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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田:七届兰亭奖与当下书法创作

 青木森森 2021-05-04

编者按:4月14日,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活动在浙江绍兴举行,颁奖仪式后,在兰亭书法博物馆举行了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兰亭论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平安、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教授李刚田分别作了题为“从美学看书法”“伴着汉字起舞——谈文字守正与书法创新”“七届兰亭奖与当下书法创作”的演讲。在李刚田先生的发言中,针对当下书法创作的一些风气、国展与兰亭奖的不同和共性、获得此次兰亭奖的必然性与相对性,以及“艺文兼备”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分析。现在的很多创作,“只是在形式及书写材料上极尽变化以适应展览,而笔墨的表现语言仍停留在古人小幅近读的范式中,没有适时的新变,没有创作激情的贯注,更没有'人’的在场”。“在重注形式表现的展览时代表达传统文化精神,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提升创作主体——人的传统文化素养、道德修养乃至人生价值观。”“获奖、入选也有相对性,这种结果是特定的评委班子经过特定的评审流程而产生的……”对成果有肯定,对问题有剖析,对于评审制度的确定与评审结果也予以了客观理性的评判。

李刚田:七届兰亭奖与当下书法创作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征稿、评审、展览、出版工作已基本完成,我参加了评审的后半段工作。此次兰亭奖投稿作者总共1600多人(包括理论),每人3件作品,作品总量在四五千件,整体来稿质量是比较高的。听说几轮投票后,一些过去成绩很好并已较有名气的作者作品被淘汰了,1600多位投稿者最终只取几十名,入选概率很低。由于名额所限,有很多好作品未能入选,颇为遗憾。作品参加评选就是一种竞争,竞争就有残酷性,评选结果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我听到书界的一些议论,说兰亭奖与国展拉不开距离,有重复、雷同的感觉。因为形式都是“展览”,参与作者也都处在同一时段,秉承“展览时代”的创作理念,表现着相近的技法与形式,所以两个展览很难有大的区分变化,但是兰亭奖与国展还是有各自不同特点的。

首先从评审遴选方面看,国展是以对一件作品的评判为唯一依据,当然其中也有文化性的考察,如对文本内容、自作诗文的审读等,但仍是聚焦一件作品的文化判断与艺术判断,没有涉及到作品之外的因素,并且,近几届国展已不再设置奖项。国展入选作品数量较多,比如2019年的第十二届国展,展出了一千多件作品。而兰亭奖则不同,设有金、银、铜奖及入展,像本届总数只有69人,其中创作54人、理论15人。就创作评审来看,兰亭奖的评审依据主要仍是投稿作品的艺术水平与表现出的文化水平,但比起国展,增加了对作者近三年(两届之间)创作成果的考察,以及对作者自撰诗文的评判和文化学养的面试。兰亭奖规定创作投稿每人3件作品,其中至少一件是自作诗文,比国展更加全面综合考察作者的创作能力与文化素质。如果说国展评判的指向是“艺”,那么兰亭奖则在指向“艺”的基础上兼及对“人”与“文”的考察。

