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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双双坠入危机四伏的爱河，伴随着爱冲的流淌，一条冒险的思想道路也一并开始了，正是这条思想道路的引领，他们分分合合，却彼此终身不能脱掉干系。1927年，海德格尔以他的《存在与时间》扬名世界；这本书思想上之所以神采飞扬，也要归功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爱情。在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的同时，汉娜·阿伦特开始转回犹太复国主义；她想对充斥着杀戮行径的排犹主义采取战斗姿态。随着国社党掌握了权力，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被撕裂，分道扬镳了。她和她的朋友们被迫纷纷逃亡，而他则期待着国家社会主义能唤醒民族并使自己能在教育界领袖群伦。海德格尔的“动向”毁掉了他的爱情，一如毁掉了他与老师、同事和学生的关系。
相爱的人变成了敌人。然而，当他们分离十七年后再次重逢时，旧有的感情弥合了恩恩怨怨，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从此他们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就是在这二十多年的友谊里，也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危机而断断续续。 对他俩的爱情故事，后人困惑甚多。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众多的人仍然认为他俩的爱情故事是一桩丑闻。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一个犹太女人怎么能与一个纳粹扯到一起？她何以在战后居然又公开地设法与他交往，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情结？ 精彩片段 美国人眼中的海德格尔 在政治界和知识界正式讨论德国的未来和德国人的责任问题之前，阿伦特就开始思索存在主义这方面的东西，现在，这个题目当然还在持续地思索，而且更有思索的必要了。在这种语境背景下，她回头仔细研磨德国的存在哲学。 对德国存在哲学的了解，她现在掌握的信息很有限，有的是她直接知道的，有的是她在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时期的同学赫尔曼·布洛赫转告她的，还有就是她1932/1933年冬天与海德格尔的通信。她就是靠着这点信息来思索德国的存在哲学。从直接间接得到的消息说，海德格尔已不再是“思想王国里神秘的国王”，而变成了阴郁的诸侯。他变成国社党的同志；作为纳粹，他当上了弗赖堡大学的校长；说他在履行校长职务时居然禁止他的老师埃德蒙德·胡塞尔进入大学，而对胡塞尔来说，这所大学几乎就是他的命。说海德格尔在战争结束后又摇身一变，变成法国占领当局的青年教导员。换句话说的意思是：他先把青年驱赶到国家社会主义中，然后再装成拯救者把他们捞出来，里外都是他。 听到这些事情，阿伦特一肚子的怒火，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把这一腔怒火都发了出来。雅斯贝尔斯马上告诉她说：不对，海德格尔并没有亲自禁止胡塞尔到大学来。这主要是由部里决定的，教育部致函各大学，每所大学——这就是说每所德国大学的校长都必须把禁教令送达事先已被解职的犹太裔的大学教授本人那里。但阿伦特却完全不这么认为。 就有关海德格尔的评论来说，您对给胡塞尔的那封信的猜测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也知道，这封信是给各学校的通函，也知道因此有许多人表示能原谅他。我始终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海德格尔也可以不执行这份文件，这是他能办到的。在这件事上，人们感到非常愤慨，想必他自己对此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他的这点儿期望也不算过高。他心里完全清楚，如果他让别人签署这份文件的话，对胡塞尔来说，这份文件或多或少都是无所谓的事，并不会感到受了这么大的伤害。您当然可以辩护说，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对此我也许会回答说，真正必将发生的事件往往都佯装成偶发的事件，有时以很不起眼的方式沿着不易察觉的路线，这很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自以为很有把握，觉得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种悄悄发生的东西无形中就在人们当中构成壁垒，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换句话说，尽管我无论在专业上还是为人上对老胡塞尔都知之不多，但在这种问题上我还是要站在胡塞尔的立场上；因为我知道，这封信以及他在这封信上的签字对胡塞尔来说几乎等于被杀掉了，我只能把海德格尔理解为潜在的杀人犯，我实在做不出别的解释。 她对海德格尔所干的这些事很上心。这期间她到处打听有关海德格尔的事，让-保罗·萨特她根本瞧不起，但在萨特1946年访问纽约时，她也与萨特谈到海德格尔，然后她向雅斯贝尔斯报告她从萨特那里听到的事情： ……在德国战败后的第四周(或者第六周)，海德格尔给索邦大学的教授(名字忘记了)写信，谈到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误会”，说他愿意伸出德法之间的“理解”之手。他当然不会得到回应。为此他后来又给萨特写信。又接受了很多次的访谈，谈话内容您肯定已经知道了。他所说的全是愚蠢的谎言，对我来说，是病态的人的一种病态的胡扯。但这已经是一个变旧的故事了。
萨特（1905—1980） 从巴黎的女友安妮·魏尔(原姓门德尔松)那里，她也听到了一些类似的丑事。 海德格尔有一种病态的气质？在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藕断丝连的时候，她是不会这样认为的。她似乎还需要得到雅斯贝尔斯的印证。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的看法与她别无二样。
