场景的重要差别。 夜宴的诗文退场或许与贾母喜好和参宴者文化程度有关。贾母的爱好对夜宴整体氛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她又是喜俗不喜雅的，尤其是节令长夜时空中的夜宴，贾母就更追求“热闹”的氛围了。“寒潭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这样的诗句显然不适合夜宴氛围。 同时，夜宴中的“私宴”：“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参与者许多是连字都不识的丫鬟，更何谈作诗了，所以怡红私宴这样的场景也不适合作诗25。 另外，《红楼梦》“昼宴”与诗文活动的绵密关系也说明昼、夜宴饮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昼宴”发生在白天，持续时间不长，空间又多在室外（冬日除外），因而大观园中明丽的景致就成为了“昼宴”必不可少的衬托。 “昼宴”氛围往往是雅致欢乐，美食、美酒罗前，酒令、笑话不断，烘托出一番众姊妹欢饮的贵族清雅气象；与此相反，“夜宴”则发生在节令、生日的夜晚时分，时间较长，一般从初更持续到四更，长达三四个时辰，欢愉不易持续，吃到后来参与者先后离席，容易产生兴尽悲来的情感。另外，夜宴空间室内多于室外。大观园中的美景，因照明所限，在夜间不容易看到。 相较而言，听觉与嗅觉的灵敏度相应地得以提升，因此中秋赏月的场景中，隔水传来的笛声和幽幽的桂花香气就成为了表明节令、渲染环境与烘托氛围的重要叙事手法。而人在平日里习惯了通过视觉获取信息，当这方面信息减弱，而听觉与嗅觉信息增强之后，势必在心理上容易产生消极而复杂的情感。这是《红楼梦》“夜宴”的叙事功能远较“昼宴”丰富的文化心理基础。 具体到夜宴氛围，还须分情况讨论。有的场景，长夜时空的宴饮氛围饱含着荣、宁两府的分明对照和今昔盛衰的深切感叹。例如第七十五至七十六回，时值中秋，荣宁两府各排筵宴，却有迥异之态：宁国府夜宴在“会芳园丛绿堂中”，贾珍“带领妻子姬妾，先饭后酒，开怀赏月作乐”。这也是前八十回唯一一次写宁国府的夜宴排场。 然而，祥和的夜宴却因三更之时“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而陡然生变。众人都“悚然疑畏”，宴席也草草结束。叙述者将祖先示警设置于宁府夜宴场景之中，正如脂批所说：“凡人先人虽远，然气运相关，必有之理也。” 祖先宗祠设在宁国府一边，因而祖先示警也安排在宁府为宜。况且，按小说描写，贾珍、贾蓉等宁府中人的行止也着实不堪，正该祖先警示一番。另外，叙述者留着荣国府中秋夜宴来描摹“盛极而衰”的宴饮情态，因而先叙宁府异兆。 还有的场景，叙述者将夜宴时空与特定节令的自然风物相关联，渲染了悲凉的环境氛围，突出家族“将散”主题。 第七十五回写荣国府夜宴凸碧山庄，贾母感叹：“常日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么。……今日就这样，太少了。”庚辰本脂批曰：“未饮先感人丁，总是将散之兆。”中秋是团圆之日，又设宴于圆桌前，贾母看到“只坐了半壁”，油然感慨今不如昔。 此后，这个话题被反复提起，无论王夫人如何解劝“母子团圆”，贾母终不免感慨“天下事总难十全”。荣国府夜宴上贾母的“长叹一声”正照应了前一回宁国府夜宴祖先的“长叹之声”。阴阳两隔、荣宁二府的两声叹息，先后出现在中秋夜宴这个团圆祥和的时间点，出现于阖家欢宴的空间场景，将荣宁两府的昔盛今衰暗示出来。 “宁府异兆”与“荣府数尽”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如果不是前后相连的两场中秋“夜宴”，我们无法设想还有何种时空设置能将如此丰富而彼此勾连的意蕴浑然一体地呈现出来。 3.“夜宴”时空中的特殊人物关系 《红楼梦》夜宴场景以人物为中心，复杂的宴饮时空的层层设置都服务于塑造人物。在宴饮这一既秩序井然、又相对轻松的场合下，各色人物的性格气质以及人物之间平日不易呈现的关系便显露出来。下面讨论夜宴中贾母与众人、贾政与贾赦、宝玉与黛玉这三组人物关系，以此窥知叙述者利用“夜宴”时空呈现独特人物关系或人物特殊面相的叙事目的。 在参与夜宴的贾府人物之中，贾母显然是核心人物。不同于之前世情小说节令欢宴中富有民俗风味的众多动态人物活动，《红楼》夜宴场景基本上是以众人围坐在贾母身旁，静态的说笑话、行酒令为主要模式。夜宴团聚的热闹景象可能会给贾母带来某种“家族长盛不衰的幻觉”26。 纵观夜宴时贾母的言行，随着小说情节的向前推进，她对热闹的渴望越发强烈，而众人的意兴也就越发寥落。例如第五十四回，贾母到了三更便觉“寒浸浸的起来”，玩笑到四更吃完点心就散了。 而到了第七十六回，贾母不仅一再感叹家中人少，而且在众人困倦，先后离场时，贾母虽已睡眼朦胧，但仍笑称“我不困，白闭闭眼养神”。