再从投稿方面来看,国展对投稿作品没有设定门槛,所以参加投稿的作者以数万计,要比兰亭奖的作者多很多。由于第十二届国展开创了一位作者不同书体可入选多件作品的先例,在大家看来在国展中一次入选多件作品相当于获了大奖,所以有很多优秀中青年作者投来作品,其中不乏有一定知名度的书家。但多数投稿者还是非中国书协会员,主要是希望通过入展国展获取入会资格的广大作者群。而对兰亭奖投稿者的规定是必须是中国书协会员,这一限定使兰亭展投稿作者从群体上看要高于国展投稿作者。作者群的不同使两个展览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比如国展中明显表现出流行色彩及制作风气,尤其是近两届国展有很多高校书法专业的在读学生参与投稿,使制作及跟风的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为了赢得评委的选票、吸引观众的眼球,近年展览中的作品有很多走向了极端工艺化、技术化或极端写意化、形式化的两极。例如近年展览的篆刻创作中,宋代以来渐渐形成的中国篆刻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及审美取向——汉印,其地位在动摇,大展中最能赢得选票的是极度精工(清、民国样)与极度写意的(古玺样)作品,缺少的是能在汉印基础上赋予新意而被众评委认可的作品。而这类作品恰恰是前辈篆刻家创作中表现出的主流风格。究其原因,这是由儒家中和之美为主流的传统篆刻渐渐改变的结果。从对“雅”的追求变化为形式表现,作品由耐人品读的“雅”变为了单纯对视觉冲击力的追求。书法创作同当下篆刻创作一样,创作者为求在众多作品中突显,向极度精工与极度写意两个极端发展。求极度精工者,每每大篇幅写小字、写多字,或几段式联缀成大幅,或写长卷、册页,以装饰化、技术化、工艺化取胜;在形质上求与古人相近,“克隆”范本,只是在形式及书写材料上极尽变化以适应展览,而笔墨的表现语言仍停留在古人小幅近读的范式中,没有适时的新变,没有创作激情的贯注,更没有“人”的在场。另一类是走向极端写意,无度夸张变形的篆隶、春蚓秋蛇式的狂草,将书法变成视图,解构字法,夸张笔墨,使作品美术化、图案化,以图视性替代了书法的可读性,以技术性取代了文化性。

而在兰亭奖的展览中,追风与制作两大现象明显弱化了很多,更多的是展示自然书写与独立风格。从作者队伍构成及创作风格表现两方面看,兰亭奖还是要高于国展的,当然这是就整体分析比较而言,针对某一具体作者、具体作品,不可以此论来定高下,况且两个展览作者群也有交集与重合。

虽然两个展览有一定差异,但共性特征更为明显。这个共性是书法的“展览时代”造成的。当代书法创作中作者的表现意识及技法与形式的表现性非常明显,这与古人所谓的“无意于佳乃佳”大不相同。虽然近年来从社会到业内一直在呼吁加强书法的文化性,中国书协为加强队伍的文化素养以及创作的文化品质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但书法毕竟进入了新世纪的“展览时代”,我们不会回到啸傲林下的魏晋文人时风中,也不会重复清人所追求的金石风骨、庙堂气象。时代发生了新变,历史不会走回头路。经过40年探索发展的当代书法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回归到古代文人书法的模式之中,时代的新变铸成了书法的新变。在当下书法繁荣发展的热运行中,需要书法人做出文化性的冷思考。当代书法的时代新变有其必然性,就艺术创作来说,对古人有许多突破与发展,有其进步性,但将当代书法创作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看,又有一些深刻的问题需要我们的理性思考。当代书法在探索与新变中发展的成果需要我们充分肯定,但其中失落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华美学精神需要我们唤回。这是时代给书法人提出的课题,这不是简单地在创作形式与技法乃至审美倾向上向古典的回归,而是在保持和发展当代书法在艺术形式、创作技法探索出新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强化传统文化精神对书法的内在支撑力。

在注重形式表现的展览时代表达传统文化精神,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是提升书法创作主体——人的传统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乃至人生价值观。一方面应加强对传统书法乃至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要对时代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对创作的传承与新变有适度的把握。当代书法重视技术,但更需要知识的厚度与思想的深度,如果再高一层次地去认识,那就是要有艺术的境界与人格的境界。技术、思想、境界,此三者缺一不可。当代书法不应该是简单的文化的减负与形式的张扬,而是应对作品的文化内涵及艺术表现力两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然后,谈一下获得此次兰亭奖的必然性与相对性。

