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驿站——上学记（二） 春节之后，开学就升到二年级了，陈老师调到大学校去了，又换了一名新的民办教师，名字叫王志，正牌文革前初中毕业生，水平比前面的老师都高出一大截，除了课本上面的算术题，他还自己编写习题给大家练习，纠正以前读错字和白字，这一阶段，我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很快就超过了前几名优等生，成了班级第一名，作业本上经常出现“优”和五分的批示。他还会写毛笔字，写了若干条彩色标语，贴在教室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九七一年的秋冬季节，林副统帅自我爆炸，就把几条林副主席语录标语撤了下来，重新写一些毛主席语录贴了上去。 但是这个时候的学习环境糟糕透顶，这间教室连着生产队的一间肥料加工场，队上两名四类分子韩玉普和王国忠在隔壁每天熬制大粪，满屋子臭气熏天，简直无法忍受，老师又找人把整个教室重新抹一遍泥，气味稍微减轻一点，后来政治形势稍微有点缓和，他们才停止这种侮辱性的劳动，我们也免受熏臭之苦。 一九七二年三月初开学，我们有十几名同学顺利升入三年级，就到离家五里之外的学校读书了。这个学校，坐落于村口大队革委会西侧，塔城子东面，只有三栋土坯房屋，学校是个大学校，班级也变成了大班级，我们班有近三十几名学生，来自不同的村庄，甚至还有临近梅林营子和东洼子大队的学生。新的班主任还是陈老师，但他只担任政治课。开学不到半年，又调来一个名字叫李淑慧的女教师，是一个正牌初中毕业生，她的父亲是旗教育局干部，因病早逝，就招了新职工，安排在这所学校教书，担任我们的语文和算术课。寒假以后，学制变了，改在暑期升级，所以三年级就读了一年半，虽然读了一年半，却没怎么读书，主要是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林彪孔老二，学习写大批判文章，经常参加社会组织的批林批孔大会。 记得一次参加大队革委会组织的全大队批林批孔大会，革委会主任张丛富等若干人登台发言，控诉林贼篡党夺权罪行，掺杂着一些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会会标是“批林必批孔”，“斩草必除根”，会前是敲锣打鼓，会中是声嘶力竭，会后又是乌闹喊叫，紧接着又把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陈整风运动相结合，学习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我的一点意见》，老师读过之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七八年又来一次啊，什么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啊，什么“三要三不要”啊，整天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内容。 一九七三年暑期过后，升入四年级。记得那时候毛主席有一篇重要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时候，农村的学校开始实行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制度，学校请来了小北营子一个农民，名字叫做许文学（当地把“学”读xiao的二声）的，让他来管理学校。这个时候基本不上课，主要是在这个农民指导下学农，从初春开始，平整土地、浇地、送粪、播种、薅地、耪地、趟地或者是培土、防病虫害、一直到秋收，这还没完，冬季还要积肥，准备来年的农事儿。农闲时节，还要参加“灭鼠拔原”运动，上山挖老鼠。或者是学习《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文化课的学习已经事实上完全停止了，一年好像都没有正经上课，整日到各个生产队学农，唯一的收获就是跟李老师学会了打算盘。 一九七四年春天，北京中关村三小的一个小学生黄帅，给人民日报写来了一封信，开始了批判师道尊严，夏季辽宁省抚顺市龙凤矿子弟小学的杨颖又开始走红，批判师道尊严再次掀起高潮，教学秩序受到了空前破坏，老师已经不允许上课了，考试也取消了，我们班级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反潮流英雄”韩韶华，尽管他没成什么大名，对我们班级的学习秩序的破坏却是灾难性的！ 入夏，又传来了河南“马振扶中学事件”的有关文章，从此大批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不学abc，照样干革命，高调停课闹革命，达到了极致状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如期升入五年级。一直闹腾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真的有一个短暂的回潮，我们才又重新回到教室里读书。可是好景不长，又开始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学习小靳庄运动，学习又一度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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