显示出贾母对夜宴热闹的渴望之深，不愿散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场夜宴虽然都在四更前后结束，但第五十四回贾母和众人吃完点心才散去，非常祥和，一团和气；而到了第七十六回时值四更，贾母见众人已散感叹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庚辰本夹批道：“总写出凄凉无兴景况来”。 从夜宴中贾母的言行可以看出：一方面，贾母期盼着热闹的夜宴更加长久，另一方面，她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衰弱，因而心境也因景况凄凉而索然无味。贾府的最高统治者史太君的身心景况与众人参宴兴趣都随着情节推进而背离，这是《红楼梦》夜宴人物关系的重要特点。 夜宴场景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独特面相会暴露，典型的是贾赦与贾政。二者性格才情虽相去甚远，但皆属于陪衬人物。具体说来，赦、政兄弟在夜宴上叙述作用又有不同。 先说贾赦。贾赦虽一直在贾府中，但他一般选择逃避夜宴。然而中秋“夜宴”贾政回京，阖家团圆，贾赦也在座陪饮。轮到他讲笑话，讲出个母亲“偏心”的笑话，引起贾母疑心。 贾赦讲笑话，还被众小辈儿听到、笑乐，在等级森严的贾府中，只可能出现在夜宴这样非公务性的家庭聚会之上。而笑话中暗讽母亲“偏心”，恰好刺痛了贾母，暴露了母子二人平日里不会显露出来的矛盾。 贾母因贾赦讨要大丫鬟鸳鸯做妾，心中早对长子不满，此刻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贾母以为儿子借玩笑发泄不满，遂笑说：“我也得这个婆子针一针就好了。”母子二人的隐形矛盾借助这种夜宴的轻松场合得以显形。 如果不是“夜宴”场景，贾母与贾赦可能都也不会有机会将矛盾挑明。根据第七十六回脂批提示，贾赦在原著中应当死于夜宴离席受伤后不久。因此，按原著的叙事逻辑，贾母与贾赦之间的情感裂痕再无修复机会，贾府大家族的败落也从母子失和公开化显露端倪。 次说贾政。在小说中贾政的地位十分特殊，他的形象一直很端方诚朴，在乌烟瘴气的贾府中可称异数。然而他毕竟是贾宝玉的严父，宝玉对他敬畏如虎。贾政参加中秋夜宴的叙事功能有三： 其一，贾母因好容易贾政外任归来，阖家团圆，因而更加感叹人丁稀少，引出“将散之兆”；其二，贾政在席，贾宝玉便如芒在背，被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恣意欢乐的可能，连笑话也不敢说，只得应命作诗塞责，使得这场团圆宴显得更加寥落、萧索，无甚兴味；其三，便是呈现贾政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说笑话。 贾政作为家长，平日里不苟言笑，众人本不可能听到他说笑话，而贾政开口说“怕老婆”的笑话，与其说笑话本身可乐，不如说是讲笑话的人与平时自身形象反差强烈引起众人发笑。 贾政的笑话既戏谑，又贴合中秋节令，因而贾母欢喜。一方面体现出他诙谐善谑的性格侧面，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贾政为引母亲开心不惜放下身段说笑的纯孝美德。很难想象，缺乏中秋夜宴说笑场景的贾政形象是多么枯燥乏味。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观园中宝玉与黛玉这对情侣在夜宴中的表现。《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元宵夜宴上，宝玉斟酒到黛玉面前，黛玉“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引得王熙凤嘱咐“别喝冷酒”。 吴组缃先生认为“黛玉对封建礼法的叛逆态度引起了众人的不满”27。宝黛爱恋发生的大多数空间是闺阁或者园中，二人独处或者袭人、紫鹃等少数心腹丫鬟在场是他们恋爱的常态。 以常理揣度，夜宴的公开场合不适合谈情说爱，然而林黛玉却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宣示二人的特殊关系，这远比第三十八回昼宴时宝玉命给黛玉斟一壶“合欢花浸的酒”更为直白和大胆。因为后者还可理解为表哥对表妹的关心，而夜宴代饮“合欢杯”的意味显而易见。 黛玉也许是不经意间“忘了情”，但更可能是故意试探长辈底线，成为二人关系在长辈面前最大胆的一次“挑衅”。从夜宴人物关系上说，宝黛爱情的这次强烈试探也只有在合族“夜宴”、宝玉敬酒之时才会发生，其艺术感染力来自于合乎叙述逻辑与艺术真实。 《红楼梦》的微观时间设置看似是个贾府作息时间的小问题，实质上涉及叙述者安排时空、创设情节、塑造人物等大关节。如果将“歇午”和“夜宴”这两个小说中独特的时空场景放置于小说史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可得出如下结论： 歇午叙事在诗歌等文体中源远流长，世情小说中出现在《金瓶梅》。不过《金瓶梅》式的“兰汤午战”叙事在《红楼梦》里仅在第七回王熙凤午间“秘戏”还有些许隐约的残存。 