首先要祝贺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获奖者、入选者,并对1600多位投稿作者表示敬意。69位作者能获奖、入选有其必然性,是其深入钻研、辛勤创作、长期积累的结果,能被数十位评委高度认可,在1600多人中脱颖而出,证明其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有着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平与学术研究水平。实力是最根本的,实力造就了成功的必然性,不具有实力其他一切都是空的。但获奖、入选也有相对性,这种结果是特定的评委班子经过特定的评审流程而产生的,是通过民主投票——“简单多数”而产生的。“得票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吗?”“铜奖的某件作品怎么看起来不比金奖差?”“某某的水平很高,为什么落选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些疑问未必没有其合理性。依照多年评审的经验来看,得票最高的作品往往是技法精湛、形式完美、大家都能接受的作品,但若论及创作的原创性、作者激情的表现乃至作品中的诗性境界,又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原创、诗性乃至作者人格魅力的折射却是艺术创作最具本质意义的。表现独特、个性突出的作品在“简单多数”的评审流程中得票往往不是最高的,技法与形式上的个性化表现往往使诸多评委难以达成共识。这个矛盾在许多类似的评审中都存在,但不用这种“简单多数”的评审办法又没有其他合理、合法而被普遍接受的方式,这种多评委投票、打分的方式,实际是一种相对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评判。像上个世纪第八届中青展的评审,为保护创作个性与原创,曾尝试用评委个人提名推荐获奖作品的方式,但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有利也有弊端,终难被普遍接受。现在的评审机制是积累总结数十年评审工作经验,经过不断充实、修改、完善而逐步形成的,是较为科学、合理、严谨、符合书法创作特点的,是被各方面所普遍接受的,尽管这种评审结果也有其相对性。在本届兰亭奖评审工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细化、加以严谨的地方,应当加强总结研究,使之愈加完善。

世间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事物,评审也不会有每个人都认可的所谓的绝对公平,兰亭奖评审结果必然性中的相对性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评审结果只是作者此时此地此件作品在特定评委构成与特定评审流程下所产生的,获奖者不可以一次成功而定终身,而落选者大可不必沮丧而失去信心。愿意参与、敢于投稿就说明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机会总会等待有实力的作者。而此次的成功者如果不注重长期修炼自身,不注重思想的深化乃至人格境界的培养,抱着既得成果而乐不思蜀,则也有可能会渐渐边缘化而终被时代所忘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已有此类先例。

下面,再说一下“艺文兼备”的问题。

伴随着这40年当代书法繁荣发展的过程,也出现了许多值得书法界认真思考的问题。展览机制使然,令追求形式对视觉的冲击力、追求形式的不断新变成为当代书法创作的时风。作品的可视性取代了可读性,设计性湮没了自然书写性,外在的形式屏蔽了内在的文化性……作品的形式与风格与作者其人剥离,书法不再是“如其人,如其志”,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表现,以致被人称之为“展览体”。展览机制使书法的作用与价值不再是传统文人的“修身”作用,而是将书法人推入相互竞争的洪流之中,这种竞争一方面是书法繁荣发展的推进器,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书法人的创作心态乃至生存状态。而在创作中,这种竞争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争奇斗艳,缺乏深层的文化支撑与书法对人精神的陶冶。展览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力把作者带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中,在部分作者群中呈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弥漫着浮躁的风气。传统书法作为文人修身的作用在丧失,在创作中,作者一味追求技法的出新与形式的出奇,而知识储备的不足与创作思想的肤浅乃至文化修养、文人风骨的缺失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当下书法的繁荣发展中,书法人当具有文化上的忧患意识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展览是40年书法繁荣发展的舞台与推进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随着书法繁荣发展的进程,重视书法创作的文化内涵、提高书法队伍的文化素养已成为各方面的共识。新世纪以来,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呼吁书法的文化回归,从作者素质、书写内容、师承方法、作品形式等全面进行反思,创作开始在技法上强调笔墨表现中细节的精到与笔势的自然,在形式设计性中加强了传统的自然书写性,在突出形式表现的同时兼顾到作品内在隽永的文化意味。这些思考是基于当代书法数十年探索发展、不断否定又不断有新建树的长期过程后的结果,是当下各个领域都在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背景下书法界的表现。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在提升队伍的文化素养、强化作品的文化属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展览评审强化对作品文本、文字的审读,举办国学班对优秀中青年书家进行文化培训,加强对“翰墨薪传”工程的推进,等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艺文兼备”是基于当代书法40年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但真正落实很不容易,因为书法已经离开了传统文人的“书斋时代”而进入“展览时代”,书法创作突出形式与技法已成必然趋向,书法美与文字“用”的功能在渐渐分离。此时提出“艺文兼备”,不是简单地回归过去,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新的发展。前几年在内蒙古乌海举办的“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的论坛上,展览时代书法的可读性与可视性成为论辩焦点,展览书法的阅读性在淡化,而视图性在突出,书法的技法与形式成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指向,而文字的阅读功能、书法内在的文化性日渐萎缩。深层问题还涉及到书法的美学本质及社会功用,是“形式即内容”还是“文以载道”?对于这个问题,当代书法人也各执一词。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中国书协第八次书代会上强调:“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挥毫,充分发挥文以载道、以艺弘道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明确了书法艺术的社会功能。第十一届国展中国书协提出的十六字创作理念“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是准确而及时的,既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时代的前瞻性。面对繁荣之中的浮躁、发展中的泡沫,面对业内外的多种声音,书法界应强化正面的倡导,唱响以十六字创作理念为基调的主旋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中的中华美学精神,是对“艺术为人民”最重要的践行。

