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古镇：“文化脊梁”真不是那么好当

来到宜宾。

站在合江门边，看着长江向东流去。

金沙江与岷江在此汇流，
我站的地方，正是万里长江的起点。

最早知道宜宾这个地方，是2002年左右，在QQ上认识一位漂亮女网友，喜欢得很，她说她是成都的，聊了一年多我去了成都，她才跟我说她其实是宜宾的。

我一看，成都到宜宾坐车要五个小时，忽然就不爱了，啊！我可真是渣男

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从宜宾市区坐公交车到郊区的李庄，公路是延着长江开行，温暖的风，有些春游的快乐。

长江缓缓向东流，

自古，四川就靠着长江与世界连系，
源源不绝地往外输送物资与人才，

大部分时刻，四川总能快活地不问世事，过着自己安逸的小日子。

但历史某些时候，
大批下江人会沿江逆流而上，
那正是世局大变，
东西纽带般的长江，关键时期总能变救命索。

李庄现在就是个大工地，正要努力发展观光；连通长江边笔直的石砖大道首先修好了，尽头有四个大字：

文化脊梁

李庄东岳庙，本是祭祀东岳大帝，即泰山神；
建筑前有碑”同济工学院旧址”，
落款”学生 苏兆南 霍藻润”，
一人在台北，另一人在英国。

也许是某天，
两位一生经历乱离四散的同窗，
在他们事业有成后，相约回到李庄这个小镇，
重修了这处，在大树下回忆了他们的青春，
感叹后来人生。

上海的同济大学建立于1907年，本来只有医科，1912年成立工科，这所德国人建立的典型工科学校；在战乱前的黄金年代，为中国培养大批军工人才。

正因是军工人才培养重镇，同济大学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从一‧二八到七‧七事变中，校区多遭战火的破坏，直到1937年，对日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同济师生展开颠沛流离的万里南迁。

从上海，到金华，到赣州，广西八步，越南河内，又回到昆明，贵阳，最后落脚李庄。

三年多的时间，
一边学习，一边流浪，还要一路招生。

我都能想象，当初这里的人，一开始肯定不那么欢迎他们来到，这帮人逃到哪被炸到哪，不久前在昆明才被炸死几位学生，如果来到李庄，肯定引来战火。

另一来，李庄这么个风气保守的小村子，忽然涌进那么多思想激进新潮的年轻人，文化差异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冲突。

多方权衡后，李庄当地以乡绅罗南陔为首，决定大局为重，回覆十六字电文：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简单几个字，不知背多大压力：
也许物价要上涨，可能赔上村民的性命，要考虑得太多太多...

这么个偏安一偶，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镇，就这么走进历史。

小小的李庄收留了落难而来的各个文化机构，从原本三千人口，增加了一万人；同济工学院在东岳庙、医学院在祖师殿、校本部在禹王宫....

同济医学院

李庄乡亲父老让出了家族的宗祠会馆，
搬走各个寺庙的神像佛龛供学校使用；
乡绅们也让出了自己的宅院，
好的住处让给教授与研究人员，自己搬郊外...

这座世外小镇，用自己的方式护卫了民族文化传承。

东岳庙

李庄本来没通电，为了报达李庄，同济大学工学院用德国引进的直流机发电，比县城南溪更早10年完成全镇照明和机器打米；医学院根治了流行于川南，被认为无药可医的的麻脚瘟。李庄实现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的教育系统。

清幽的张家祠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旧址，当年存放了大批故宫文物。

张家祠

抗战爆发，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平故宫博物院，分为北、中、南三路，陆续将国宝西迁，辗转数千里，运抵大后方。

北路文物，从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辗转徐州、郑州、宝鸡，翻越艰难的秦岭蜀道，历经两年，到达峨眉山下。

南路文物，是1935年赴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的精品，如吴道子《钟馗打鬼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书画真迹，迁移时间长达十年，辗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最后到了四川巴县。

中路文物，主要是瓷器，因怕颠簸而走水路，从南京、武昌、长沙、再到重庆、昆明，后又因昆明危急，再次向四川转移，最后3000箱文物抵达李庄。

文物西迁

李庄附近的栗峰山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肩负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亦辗转多地终于来到李庄，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四组。

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燕大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10余家高等学府齐聚小镇李庄，因为这些”文化难民”的来到，在这座地图上没有的山乡僻野中建起一座现代学术之城。

李庄与全球学术机构交流一直没因战争停止，
有这么个说法，在当时，從国外写信，
只要在信封写上”中国 李庄 某某收”就一定能寄到。

1939年，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因依靠史语所的图书资料，也来到李庄，住在附近农舍中。

梁思成林徽因李庄故居，及营造学社旧址

才到李庄不久，林徽因肺病诱发，卧床不起；
学术补助已断绝，研究经费日渐枯竭，

梁思成一家，及营造学社同仁，不得不自己养鸡种菜。

梁思成学会了为林徽因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
学蒸馒头、煮饭、腌咸菜、用橘皮做果酱。

家中实在没钱时，梁思成就到宜宾去当衣物，
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

病褟中的林徽因

费正清曾去李庄拜访梁氏夫妇，在他的《对华回忆录》写到：

“1942 年11 月，面对生活在困顿中的梁思成夫妇，面对罹患痨病的林徽音，我慨然提出请他们夫妇去美国生活，并愿资助林徽音在美国治病和工作。”

梁思婉谢了，说：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即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1944年，山西沦陷七年后，梁思成强忍着颈椎病疼痛，开始撰写那篇著名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在”鸡犬不宁”的李庄陋室里，他写道：

”我正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豆村正是敌寇进攻台怀的据点。当我们对这名剎之存亡，对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运惴惧忧惶，曾经十分沉重.....”

