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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归途如虹 《红楼梦》里有不少对联。这些对联都十分耐人寻味。 比如第五回里，贾宝玉要歇午觉，秦可卿等人把他带到一间上房，贾宝玉看到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贾宝玉看到这幅对联，说什么也不在这个房间睡午觉。秦可卿只好把他带到自己和贾蓉的房间里。 贾宝玉为什么不喜欢这幅对联？因为贾宝玉很天真，很单纯，不喜欢太世故的人，对世道也有所不满。 《红楼梦》里把这幅对联诠释得最好的人是薛宝钗、王熙凤和刘姥姥三个人。 薛宝钗很会做人，很懂人情世故：她能够看出贾元春把“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所以劝贾宝玉把“绿玉春犹卷”改为“绿蜡春犹卷”；她能够顺着贾母的心意点甜烂的食物，点热闹戏；能够在金钏投井自尽后及时去安慰王夫人，并且帮王夫人解决了没有衣裳给金钏裹尸体的困难。 王熙凤更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她能够用幽默诙谐的言谈多次把贾母等人逗得哈哈大笑，甚至可以让生气的贾母转怒为喜；她能够一眼就看出贾探春等人来找自己是为了让她拿出钱来帮他们办诗社，并且慷慨大方地拿出了钱；在理家期间，她对待下人，她恩威并施，让她们战战兢兢；对待丈夫贾琏，她软硬兼施，让贾琏对自己又爱又怕；对待其余家人，她热情大方，十分周到，让人觉得温暖；王夫人怀疑她和贾琏是绣春囊的主人，她三言两语就化解了王夫人的疑虑；对待刘姥姥，她落落大方，十分得体。 刘姥姥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为了到贾府打秋风，她显得卑躬屈膝，做到了忍辱负重；为了感激贾府，她送去瓜果蔬菜；为了报答贾府，她及时救助巧姐。 可以说，薛宝钗、王熙凤和刘姥姥是会做人的典型。但是薛宝钗被贾宝玉看作是“国贼禄鬼”；王熙凤被贾母戏称为“猴儿”；刘姥姥被林黛玉戏谑为“母蝗虫”。可见，贾宝玉之所以厌恶这类人，就是觉得这类人为了做人，失去了自我，甚至放弃了尊严。 贾宝玉欣赏的，是林黛玉、晴雯、妙玉这一类清高，真诚，率性，性格有棱有角的人。 《红楼梦》第十三回的最后也有一副对联：“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这幅对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原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但是曹雪芹觉得，自己身在“末世”，所以看不到“辅国治民”的好男人。不过，曹雪芹觉得，没关系，还有脂粉英雄，女中豪杰，她们不仅有补天之志，还补天之能，只可惜生不逢时。 当官的，要嘛像贾雨村那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要嘛像贾政那样迂腐无能，庸庸碌碌；要嘛像那些沽名钓誉之辈那样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都是一些斯文败类。但是女人当中自有像秦可卿、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贾母那样精明能干，深明大义的人。 秦可卿很有远见卓识，知道嘱咐王熙凤为贾府预备后路，让子孙在贾府败落后可以“回乡读书务农”；王熙凤很有才干，善于管理下人，下人们都怕她，她本人也十分用心，理家的时候任劳任怨；贾探春腹有诗书，有改革意识，也很讲原则，她对贾府的经济改革让林黛玉都刮目相看；薛宝钗口才一流，善于对大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之以利，让下人们心服口服；贾母善于防微杜渐，处理赌博事件的时候不留情面，很有威严。 可见，曹雪芹具有一定程度的女权思想。但是这种女权思想还停留在“齐家”阶段。贾探春虽然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也觉得自己要是一个男儿，就可以出去干一番事业，但是她毕竟没有像《再生缘》里的孟丽君那样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考试。 毕竟，曹雪芹觉得，社会太黑暗了，女性一旦踏入社会，要嘛失去纯真的心性，要嘛自身难保。因此，贾宝玉只喜欢未婚的少女，不喜欢已婚的女人。因为已婚的女人接触社会更多，容易被“异化”。 而且，女权思想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西方的舶来品。曹雪芹生活在康雍乾时代，那个时代不存在女权思想。袁枚虽然有不少女弟子，但是那些女弟子一个个以男儿自居，根本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 曹雪芹虽然没有明确的女权思想，但是她的性别观在当时来看，已经是最进步的了。毕竟，他敢于反驳男尊女卑的价值观，旗帜鲜明地赞美女性，是很了不起的。 《红楼梦》里的对联还有很多，比如第八回最后的“早知日后争闲气，岂肯今朝读错书”等。限于篇幅，就只举两个例子。 总之，《红楼梦》里的对联值得仔细揣摩，很有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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