中国书协为提高书法队伍的文化素质以及加强当代书法的文化性,采取了多种具体措施,对展览作品加强审读就是其中重要一项。中国书协对作品文本及文字的审读工作已进行了数年,坚持审读也使作者对文本、文字的重视渐渐加强,审读工作显示出其必要性和对创作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在审读中也不断积累经验,使其更符合书法创作的独特性。对于文本审读、文字审读这两方面,总的原则是既要判明正确、决定取舍,又要柔性操作,把握好一个“度”,既不能因艺而伤文,又不能因文而损艺,作品艺文兼备、相辅相成,在“文”与“艺”的相互支撑、相互兼容中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完美。但面对具体的问题,需要用心甄别、讨论,既要保持创作中文本与文字的严肃性,又不可因“刚性执法”而伤及作者忘我创作中的激情,不可因对文字、文本的过度审读伤及了创作的“锐度”。如此审读,并不能完全保证整个展览文本及文字不出“错”,因为毕竟是书法艺术创作,由于用字原则的差异及把握尺度的宽严有别,并不能保证每个字的用法都能与公众达成共识,将来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指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努力避免无理由的文字“硬伤”。

正在征稿、创作进程中的中国书协主办的“伟业·庆祝建党百年书法大展”稿件审读工作,因为是重大主题展,协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是:秉承“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指导方针,坚持以艺文兼备为原则,把握好“文”与“艺”的关系;坚持以学术规范为准则,把握好普及性与专业性的关系;尊重历史传统,关注现实需要,注重理性判断,审慎尺度把握,既不以文轻艺,又不偏艺轻文,传承中华文脉,弘扬时代精神。

从以上可以看到展览主办者在“文”与“艺”之间的用心权衡。在“艺文兼备”理念主导下的书法创作,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开创书法新路。当代“艺文兼备”的创作既与“书斋时代”的文人书法有区别,又不是展厅中所谓的纯粹“视觉艺术”。既要关心“写什么”,又要思考“如何写”,艺与文并重、形式与内容并重、弘扬传统与彰显时代并重,是新时期书法“守正创新”的新课题。书法走进展览时代,不是文化的减负与形式的张扬,而是从作品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的表现力两方面,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代书法繁荣发展40年,并且还将继续“热”下去。回顾这40年探索前行之路,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如果说上个世纪的20年是当代书法的探索发展期,而本世纪的前10年则可称为稳定发展期,而近10年则可视为文化深化期。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去研究当代书法发展变化的脉络,则是很有意义的,并且与当代书法发生的背景——改革开放后各项事业变化发展的节奏是协同一致的。其中有书法艺术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性,也有社会背景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定性,当代书法在这自律与他律之中发展变化,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让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律,与时代同频共振,为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在新的时代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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