营造学社同仁工作中

同年，林徽因病中收到三弟林恒阵亡消息。

在一次日军空袭成都时，刚毕业的空军飞行员林恒驾机起飞，

然而，林恒连杀敌的机会都没有，
在跑道尽头就要起飞时被日机炸弹击中，
壮烈殉国。

林恒死得壮烈，但死得算有意义吗？

想必林徽因也陷入深深怀疑当中，痛苦不已。

她写下了《哭三弟桓》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即使抗战最激烈之时，李庄的学者们仍能安心做研究，成为学术的桃花源。

在这偏远小镇的艰困六年，
只好因时制宜地改变研究方向，
卻成为他们学术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写出一部部至今无法超越的学术经典：

谭旦冏赴川南川西，为旧手工业、盐业、皮革业、造纸、陶瓷....近20种传统手工业做了详尽的调查。

民俗学家李霖灿赴云南丽江，采集纳西族东巴教经书1186册，返李庄后，潜心编写《幺些象形文字字典》为东巴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博物馆家曾昭燏主持了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工作，编辑《云南苍洱考古报告》是研究云南地方史的珍贵资料。

历史学家马长寿与凌纯声，赴川康地区考察彝、藏、嘉戎、羌等民族的社会历史，收集文物标本600余件，撰写约百万字的调察报告，是中央学术机构第一次有系统地开展边疆民族资料。

甲骨文之父董作宾坚持运了四千多片甲骨文残片来到李庄，在戏台子改的破工作室，写出扛鼎之作《殷历谱》

梁思成饿到只剩47公斤，与疾病缠身的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的同仁，在艰苦环境中画出一幅幅精细的图纸，编出了《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

这些后來大名鼎鼎的学者，
大多有国外名牌大学博士学位，
本该在北平南京一流研究机构里潜心研究，
而家国命运带着他们从中心到边陲，
这座从没听说过的小镇。

从中原的中国，汉族的中国，
来到少人关注的中国。

从李庄出发，到西南西北各处旅行，
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因为他们来到，

”中国”的文化意义被大大扩充

1941年，中研院成立13周年纪念，在栗峰山庄

国家民族的至暗时刻，

有将士在前线为了民族存续浴血奋战，

在后方工人努力增产支援前线，

科学家研究着更好的火药大砲，

教师认真教育下一代民族的精神，

商人努力赚钱，大力捐献，

即使是被认为偏安一隅的学者，
都继续着他们的研究，整理故国，
回答”什么是中国？”

他们全都有同样的目标：

不让民族火种熄灭

许多照片纪录下当时同济学子的生活：有课堂学习的照片、体育课中打球、一同吃饭、同学欢笑，还有女同学温婉端庄的合照，从容简洁，朴素而精神。

李庄时期同济女学生

在那相机还稀奇的时候，物资又缺乏，有人如此奢侈地利用底片，拍战火阴影下的青春，我们才得知那时大学生的精神面貌。

有张照片令我夜不能寐，
拍摄者望着船只慢慢远去，
按下快门那一刻，他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船上与岸上同学正在高挥双手欢呼送别，
他们是否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呢？
这艘船上远去的同学，后来有多少人回来呢？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

有人弃文从理

有人弃理从文

有人投笔从戎

他们都没错，都对国家有信念

德日气质的同济与英美气质的中研院在此相会

傅斯年拿出珍贵馆藏为同济助阵，
史語所咬牙拨出经费资助梁思成，

同济教授学子钻入史語所浩瀚书海，

无论文理，出了学术成果，与有荣焉，

优秀的人，不管文理科，一定互相欣赏敬重，
文科，理科，都在为国家做贡献。

直到抗战胜利后，一箱箱的文物，器材与人员，随着滚滚长江再次东去。

回首这六年的日日夜夜，
这些学者心中充满感慨感恩，
他们在栗峰山庄立碑感念李庄的接待。

”山高水长”碑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尔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乐居.....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

碑额由董作宾题”山高水长”，碑上刻有傅斯年、凌纯声、董作宾、李济、梁思成、梁思永......等53人的姓名，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大半个学术领域的精英。

李庄的历史书写，仿佛就停格在了1946年。

他们的人生，从此天南地北。

有人去了台湾，有人去美国，有人留在大陆。

而担起”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罗南陔全家与众乡绅，在改朝换代之际，一天之内全都丢了性命。

李庄中学校的运动场就在长江边，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开心地跑步，真是个和平的时代。

当年大批同济学生、故宫文物、学术大师们从这上岸，离开；也是乡绅们生命尽头所在。

和平盛世，处处都抢着自称有文化，
”文化”显得多么廉价。

然而在乱世，”文化”却成了千钧重担，
人人避之不急，甚至会成为罪状。

抗战时期大后方有四个文化中心：
重庆、成都、昆明、李庄，
前三处都是大城市，
只有李庄是座远离现代文明的小镇。

这担子压在大城市头上，也许不那么沉重；
然而，一座只有三千人的小镇，
一肩挑起这重任，
负上了代价。

“文化脊梁”真不是那么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