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戴进：笔力精熟，气韵天成（上）

戴进乃明代浙派的创始人，这种说法最早由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出：“国朝名士仅戴文进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王翚在《清晖画跋》中称：“文进、小仙以来而浙派不可易矣。”中村不折、小鹿青云所著《中国绘画史》中在“浙派”一节明确地称：“浙派始于戴文进，诸说一致。”故单国强在《戴进生平事迹考》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在明代前期画坛上，戴进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画家，也是画史上正式命名的第一个画派——'浙派’的创始人。”

戴进创建的浙派乃是中国画史上第一个明确的派别，以此可见，戴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从历史记载来看，他最初并不是一位专业画家，而是一位制作首饰的匠人，这种说法出自张潮的《虞初新志》：

先是，进，锻工也，为人物花鸟。肖状精奇，直倍常工。进亦自得，以为人且宝贵传之。一日，于市见熔金者，观之，即进所造，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糈？意将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缣素，斯必传矣。”进喜，遂学画，名高一时。

戴进《春日积翠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戴进制作的首饰十分精美，他的首饰上面常常刻以花、鸟等图案，因此由他制作的首饰价格远超同类饰品，戴进也以此为傲，觉得他的首饰是一件艺术品，人们肯定会世代保存。然而某天，他在市场上看到有人将一些旧首饰熔后制成金块，戴进走上前细看，原来所熔者正是他当年制作的精美首饰，看着自己的心血就这样被轻易熔掉，令戴进大感失落，回来后他跟朋友说，看到自己的心血如此的不被人珍爱，而原本自己想成为天下著名的首饰匠，没想到别人如此对待他的心血，所以他想转行从事别的可以不朽的事业。朋友建议戴进不如去搞绘画，将精美的图案从黄金移到绢或者画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流芳千古。

戴进闻听此言，果真放弃了首饰制作，专攻绘画，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家。对于这段记载的真伪，单国强在《事迹考》一文中称：“此段传说引自清初戴进同乡毛先舒的《东苑文钞》，距戴进已三百年，其可靠性尚无同时代文献可资旁证，且也无金饰实物存世，但从戴进清贫出身推论，他幼时曾任锻工是很可能的，其早期绘画多精细之作，抑或也与此技艺有关。”

其实，戴进原本就有很好的绘画技巧，周晖在《金陵琐事》中写道：“戴文进，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聚众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

永乐年间，戴进前往南京，他的行李被搬运工趁机偷走了，戴进不认识此人，但一面之际，他就记住了这个人的大致长相，于是他在酒店内借纸笔画出此人面目而后分发之，很快有人认出画像中的人物，于是这些人带领戴进找到了这位搬运工的家中，从而要回了行李。由此可见，戴进在人物画方面也极其有成就。

从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续稿》卷六中的记载来看，戴进从小就喜欢绘画，这是缘于他的父亲戴景祥原本就是位有名的画师。更何况，制作精美的首饰也同样需要绘画技巧，郎瑛在文中首先写道：

永乐末，钱塘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继而还乡攻其业，遂名海宇。镇守福太监进画四幅，并荐先生于宣庙。戴尚未引见也，宣庙召画院天台谢廷循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夫，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又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是夕，戴与其徒夏芷，饮于庆寿寺僧房，夏遂醉其僧，窃其度牒，削师之发，夤夜以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为作道佛诸像。故今花藏潮鸣，尚多手迹。

戴进《洞天问道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戴进的父亲戴景祥因为绘画技巧高超，被征召到了首都，那时的戴进绘画技巧已经展露头角，但并没有爆得大名，后来还乡努力地研究画理，练习绘画技巧，终于成为了闻名于世的大画家。有位太监把戴进的四幅画作进献给了宣德皇帝，并且推荐戴进入宫中作画。

为什么有这样的推荐呢？因为那时的皇宫需要很多画师，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讲到元代未曾设画院，到了明代虽然恢复了画院之制，但规模比不上宋代。朱元璋在位时实行严刑峻法，以至于很多画师被斩首，好在后来的几任皇帝使得一些画师的处境得以改变：“尔后宣德、弘治之世，为明代画院最盛时期，犹宋之宣和、绍兴。又宣宗、孝宗皆善画，宛如徽宗、高宗也。而宣德之画院，谢环、（山水宗荆、关、米芾。）倪端、顾应文、商喜等同入画院。戴进、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亦直仁智殿。”