《红楼梦》中其它“歇午”情节都没有明显的狭邪意味，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丰富的时空设置和文化意蕴。歇午叙事在《红楼梦》中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时空设置单元，并对清代中期以后的《红楼梦补》《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续红楼梦》《品花宝鉴》《孽海花》《风月梦》《海上花列传》等通俗小说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红楼梦》开始，“歇午”不再是一个为小说家所忽视的可有可无的场景，而成为了塑造人物情节的重要场景。《红楼梦》开发了歇午场景的叙事潜能。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文学实践上，《红楼梦》歇午叙事如此成功，催生了系列模仿作品，主要是《红楼》续书；另一方面，在现实作息上，清代中期以后的士大夫甚至重臣普遍记载了他们午休的爱好28。 许多小说开始将日常生活中的午睡作为描摹对象，例如《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孽海花》等；同时，随着近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西方作息制度的输入并贯彻，午休逐渐制度化，堂而皇之地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取代传统作息制度，尤其在东南开埠城市。 城市事实上延长了人们的作息时间，使得“歇午”成为了小说微观时间要素。这类作品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反过来讲，作为小说史现象的“歇午”叙事说明了《红楼梦》在作息描写上的某些现代性。 当然，仅就歇午描写的深度与广度而言，《红楼梦》所赋予“歇午”的叙事功能与文化意蕴，古代小说无出其右者。如果我们将小说后四十回作为独立单元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歇午”在后四十回中虽屡有出现，但叙事功能大为削弱。 不仅如此，后四十回的贾府作息时间也出现了虚化与泛化的倾向，前八十回十分清晰且饱含感情的时间设置变成了简单与机械的模仿与复制。这证明曹雪芹家族尤其是曹寅的歇午习惯对小说家构思午间时空起到了重要意义。 再看“夜宴”。《红楼梦》夜宴场景既继承了《金瓶梅》以来夜宴描写的传统，又有自身鲜明特色。《红楼》夜宴的餐桌虽然丰盛，但人物食用的却很清淡，并没有肆意铺排食物之繁盛，它们在小说中是具有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同时，夜宴场景之后没有连接世情小说容易出现在夜晚的性描写，而是以“一响而散”为结束；《红楼梦》夜宴场景的基本模式是众人围着贾母行酒令、说笑话，祥和安宁是“夜宴”的基本底色。 这些描写，与《金瓶梅》有着很大不同。可以说，《金瓶梅》开启的明清世情小说夜宴叙事在《红楼梦》中得到了时空的细化和意境的提纯。 “夜宴”与“歇午”一样，也是对传统作息时间的一种反悖，甚至是更为严重的一种背叛。“夜宴”在一定限度内违反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大家族的礼仪规范以及日常生活作息规范这三重准则。 因此，在《金瓶梅》开创世情小说描写家庭生活夜宴模式之时，富足家庭生活的姬妾欢宴，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情欲描写。然而《红楼梦》夜宴场景所承担的叙事功能几乎没有一处与“淫戏”有关。该场景的叙事模式由“夜宴+淫戏”转变为夜宴的象征性，情感维度提纯，叙事功能深化。《红楼梦》也因此成为世情小说夜宴模式最精彩的继承者与创新者。 综上所述，“歇午”和“夜宴”为代表的时间要素参与小说情节发展是有必然性的。根据《红楼梦》微观时间的粘着性，我们可以将小说时间分为固定时间与机动时间。前者的典型是饔、飧二食和夜晚睡眠，这是大多数人都遵循的作息时间，也因此较少发生特异性的故事，时间流转而浑然不觉。 在固定时间中，我们可以认为时间这一叙事要素居于次要地位，而空间要素或人物关系居于主要地位，因此叙事的时间特性不被叙述者强调；与之形成对照，机动时间则完全不同，它们虽有一定成例，但也随着季节流转、忙闲变动而改变，不是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最典型的是“歇午”与“夜宴”时间，可以称之为日常时间中的特异性时间，与特定空间连缀而形成具有丰厚文化意蕴和叙事潜能的时空关系，正是小说情节延续与人物关系呈现的温厚土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