她在给《党派评论》的那篇文章中，向美国读者介绍了有关存在问题的历史沿革和正式形成存在哲学的先兆，介绍了自康德以来首先是在克尔凯郭尔和胡塞尔那里的差异化进展情况，然后她集中精力深入讨论存在哲学在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那里的展开过程。 在有关海德格尔的部分，她依据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学的思想步骤加以叙述，虽然不失为片面，但也还算专业。但在此处行文的一开始她就加了一个脚注，对海德格尔的人品进行了毁灭性的评论： 海德格尔事实上(但愿吧)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仿如无比天才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或亚当·米勒一样，责任感的完全缺失造成玩火的后果，这部分得因于天才的狂想，部分得因于他们的绝望。 她在1946年英文版脚注中的批评措辞更加尖锐无情。若从英文脚注的文本来看，这篇文章有一种清算的味道。谁要是读了这个脚注，后面她要说什么不读也知道个差不多了，既不用再读阿伦特有关海德格尔的文章，也不用去读海德格尔本人的书了。如果有谁对阿伦特在德国的精英们与国家社会主义充分合作这件事上深感绝望感同身受的话，就会理解她在这个脚注里流露的腔调。此外还要考虑她的期待，阿伦特在这个男人身上倾注了感情，她爱过他，并且至今不曾忘怀。她期待海德格尔，至少有一个事后的补救姿态，敢于做出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迷思和过失。与她期待的相反，她得到的消息是继续扯谎，瞒天过海。他在20世纪30年代干的那些事，事实如此确凿，他却还要企图瞒过。当局的鉴定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失去了理智，因此才落到斯文扫地的地步。这个结论让阿伦特大为光火。 在文章的结尾，阿伦特把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海德格尔看上去是一位个人本位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基于他“向死存在”的诊断，他顺理成章地逃遁到自然主义的(民间的)迷思迷信中去，以便让这个被他诊断为分崩离析的向死展开的此在的世界能够以什么方式重新聚集起来： 在这之后，海德格尔在课堂上试图将他的这个孤立出来的本位的自己偷偷地移植到民间、大地这样一些神话化的非学术概念中去。事情很明显，这种偷移方案只能游离到哲学之外，并逃进随便什么自然主义的迷思迷信中去。如果这种迷思迷信不属于人类在概念上所能理解的东西，他就用与之相类通的东西去覆盖，说些人同在大地上栖居之类的话，如果实在不行，他就把这个割裂出来的自已，机械地和解到一个根本就与他的概念不同的根基上去。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个我行我素的至我组织到超我的解释，从而把这个基于决心而来的罪恶通过任何办法转换到实践中去。
雅斯贝尔斯（1883—1969） 照阿伦特的理解，海德格尔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滑向国家社会主义。照她的说法，这并不能阻止他坠入虚无主义，相反，只会使他更加清晰地暴露自己的虚无主义基痕。 但在她1949/1950年的那次德国旅行之后，她头脑中的海德格尔图像几乎又颠倒过来；她高强度地阐释海德格尔，试图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未经他人变形的海德格尔，希望美国读者能理解真正的海德格尔。1952年，著名的犹太一基督教牧师雷夫兰德·厄斯特赖歇尔向阿伦特求证，海德格尔卷人国家社会主义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他这样做是想在阿伦特那里验证一下自已对海德格尔的判断对不对。阿伦特对他的理解进行了有分量的批评，并申明收回自己在1945/1946年时对海德格尔的评价。三年之后，在读博士生凯尔文·施拉格想在保罗·蒂利希那里做博士论文，另外他也想在海德格尔那里研究有关此在分析的内容。他向阿伦特提出了一些有关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问题，并指出自己的理解是基于她的《什么是存在哲学？》这篇文章。她在回答完他的问题后是这样结尾的：“我必须提醒您，对我那篇有关存在主义的文章要警惕，特别是有关海德格尔的部分，这部分不仅完全不适当，而且有些评价根本就是错误的。请您干脆忘掉这篇论文。” 她在这篇文章中，把雅斯贝尔斯当做德国哲学的光辉人物，说他是唯一一位从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中起家的人，这是经过确认的事实，268并且他仍代表着这种革命精神。说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存在哲学完全丢弃了它的自我中心主义：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藉由揭示人类思想的超验运动以及在思想超验方面的失败，人们至少能获得如下见识，人要做“自已思想的主人”，做“自己思想的主人”，这个命题的要求要多于一个人实际发生的所思所想一在理解人的尊严方面这或许开启了一个新维度；不仅如此，而且这个命题还在先地规定了人的本质，这个在先规定的人的本质要比人的自我更丰富，而且也打开了比自我更丰富的意愿。藉此，存在哲学走出了以自我性为中心的时代。 在阿伦特的阐释下，雅斯贝尔斯是美国公众心目中克服了海德格尔“自我性”的代表人物。在接下来的若千年里，阿伦特又致力于进一步拉近雅斯贝尔斯与美国读者的关系。她为出版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文版张罗着找出版社，找译者，并亲手指点翻译方面的事。雅斯贝尔斯对此心怀感激。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则没有这份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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