陈师曾把宣德、弘治两位皇帝比喻成宋徽宗和宋高宗，而宣德时期谢环等画师都进入了画院，后来戴进也加入其中。但是按郎瑛所写，戴进的运气不佳，因为他的画艺高超，遭到谢环等人的嫉妒而上谗言，当皇帝还没有召见戴进之时，先请谢环等人评价戴进作品的优劣。当时太监所呈上的戴进四幅画作乃是春夏秋冬四景，谢环看到春夏、两景时就大感佩服，感觉戴进的画艺超过了自己，看到秋景时谢环的嫉妒心大起，不再跟皇帝讲戴画如何之妙，皇帝问他为什么不再吭声，谢环说这幅秋景画的是《离骚》中渔父的故事，而屈原正是遇到昏君投江自杀，戴进画这样的题材显然有影射之嫌。

戴进《溪堂诗思图轴》辽宁省博物馆藏

宣宗听到谢环的所言默默不语，而看到戴进所绘冬景时，谢又接着说，这幅画的内容是七贤过关，这个故事出现在乱世，这等于影射当今世道不好。皇帝闻言大怒，要斩掉进献画作的那位太监。当天晚上戴进正跟他的弟子夏芷在庆寿寺的僧房内吃饭，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想办法把僧人灌醉，偷到了僧人的度牒，然后递掉头发，化妆成和尚连夜逃走，藏在了杭州的寺庙内，此后他们就在一些佛寺内画佛像为生。而对于戴进以后的遭遇，郎瑛在文中又写道：

吾友张济川家，亦有《天王斗圣》数十幅。继而廷循使人物色，戴闻云南黔国好画，因往避之。值岁暮，持门神至其府货之。其时石锐为沐公所重，石见其画，曰：此非凡公可为也。询戴同郡人，遂馆毂之。然终不使之越己。又数年，谢死。而少师杨公士奇、太宰王公翱，皆喜戴画，归则老矣。

看来长期隐姓埋名地躲在寺庙中也不是办法，戴进听说云南黔王喜好绘画，于是前往云南避难。但戴进并不认识黔王，于是他就拿着所画的门神到黔王府售卖。那时的黔王府画师中最有名者是石锐，石看到了戴进所画门神说，这个人的水平太高了。而后一打听，戴进又是自己的同乡，于是他建议黔王延聘戴进在府内做画师，但是，石锐始终不让戴进的地位超过自己。

对于戴进是否去过云南，单国强在文中经过考证，认为郎瑛的所言不可靠：“查《明史》，云南黔国沐公，第一代沐晟，永乐六年封公，正统四年卒，其时戴进寓京，不可能投奔沐晟。第二代沐斌，正统五年嗣公爵，因年幼居京师，由叔沐昂代镇云南，正统十年昂卒，斌始返云南镇守。其时，戴进已六旬高龄，且返居家乡，不太可能远赴云南谋生。石锐自宣德间征召入京，一直是宫廷画家，无入黔国沐公府的记载。至于谢环死，杨士奇、王翱等人看重戴进，他才得以从云南归来，更不符合史实，因为杨士奇正统九年已死，谢环直至景泰三年还有作品。因此，'避祸云南’说纯属于虚乌有。”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戴进的绘画技巧十分高超，以致引起了同行的嫉妒，为此，他没能受到皇帝的赏识。明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也讲到了这件事：

本朝画手当以钱塘戴文进为第一。宣庙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文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文进以得意之笔上进，第一幅是《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钓于水次。画家惟红色最难著，文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庙阅之，廷循从旁奏曰：“此画甚好，但恨鄙野耳。”宣庙扣之，乃曰：“大红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钓鱼，甚失大体。”宣庙颔之，遂挥去其余幅不视，故文进在京师颇窘迫。

《关山行旅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陆深明确地说，戴进的绘画水准是当朝第一，并且称谢环和石锐等都是皇帝身边著名的画师，戴进的入京让众画师十分嫉妒。某天，宣德皇帝让众画师在仁智殿呈现自己的画作，戴进所上乃是自己精心绘制的《秋江独钓图》，此画的内容是一位身着红袍的人坐在水边垂钓。当时的画家都知道红色最不好画，而戴进用独特的涂法，使得这幅画显得十分和谐高妙。然而当皇帝看到此画时，谢环却在旁边说这幅画虽然技艺高超，但画格太低。宣德问其何有此言，谢环说大红袍乃是朝廷的官服颜色，怎么可以穿着官服坐在溪边钓鱼，这么做很不成体统。皇帝认为谢环说的有道理，于是不再看戴进的其他画作。因为得不到皇帝的赏识，戴进在京城日子过的很是窘迫。

这个故事同样记载于明李绍文的《皇明世说新语》和何乔远的《名山藏》中，只是字句略有差异，何乔远还在文后加了一句“放归，以穷死。死后而人始重之。”清徐沁在《明画录》中也持类似说法：“宣德初征入画院，见谗放归，以穷死，死后人始推为绝艺。戴泉，字宗渊，进之子，山水有家法，惟用墨差重。”

对于戴进的遭遇，美高居翰著、李渝译的《图说中国绘画史》中也有这样的感叹：“也许是不得不逃离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面吧，就像非得逃离经常构人入罪的宫廷阴谋一样，明代最优秀的画家之一戴进就在奉职宣宗数年后，弃职而去。他回到出生地杭州附近，试以职业画家为生，却不成功，终因穷困而死。当戴进的重要性受到肯定，而他的风格也不断被人摹仿之后，他终于被追认成某种山水画派的创始人，也就是以其祖籍浙江为名的浙派。马、夏传统自南宋以来，变成了次要的地域性画派，而在浙江继续存在着。戴进复兴的正是此一画派。”

《葵石蛱蝶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看来后世的记载与郎瑛《七修类稿》中的所言有差异，戴进并没有逃离京城，而是在朝中做了几年画师，这个过程中，他依然得不到皇帝的赏识，最后只好回到家乡杭州以绘画为业。但高居翰说，戴进的画作在家乡杭州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最终穷困而死，直到在其身后，人们才意识到戴进的绘画技巧是何等之高超，从此被追认为浙派的创始人。

实际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戴进无法在朝中立足，除了谢环的嫉妒，还有其他原因在，明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宣德间，昆山画士谢廷循虽以画蒙宠，终日侍御围棋。时钱塘戴文进画法极高，与等辈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试，令戴画龙，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随常画龙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这里用不得五爪龙？著锦衣卫重治，打御棍十八发回。”余十七人皆得用命也。盖为谢所辄云。

苏州周东村说：“宣宗又尝问谢曰：'还有一戴文进，闻画得好。’对曰：'是秀才，画欠精致，是隶家画也。’卒不得进。上海陆子渊司业亦云，戴曾画山水进呈，宣宗称善，令谢视之，谢指摘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岂有穿红袍钓鱼之理？’遂弃去弗用。”

宣德皇帝雅好绘画，招聘天下画家入京考试，然而考试的内容是画龙，戴进最擅长的却是山水，而那时只有皇帝才可用五爪龙，民间只能画四爪龙，故戴进习惯性地画出了四爪龙。皇帝看后大怒，因为戴进所绘等于是没有把皇帝视为天下至尊，故戴进被打了十八棍而赶出。他们同来的十八位画师，其他十七人都留了下来。但过了不久，皇帝又问起戴进的情况，但谢环却说戴进的画确实好，但可惜是俗画。由此而使得皇帝放弃了再用戴进的想法。

《三顾草庐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这段记载不错的话，戴进不能受到皇帝的赏识，主要原因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遭到了同行的嫉妒，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重要的考试中出了错。郎瑛在《七修类稿》“事物类”中还讲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尝闻英庙召取天下画工至京，试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题，诸人皆于花卉上妆点，独吾杭戴进画茂松顶立一仙鹤。一人画芭蕉下立一美妇，于唇上有一点红也。朝廷竟取画美妇之工，时以戴进不遇为命。窃以当时必以戴进画妙则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点之红切于题而脱出题情，尤见良工心独苦也，且于动人处尤易见。

这个故事里，皇帝命天下画工入京参加比赛，出的题目是“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大多数画工都是在花卉上作文章，唯独戴进画的却是松树上立着的一只仙鹤，因为仙鹤头顶上有一点红。另外有一个画工画的是芭蕉树下站着一位美人，美人的唇上也是一点红。这两幅优秀画作经过评选，人们都认为美人的那幅更好，他们私下里说戴进的画虽然构思巧妙，但少了些春色，没有扣题，以至于他的画作未能呈现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